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的大学理念及大学研究所构想

傅斯年高等教育思想中最有价值者,当数其对德国讲座制度的阐释及对大学设置研究所之构想。大学不仅仅是知识传授的中心,更是学术研究的中心,大学教育应当以学术教育为中心,其理想的大学应当是德国研究型的大学。故傅斯年反对在大学中实行年级制,主张实施选课制度。除了实行选课制度和讲座制度之外,傅斯年主张大学应该创办研究所。大学研究所与专业研究所有着明显的不同:前者为大学师生共同研究的性质,是大学教授指导学生共同研究的学术机构,包含着研学相长之意;后者则是专业研究员进行专门研究的机构,无需学生参与。傅斯年的大学研究院设想,基本上是接受和效仿德国讲座制度和研究所制度而来的,与当时教育部仿效美国大学体制而设立研究生院的规定,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傅斯年主张大学以讲座制度为基础自然形成专科研究所,进而建成研究型大学。这种认识,直到他主持台湾大学时仍然没有改变。     

学术与政治:《现代本国史》教科书案

1929年,国民政府查禁了顾颉刚、王钟麒编辑、胡适校订的《现代初中本国史教科书》,原因是该书对中国上古史持怀疑态度,“不承认三皇五帝为事实”,会“动摇国本”。《现代本国史》对三皇五帝抱有怀疑态度,但是肯定了上古传说的象征意义和上古帝王所代表的社会演进阶段。《现代本国史》的表述与其他教科书的表述基本相同。查禁的主要原因,是国民政府对顾颉刚等人发起的古史辨运动可能危及到民众信仰的担忧和对胡适等新文化人的不满,实是国民政府加强思想控制的一种手段。民族主义式的指责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     

史学与政治——美国“共识”史学初探

史学与政治的关系历来备受关注。但人们往往从史学应不应该为政治服务的角度出发看待它们之间的关系,未免有些简单化。事实上,史学与政治的关系涉及了史学理论的诸多问题。本文围绕“共识”史学探讨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探讨史学理论中有关主观性的问题。笔者认为,历史学家的研究活动预设了政治前提,其研究的对象也是在政治环境中产生的。因此,史学与政治之间有一种天然的联系。对此,我们应该有一种自觉的认识,才会有利于我们的历史研究。     

傅斯年与“科学史学”派

科学史学派是中国现代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学术派别。本文认为它的崛起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的大规模引进有关。体现着历史学由作为启蒙思想载体的进化论史学向作为特殊的认识工具的科学史学的转变。傅斯年在科学史学派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理论指导和组织作用。     

现代性与傅斯年的史学思想

傅斯年以进化观看待中、西方社会文化的演进,认为中、西文化虽遵循类似的进化轨迹,但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体系。在中国文化起源问题上,傅斯年由进化观促成的民族视角,提出了多元起源论主张,突破了传统史学中的中国文化同源论。他以汉民族的变迁为标准所做的中国历史分期,突破了旧史家依朝代的分界而做的自然分期,冲击了以王朝为中心的传统史学观念。傅斯年在自然科学观念影响下形成的以"史学即史料学"为主要内容的科学主义历史知识观,强调史料在史学研究中的核心地位,对于引导史语所治学的科学取向以及推动中国史学沿着科学实证的方向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些是傅斯年在现代性观念影响下形成的史学思想的主要表现及意义,其局限主要在于他因将历史学自然科学化的强烈意愿,忽略了历史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差异及历史认识的相对性。     

唯物史观与民国时期傅衣凌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在社会史论战影响下,傅衣凌确立了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基本问题意识。此后十余年,唯物史观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演变的普遍规律,始终是傅衣凌分析中国社会历史的重要工具,但他不再像社会史论战者那样“为公式牺牲材料”,而是开始尝试处理规律的普遍性与中国历史特殊性之间的关系;同时,他也不再“把方法当结论”,用理论方法来代替历史研究,而是将宏大的理论问题具体化,通过具体、细化的实证研究,来验证理论的真确与否。傅衣凌的这些特点,反映了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整体性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