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的义理观

戴震治经能执简御繁,注重对经学本自身意义的探求,即义理。戴震认为,章句训诂是治经的手段,寻求义理才是治经的终极目标。唐宋以来,一些人学明确提出“以载道”的观点,截霞芒张治经闻道、寻求义理,可以说是“以载道”的另一种表达方式。’     

戴震与皖派朴学关系考察

戴震在其《毛诗补传序》中明确的考证名物字义的治经方法和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被不疏园学者奉为圭臬,标志着皖派朴学矩矱的形成。他避仇入都后,通过结交学界名流、宣讲皖派朴学的治学方法和治学精神、推介江永及其著作,皖派朴学逐渐被京都学界所接受。戴震认为文字、音韵、训诂、历算和水地等都是订经的必要资助,故开拓出多元考据对象,并各有独到的建树。经过师友、弟子的笃守与广传,戴震倡导的情感哲学、因声求义的训诂学、勇于改字的校勘学、重视地理沿革的方志学以及西学中源的天算学,皆发展为独立的学科门类,戴震亦获得“皖派宗师”的尊称。皖派朴学在戴震的引领下终于突破地域限制,成为有清一代显赫的学派。     

戴震方志学理论管窥

戴震是我国清代伟大的方志学家,他长期应聘志局,纂修地方志,硕果累累。他纂修的《汾州府志》详审核博,远胜古人,堪为方志楷模,为清代名志之一,对后世影响很大。戴震形成的方志理论较为完整系统,他提出方志要“重沿革”,认为“古今沿革,作志首以为要”;要“重民生”,以切民用,明政事为修志目的;要“重考据”,主张考辨求实,留信史于后。戴震的方志理论,对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皖派宗师戴震名物训诂方法的科学性

戴震认为,非从事于字义、名物、制度研究不足以发明六经孔孟中的微言大义,所以十分重视名物考证。戴震的名物考证著作有《考工记图》《经雅》等专著以及十几篇研究论文,内容涉及车制、乐器、兵刃、建筑、鸟、兽、虫、鱼、草木、服饰以及礼器等。戴震在名物训诂过程中始终坚持了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他不仅运用数学知识准确描述名物的少广、旁要,运用几何知识绘制图画,使名物展现于一纸之上;还综合群籍、触事广义,全面介绍名物的大小形制及特色;因声求义,推衍名物异名及命名之由;运用实物与典籍记载相印证。戴震训诂名物的目的是为解经提供一助,使读者知其世、论其人,最终通晓六经中的圣贤理义,从而达到经国济世、润泽民生的目的。     

论戴震的《诗》学思想及治《诗》特点

戴震是清代研治《诗经》的大师,也是乾隆《诗经》考据学趋向繁荣的真正推动者。他主张实事求是,反对恪守汉儒之说;应用文字、音韵、训诂考定诗旨,使研究方法更加科学;他归纳文理,反对缘词生训,对理解诗旨有重要意义。他开创的以字音、转语、名物制度考察诗义的方法论原则,推动乾嘉考据学的良性发展,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     

从《方言疏证》看戴震的校勘特点

作为一代考据学大师,戴震将其考据方法运用于校勘,他校勘《方言》较少依据版本,而是博综群籍传注,本之小学六书,以理论断;以求是为根本旨归,大胆改正讹文;发凡起例,首次从致讹角度总结误例。戴震的校勘体现出鲜明的时代学术风尚。     

守本开新,务求精进——关于第三届浙黔(黔浙)文化合作论坛“阳明学的理论与实践研讨会”的总结

我们这次阳明学的理论和实践的研讨会是很成功的.首先,这次研讨会既有宏观的把握,也有微观的开拓,应该说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从宏观把握而言,陈来先生昨天关于拔本塞源思想的探讨是一种宏观的论述,谈了圣人之心是什么,圣人之学是什么,圣人之教是什么.圣人之心就是万物一体之仁的仁心;圣人之学就是一种成德守业之学;圣人之教就是“五教”.     

