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与中国的台湾问题

中国海峡两岸的分裂是冷战时期遗留的问题,也是朝鲜战争的一个后遗症。朝鲜战争爆发导致美国直接派兵进入朝鲜,招致美国插手台湾事务,再度在政治、军事与经济上援助蒋介石,全面卷入中国内战。朝鲜战争爆发和美国介入中国台湾问题,与海峡两岸长期分裂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在鸦片战争前后形成研究热潮并发展成专门的学问。其在鸦片战争前后的风气变化主要表现在 :一是对中国传统史学进行了深层次的总结 ;二是研究中开掘出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因素 ;三是在社会变动的时代背景下对国家前途命运和民族史学发展方向的思考。这一时期的边疆史地学研究在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起了重要的过渡环节 ,客观上为近代史学的萌发提供了新的契机。     

1932年中国对苏复交的决策过程

中苏复交之所以一再蹉跎,既有国民政府在形势判断和内外政策上的错误等主观原因,也有当时内外环境本身的困难尤其是苏联外交政策的两重性等客观原因,同日本的破坏则并无多大关系。在对苏复交的整个决策过程中,国民政府始终对“复交”与“联苏”严加区别,而最终促使它决定无条件复交的根本原因,不在联苏制日,而在阻止苏联亲日疏华及承认“满洲国”。就整体而言,如同对苏联当局的举措不应全盘肯定一样,对中国当局所作的应对也不可一概否定;在批判国民政府在反共问题上的顽固性的同时,不能忽略它在维护国家主权上所具有的积极性。     

美国独立战争精神在中国抗战时期的传播

美国独立战争作为争取民族独立解放、追求民主自由的象征,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是在鸦片战争之后。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又一次从华盛顿及其领导的美国独立战争寻求民族独立与解放、民主与自由的思想资源。尽管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党派、不同的群体,有自己不同的观照视角与价值指向,但如何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求得民主与自由,是这一时期美国独立战争精神在中国传播的主旋律。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西北地区工业化思想述论

“九一八”事变之后,国人痛感东北之沦丧与民族之危机,开始关注西北地区。国民政府曾设想依靠西北为长期抗战的后方根据地,并以开发西北相号召,希望促进西北经济的发展,以增强抗战的力量,西北地区工业化的问题随之提出。时人对西北地区的工业化问题进行了充分的探讨,其中许多真知灼见在今天看来仍不无启发意义。     

抗日战争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影响--以战后"联合政府"的弃取为例

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民族战争,将中国社会政治全面刷新：中国共产党人在政治斗争中的成熟与实力的空前壮大,战时客观上形成的“一国两制”政制和发展起来的中间党派,使国共两党力量的此消彼长几乎达于均势,为战后“联合政府”政治的生长与发展奠定了基础;随着战后世界和平民主力量的发展,以美、苏为首形成的世界两大均势集团和两个大国主导下战后形成的世界和平共存格局,也为中国“联合政府”的政治取向提供了一个新的国际环境;战时国民党统治力量的削弱、战后社会与经济恢复的困难和国内外全新的政治形势,规定了国民党可能的或可行的选择必须是放弃传统的一统模式,选择“联合政府”与社会政治多元化的发展方向。然而,当时处于国家执政地位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对内过高估计自身的力量,过低估计战后中共与中间民主势力的力量。对外寄望于传统的“以夷制夷”的侥幸外交,进而做出了背离时代与脱离现实的错误抉择：选择了内战与独裁的传统“统一”观。结果,中断了中国民主政治或“一国两制”发展的历史进程,使中华民族丧失了一次不可多得的团结奋进、民主兴国的历史机遇。     

十年内战期间中国红色革命信息的几种传播途径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由于存在共产国际这个信息传播中枢,中国的红色革命信息,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得到了持续传播。《共产国际》、《中国论坛》、《今日中国》等英文刊物,是传播中国苏维埃运动信息的主要途径。此外,中国红色革命信息也曾通过一些公开出版的著述、共产国际和中国党之间的联络人员的报告、公开播音的广播电台等途径得到了传播。     

