走出传统:北洋政府时期的县公署制度

清代州县行政存在组织机构不健全、行政与司法不分和财政家产制等封建性弊病。北洋政府时期,县行政长官任用私人势力履行县政职能的情况开始得到改变,司法与行政开始有所分离,法制化的行政经费制度开始建立。所有这些改革均具有重要意义,标志着中国的县行政制度开始摆脱传统而走向现代。     

乡场与晚清四川团练运行机制

从县衙到乡村的行政统合运转为着眼点,可以发现晚清四川的“场”从经济社会的中心地成为政府认可的实际行政层级,统辖乡脚、团保及属场。围绕团练等“公事”,县政中形成了“以团养练”等包干式的财政供给机制、“议粮”为标志的议事程序、公局“席位”等代表性人事保障机制。“公事化行政”通过种种正式与非正式的体制机制,含纳并汲取社会中的人力、经济、代表性等资源。以乡场为承上启下的枢纽,县政得以运行。     

抗战时期安徽新县制改革研究

抗战初期,新桂系参考广西经验对安徽县政进行了初步改革。1940年起,新桂系安徽省府推行国民政府新县制,内容包括行政机构调整、民意机关创建、国民兵团编整、干训体系完善等诸多方面。改革所带来的基层政权人员与机构的正规化及对地方自治的有限试验,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国安徽政治现代化,并为安徽省府进行社会动员、坚持敌后持久抗战产生了积极影响。但由于各种不利因素制约,改革最终未能摆脱近代中国官治吞噬自治的政治窠臼。     

梁漱溟与邹平乡村建设

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农村经济持续凋敝,已处于崩溃的边缘。许多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为图恢复和振兴,都不约而同地关注农村。一时间,全国各地兴起了乡村改良运动的浪潮。乡村改革实验星星点点,遍布大江南北……有官方主持的,如行政院农村复兴运动、江浙的县政改革实验、山西的村政改革等;有民间倡导的,如山东乡村改革运动、定县平民教育、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等。其它     

整顿与训导：福建县政人员训练的历史考察（1934-1939）

县政人员训练是陈仪整顿闽政和推行县政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在加强基层控制、推动吏治改善等方面取得一定效果,后被国民政府推至全国;但仍存在诸多弊端和不足,学员逐渐沦为旧官僚阶层,基层治理难如人意。这也是民国时期基层干部训练的缩影。     

唐代县主簿初探

唐代县主簿是县级行政制度中的重要官职。其设置在唐代前期比较稳定,而后期则体现出了不确定性; 县主簿具有勾检、监印及部分司法职能;县主簿的出身有科举、门荫、流外入流等途径,而他们的迁转去向也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主要为县政官员及言官、御史等。     

国民政府县政问题探析

南京国民政府县政的实践过程,应包括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1.县级政权的结构形式及其制度安排;2.县政权力体系对县域事务进行的管理;3.县政公务员队伍尤其是县长群体的面貌和质量;4.县政其他相关利益群体状况。国民政府的县政治理与其执政成败有不可忽视的关系。其县政之弊太深,国民党自身无法从根本上、整体上进行补救,其县政失败结局自属必然。而其县政的不成功以致失败又反过来成为国民党失去政权的重要原因。县级政权在国民政府的政权体系中被置于边缘化的地位,国民政府对县政的敷衍,最后得到的是毫不留情的历史惩罚。     

简析日本省厅改革

９０年代以来各国纷纷进行行政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已经成为世界潮流，日本也不例外。１９９６年１１月２９日，第二届桥本政权成立。桥本在众议院发表施政演说时提出行政、金融、经济、财政、社会保障和教育等“六大改革”，把它们作为本届政府最重要的任务，并把行政改革作为“六大改革”之首，放在突出的位置上。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４日桥本内阁正式批准了“行政改革会议”关于日本行政改革的最终审议报告，行政改革开始启动。报告确定了改革的方案，拟从２００１年实施。这次行政改革的主要内容有三个方面，即强化内阁和首相的功能；省…     

南京国民政府县级政权的运作机制：1927—1937年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37年),县级政权运作机制开始向分职化、科层化运作方向发展.县的法律地位与组织架构较为明确,县行政体制中出现了县政会议、县行政会议、区长会议、县党政谈话会、以及各类专门委员会会议等运作方式;县对地方事务也有一定的立法权和决定权;县司法与县行政逐步分立.县级政权运作机制中出现的这种新因素,不同程度地体现了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地方政权组织中分权制衡的基本原则,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因素在实际操作层面,成效不大,因而其象征意义要大于其现实意义.     