胡适清代思想史研究浅议

对清代思想史的研究是贯穿胡适一生的一个学术主题。胡适认为,清代思想的发展是中国艺复兴的一个重要阶段,它体现了科学和理性的倾向。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对清代的反玄学运动、考据学和新理学进行了阐释。在对费经虞、费密、颜元、程廷祚、戴震等人的研究中,胡适形成了他治清代思想史的规模,并对反玄学运动的贡献,考据学的起源、内涵,新理学的传承、意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胡适对清代思想史的研究,是其学术研究的又一个范例,鲜明地体现了他的治学特点,反映了他对中国化发展的认识和希望。虽然未及系统成书,但基本展示了他对中国近世思想史的看法。     

方志性质之争抑或编纂方法之论——戴震与章学诚宁波道署论争辨析与方志学派存在与否之质疑

当今方志界将戴震与章学诚作为方志地理学派与历史学派的代表,其重要的标志就是《记与戴东原论修志》中关于章学诚与戴震乾隆癸巳夏宁波道署的论争,部分方志工具书将其作为方志性质之争的标志性事件。从论争观点、双方编纂的代表性志书的内容进行比较分析,笔者认为,戴震与章学诚唯一的论争只是修志方法的辩论,属方法论的范畴,将其当成方志性质的论争是没有丝毫根据的。双方编纂的代表性志书更无法体现地理性或历史性;并认为两者的争论是文化转型期的清中期,经世致用的非主流文化向仍然如日中天的经学主流文化的挑战在修志领域的反映。方志从宋代定型后,吸收了正史、地记、图经、家谱、杂记等多种文献的体裁与方法,属于多元、宽泛、独立的边缘学科。把方志性质窄化与其他学科趋同,对方志的发展是不利的。由此,由宁波道署争论引出的方志地理属性与方志地理学派、方志历史属性与历史学派,乃至方志性质本身应该进一步深入研究,对当今和未来的地方志发展意义重大。     

赵时春《稽古绪论》的思想内容及其学术评价——以文献学和思想史的视角

《稽古绪论》是明代学者、文人赵时春的思想性、史论性著作,其撰写的目的是阐发儒学思想、发表历史评论,同时也矫正士风、垂鉴当世。书中的儒学思想以“圣人”为核心,侧重在传统儒学和宋代理学命题,如圣人气象、五殊二实二本则一、吟风弄月等,其史论也以关涉儒学思想的历史人物、事件为主,见解新锐。这些论述虽然其整体难以登上明代学术的一流水平,但于深化传统儒学命题、深入认识历史,都有明显的借鉴、启迪价值。赵时春的学术具有明代学术的普遍特点,他不训释经典字词,不考辨儒学概念,而是一味的义理演绎和历史评论;同时,因擅长于文章创作,所以,即便是在《稽古绪论》这样的学术著作中,也处处体现出其纵横不羁的文笔。     

论郑珍文学创作的经学化

文学经学化是郑珍文学创作的基本特征之一,也是郑珍文学创作能够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本文分析了郑珍文学经学化形成的原因、特点以及表现方式,揭示了经学与文学在郑珍诗文创作中的密切互动关系。     

唐代经学统一的制度性保障

《五经正义》的颁行是唐代在经学文本上的统一举措。经学思想的真正统一还有赖于制度的保障。唐代教育、科举、铨选和其他相关制度不仅确保了五经的权威,而且极大地促进了经学的全面推广和传播。这些制度为经学统一提供了源头性的保障。     

刘知几“疑古惑经”思想探析

刘知几"疑古惑经"思想集中体现在对儒家经典《尚书》、《论语》、《春秋》等提出的怀疑与批驳中。他在强调直书实录、史学求真的同时,也注重儒家的纲常名教。"疑古惑经"思想对后世经史之学,尤其是唐代儒学、宋代辨伪学、清代乾嘉考据学和民国疑古思潮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谈宋初之"欲武臣读书"与"用读书人"