侵华日军对中国古建筑的毁损

古建筑是指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年代比较久远的建筑物。本文所指古建筑采用的解释,大致以清末(或1900年)以前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建筑物统称为古建筑。中国古建筑种类十分广泛,举凡宫殿、寺庙、道观、祠堂、陵墓、碑塔、城墙、堡垒、炮台、园林、牌坊、亭台、水榭、祭坛、别墅、驿站、码头、烽火台等实用性、观赏性、纪念性、娱乐性的场所及其附属物,与重大历史事件或著名人物有关的建筑物,以及风格独特的民居等都属于古建筑的范畴。     

加害与受害的双重变奏——对朝鲜BC级战犯的审判及其遗留问题

因日本殖民者在朝鲜实施强制动员计划,许多朝鲜青年被迫或自愿应募为战俘营看守,协助日军看管盟军战俘。日本战败后,盟国为了追究日本法西斯虐待战俘、侵犯人权的罪行,设置军事法庭进行审判,一些战俘营的朝鲜看守作为BC级战犯被起诉和审判,129人被判决有罪。朝鲜BC级战犯背负"对日协力者"的名声,遭遇来自亲朋故旧的蔑视,同时给在故乡的亲人带来了不堪承受的精神压力,一些战犯既不能回归祖国,也无法融入日本社会,面临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困境,扮演了加害者与受害者的双重角色。他们为了洗刷罪名、恢复名誉、争取合法权益而进行了持久的抗争。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人力管制

进行人力管制是抗战期间国民政府采取的重大举措.实施这一举措的直接原因在于抗战的需要,即推行兵役制度、保障军需后勤、建设后方工业、平衡人力资源.国民政府为实施人力管制,设置了专门机构,进行大规模摸底调查与登记,制订出一系列法规.人力管制的具体对象和内容主要为:一般人力管制、技术员工管制、工资管制、实施国民义务劳动.在抗战最为艰苦的40年代初期,国民政府的人力管制为坚持持久抗战、最后夺取抗战的胜利提供了人力政策上的保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客观形势的变化,其效果则越来越差,最终与国民政府的预期理想相去甚远.     

上海金融业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上海的外汇市场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调整中的外汇政策和措施仍得以在上海执行。政府银行运用自有外汇、英美政府资金和相关银行先后介入．维持上海汇市。大部分外商银行是官方牌价外汇的争购者和暗市的主角,其市场行为在中美英政府联手推行外汇管理后有所约束。普通华商行庄未能在维持外汇市场方面发挥主动性作用,但以银钱业同业公会为代表的L海金融业仍奉西迂内地的国民政府为惟一合法的中央政府,国民政府的有关监管政策和措施大体上仍能令行禁止,这成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外汇市场得以维持的重要因素。日伪金融势力则始终是维持上海外汇市场的破坏力量。     

冷战时期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特征与启示

冷战时期,中国的周边安全环境不断变化,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周边环境呈现出北方安全、东南方严峻的基本态势;60年代,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十分险恶;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周边安全形势有所改善;进入80年代,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大大改善。冷战时期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阶段性特征表明,国际格局和周边主要国家对华政策是影响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两大外部因素,中国对外战略和综合国力则是两个重要内因。事实证明,内因比外因重要。     

Feminism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In November 1959, India's Prime Minister, Jawaharlal Nehru, turned seventy. Having led his country since Britain's departure from South Asia in August 1947, Nehru's seventieth birthday stimulated debates,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the Indian subcontinent, on India's future in a post-Nehruvian world. In the early 1960s, with the Indian premier's health deteriorating and Sino-Indian relations under strain, British and US policymakers evidenced increasing concern with whom, or perhaps more pertinently, with what, forces would govern the world's largest democracy after Nehru. This article, which draws upon recently released British and US archival records, provides the first assessment of Western involvement in the struggle to succeed Nehru which occurred within India's ruling Congress Party between 1960 and 1964. Moreover, it offers insights into Anglo-American concern that Nehru's health adversely affected Indian policymaking; the involvement of foreign intelligence services in India's domestic politics; and the misplaced expectations of British and US officials that the appointment of Lal Bahadur Shastri as India's second Prime Minister, in May 1964, would herald the beginning of a new and more produ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a and the We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