南京国民政府行政督察专员区公署制与县制的关系

20世纪30年代初,南京国民政府创设行政督察专员制度以加强对县政的控制。从法理层面上看,专署与县之间的关系体现在行政监控、人事监控、财政监控、行政统筹、政治沟通、直接的军警领导权诸方面;从现实层面上看,专署与驻在县及辖区其他县的关系不同,专员权力的大小因专员和各个县长的资历、能力、背景、个性的不同而呈现其差异性。此制的建立,是国民政府完善官僚层级、重建国家权威的尝试,然而受派系、地缘、血缘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地方政府的法制化进程任重而道远。     

定县实验与农村复兴运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晏阳初领导的以定县实验为主体的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和国民政府倡导的农村复兴运动相结合,使乡村运动走上了“政治与学术合流”的道路,“合流”的结果产生了河北省县政建设研究院。在县政与研究院的双重作用下,平教会的工作得以推进,同时也因此失去了原有的独立地位。但是,无论怎样,这些现象表明当时政府和民间在重构国家权威上的一致性,在自觉地为达到“国家再造”这一目标而进行不懈的努力。     

超越与制约:西宁市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的思考

十八大以后,国务院大力推动了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核心的简政放权改革。通过一系列以"取消、下放、转移、改变管理方式等改革举措"进行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各地各级行政服务大厅建设,使简政放权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2013-2016年,西宁市开始实施相对集中行政审批权改革,成立西宁市行政审批服务局。但是,相对集中行政审批权改革及行政审批服务局的成立也引来诸多质疑,其中"合法性"的质疑颇多。     

“家族政治”与“县政特色”

一位社会学博士在中国中部某县＂挂职＂后,写出一篇讨论＂县政＂的论文。9月1日出版的南方周末摘编了＂政治家族＂一节。中国政治权力机构非常神秘,但＂县政＂是公众的目光勉强够得着的政治基层，特别是因为在互联网，县政正在解脱神秘。因此，这篇文章所提供的内容，很多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认识和判断去对照。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高校行政管理中有效性的发挥

随着高等教育不断的改革与深入,各高校的办学规模越来越大,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也越来越多,这将对高校行政管理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行政管理者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也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本文,就笔者借助在高校行政管理中工作多年的实践经验,对高校行政管理中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现状,行政管理人员的素质建设,以及如何能在高校行政管理中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效性得以发挥,做了简单的阐述,望能提高高校全面服务质量、提升高校的竞争力。     

名同实异——战时国共两党县长的比较研究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在基层政权建设过程中产生的县长群体,尽管有着大致相同的历史定位,也都承载着国共两党的殷殷期许,但是不同的县政设计理念,形成了县长不同的社会阶层结构;不同的选拔任用机制,又使得县长的年龄结构和教育文化背景相差甚远。体现在县政的运行机制方面,同样反映着国共两党县长各自不同的工作方式与作风,实际施政效果也大相径庭。名同实异的历史面相,大异其趣的精神世界,又在很大程度上积淀了他们不同的生活轨迹和生活作风,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政治文化,折射着国共两党各自的意识形态符号和象征。     

关于打造新型行政文化的思考

行政文化包含行政观念文化、行政制度文化、行政行为文化这三个基本要素。纵观当前我国行政文化,在继承我国优秀传统行政文化的同时,也残留了不少封建文化的弊端。在当前新一轮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倡导新型行政文化对于促进政府公务人员转变行政观念,转变行政作风,推动政府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新型行政文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所要塑造的就是"为民、务实、清廉"的政府公务人员,这也是我们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主要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正是打造新型行政文化的有利契机。     

只靠教育部门自己完成改革，不可能!

在我看来,不仅仅是要改革高校体制、中小学体制,更重要的是要改革教育行政管理体制。居于上位的政府首先要放权     

中国行政管理的改革进程探析

中国的行政管理经历了三十余年的改革历程,经过了改革政府机构、建设法治政府、完善决策机制等尝试,取得了诸多效果。但在改革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挑战,这些挑战需要在以后的改革过程中予以克服。因此,必须从坚持以人为本、优化政府结构和完善服务职能等方面继续深化行政管理的改革进程。     

两种自治观的并存与消解:云南省联省自治时期县议事会实际运作之考察

按照《云南全省暂行县地方自治章程》之规定,县议事会有监督县知事行政、审核县预决算、决议县单行规则及其他县自治事项等权力,但实践中则是传统的县政结构使这些制度设计均落了空。其原因除了学界经常强调的官治与自治之冲突外,还因团体自治与社会自治两种自治观的并存与冲突,此两种自治观的冲突与消解现象非联省自治时期的云南所独有,它贯穿着自清末至实施新县制之前的中国县地方自治史。     

抗战时期浙江省行政改革述论

抗战时期黄绍竑主政浙江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实施了"刷新政治"的开明政策,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政策措施。在行政改革方面,调整各级行政机构、组建浙西行署、推行新县制、实施行政考核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国民政府对基层政权和民众的控制,推动了浙江后方国统区的初步开发与乡村教育的进步,也有利于抗战事业的发展,但由于各种原因,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实施的成效也并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