有关宋太祖欲“武臣尽读书以通治道”以及“宰相须用读书人”的说法,于宋初国家走向文治的导向意义,为历来的治史者和读史者着意阐发。对于与此导向相关的一些说法,我们既要注意其话语,又须把握其寓意;既要注意其说法,又须观察其做法,方能将层层包裹的解释与史实本身剥离开来。事实上,宋初国家政治秩序建设中“文治”导向的确立经历了曲折反复的渐变过程。     

河间古文、孔壁古文和中秘古文——汉代古文经籍流传考

河间古文、孔壁古文和中秘古文,是汉代古文经籍流传三个重要环节,三者关系不明,汉代古文经籍流传和学术不明。河间王国学举六艺,二十六年间,学者云集,天下古文尽在河间。孔安国亦游学献书河间,是析清古文经籍流传的关键。孔安国与河间有着很深的学术渊源,河间在中央极大压力下,部分古文珍本由安国收藏,后由安国家人献于朝廷充入秘府,遂为中秘古文。     

经史尊卑论三题

在中国学术史上,经史关系源远流长,经史尊卑确有纷争。本文以《汉志》“史附于经”现象、宋代“荣经陋史”观和明清“六经皆史”说三个涉及到经史尊卑的重要论题展开讨论,认为《汉志》“史附于经”只是一种目录分类现象,没有反映汉代经学与史学已经学科分离的客观事实,不能作为汉代史学依附于经学的依据,也不能说明二者之间存在着先后、尊卑和主从依附的关系。宋代义理之学提倡以经为本、先经后史,有一种普遍重经、荣经的倾向,但就其代表性学派程朱理学的经史观念而言,其荣经是实,陋史则不确;尊经是实,卑史则不尽然。明清学者重视阐发“六经皆史”,普遍主张道器合一、理事合一与经史合一,然而与明代王阳明主张经与史同具于吾心、王世贞以经史区分典籍、李贽以否定儒学权威为目的的学说旨趣不同,清代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主旨思想,是要后世史学效法“六经”切于人事的学术精神、崇尚“六经”“圆而神”、“方以智”的撰述旨趣,以经世致用和史学变革为目的;明儒不以尊卑论经史,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也无贬低经学之意蕴。     

驳章学诚“戴震不解史学”论

戴震与章学诚是清代乾嘉学术的两座高峰,戴氏以典籍考证著名于世,章氏以史学理论自矜于时,二者学术路径不同,旨趣有别。而章氏以"戴君不解史学"攻击考证学派,引出了一个令后人长期争议的话题。通过对戴震著述的全面探讨可以考见,戴氏不惟甚解史学义例,而且在方志、家谱及史料考证方面成就颇多,在清代历史考证学领域理应占有一席之地。     

试论戴震的语法修辞成就

戴震是乾嘉时期最著名的考据学家,在中国语言文字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学术界对其音韵学说和反程朱理学思想讨论较多,但对他的语法修辞观则因材料分散,注意者很少。实际上,戴氏关于汉语语法修辞方面的观点与实践,在语法学和修辞学发展史上都具有一定影响。     

试论清代学者《禹贡》研究之总成绩

清代学者对《尚书·禹贡》进行了深入全面的研究,形成了八十多种著述的规模。按照其著述类型,大致可分为五类,注疏型、集解型、辑注型、专论型、泛说型。其大要探讨内容为厘定经文文本、辨析地理方位、深考释诂音训、研讨经文大义,主要研究方法有排比文献、援经证经、考辨同名异地、详析矛盾抵牾,辅以实地目验考察、参考域外纪行,辗转考辨,反复讨论,从而将《禹贡》研究推进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清代贵州诗歌之“王气”论略

钱仲联先生的诗学研究取向,始终以儒家经学传统为参照,其评价清代贵州郑珍诗歌,以“王气在夜郎”一语概言,既包含了有清一代“诗学”中心西移的客观信息,透露了清代诗歌历史的盛衰状况,亦强调了诗人的“学问”功底及作为诗人的经世致用功夫。在清代诗学“汉宋之争”与“宗唐崇宋”风气合融的道路上,钱氏以为惟郑珍独具“王者气象”。其核心在于文学经学化最高“体用”追求的张扬与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