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林批孔”运动始末

一 自1971年“九一三”林彪叛逃事件之后,社会上已有越来越多的人对“文化大革命”产生了怀疑。     

梁漱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

梁漱溟(1893—1988),广西桂林人,原名焕鼎,字寿铭、萧名、漱溟,后以其字行世,是中国现代思想家和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梁漱溟因为1953年与毛泽东公开"争论"而     

郭影秋临终口述：“文革”亲历记

亲身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之后,我常常在思考,那场所谓的大革命,实际上是一场大恐怖、大灾难、大浩劫、大噩梦。其造成的恶果,对整个党和国家来说,几濒临党亡国毁的局面,对个人来说也常造成家破人亡的厄运。因而,无论是全党或者是个人,都应对之进行严肃的反思与总结,应当把当时的各种阴暗与丑恶,统统暴露在阳光之下,以使这种悲剧永远不再重演。     

粉碎“四人帮”全景写真（下）

“我搬到玉泉山以后,得到消息说,‘四人帮’的爪牙,在上海把红纸都抢买光了,准备迎接他们的大喜之日了。”     

魂断燕山巨星落——邓拓最后的岁月

1966年北京的暮春，本该是最美好的春潮花期。而这年不同于往年，政治阴霾密布，硝烟弥漫，一场政治暴风雨即将来临。在那“乌云压城城欲摧”的黑暗时刻，真叫人透不过气来。     

“四人帮”组阁与毛周长沙决策

1973年,中共十大之后,面对即将召开的四届人大,由谁来“组阁”?这是一个关系中国未来命运和前途的大问题。     

并非笑话和假话的荒诞事

十年浩劫期间,林彪、江青等一伙野心人物凭借他们取得党中央的一部分权力打着最“革命”的旗号和“高举”、“无限忠于”的幌子,将个人崇拜推向了极至,一些政治工作的内容泛滥到日常生活,使人啼笑皆非。     

“文革”前王海容与毛泽东的交往

1950年仲秋,毛泽东电邀九表兄王季范进京。在中南海的那次洗尘晚宴后,毛泽东把过去发生的一切告诉了王季范。望着年近古稀、须发花白的表兄,极富感情的毛泽东悲从心来：“九哥,……”毛泽东不知从何说起。好半天,他才哽咽着说：“你把德恒(王季范长子)交．给我,可我没有照看好他,自当难辞其咎啊!……”说着说着,止不住两行清泪潸然而下。     

廖盖隆“文革”中拒绝“批邓”

对我来说,廖盖隆是一位为人耿直,为学勤勉的师长。     

红卫兵美术运动

任何一部记述20世纪60年代中国社会历史的著作,如果不涉及红卫兵问题,就不能说是完备的。     

我听胡耀邦谈防止文革重演

2006是值得好好纪念和进一步反思的重要年头。40年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风暴席卷神州大地,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苦难。30年前,我们党一举粉碎“四人帮”,为中国能迈向新的历史时期创造了良好的契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中国终于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期。回顾过去、瞻望未来,我想起了列宁说过的一句话：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毛泽东同志也曾说过,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文革”这样的大灾难为什么会发生？我们应该从中吸取什么样的教训？我们怎样才能确保类似的灾难不会再发生？虽然这方面已经有了不少可喜的研究成果,但我个人认为,这个问题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还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把这一研究工作深入进行下去。因为这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能否健康地向前推进的大问题。在此,我不禁又想起了25年前耀邦总书记的鞭辟人里的一席谈话。     

“运动”中的人世情

我1964年大学毕业时22岁,被分配到中国戏剧家协会《戏剧报》编辑部工作。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大家选我当了《尽朝晖》这个组织的头儿。1967年中直机关成立革筹小组,李英儒同志是戏剧口的负责人,他物色了十余位年轻人,成立了戏剧口革筹小组。我是其中的一个。     

宋庆龄在“文革”时期——纪念宋庆龄诞辰110周年

1966——1976整整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对于刚刚走出1959年天灾人祸不久,正处于复苏时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来说,又陷入一场空前的浩劫。     

“花生夜间开花”谎言破产记

“花生夜间开花”奇闻,是“文革”期间“四人帮”炮制出来的一场荒唐闹剧,目的是借工农兵学毛著、搞科研之名,贬低、打击知识分子。闹剧的主要人物是“花生大王”、农民学毛著积极分子姚士昌。     

一份流传甚广的“周恩来遗言”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后,全国各地流传着一份周总理的“遗言”,仅安徽一省,共抄出“遗言”6903份,可见流传之广。     

被『批林批孔』折腾的《林肯传》

1974年7月,正当“批林批孔”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时,一封沉甸甸的“中央批文”下达到人民出版社,要求出版一本《林肯传》中译本。     

“一打三反”在我村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政治运动便一场接着一场,其中涉及农村而且影响最大的要数发生在1969年冬至1971年春之间的“一打三反”运动。     

学大寨运动给亳县带来的灾难

安徽省原毫县（今毫州市谯城区）在文化大革命清理阶级队伍中的1968年8月,掀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高潮。从1968年至1977年的十年间,农业学大寨步步深入到各个方面。要求“年年都有新套套”,分期分批建成大寨式生产队、大队、公社。根据中央（75）21号文件“全党动员,苦战五年,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的指示,毫县按照建设大寨县的六条标准,作出三年（1978）建成大寨县的决议。到1977年冬,随着深人开展揭批“四人帮”和对“两个凡是”的突破,农业学大寨不再提及。随之迎来了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使农村形势迅速发生了根本变化。     

我在非常时期接触的特殊人物

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我先后被借调到中央所属的几个单位去临时工作。那正是我们党和国家风云变化、历史大转折的时期。我有幸在打倒“四人帮”、拨乱反正与走上改革开放的年代里,见识到一些不平凡的人和经历过一些不平常的事,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罗思鼎”和“朝霞”事件

1973年9月15日,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亦即罗思鼎）直接控制的《学习与批判》创刊,上海市委写作组以石仑的笔名在该刊创刊号上发表《论尊儒反法》一文。这标志着上海市委写作组为“四人帮”大造舆论进入了一个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