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的江东士族

自东汉末年形成的江东士族,对三国、西晋、东晋以及以后的南方历史产生了很大影响。东吴政权的江东化保证了江东士族的发展,西晋灭吴之后江东士族入洛求发展,遭到冷遇后返回江东,待时而动,三定江南后支持东晋政权,客观上加速了南方的开发和经济的发展。     

魏晋时期的江东士族简

自东汉末年形成的江东士族,对三国、西晋、东晋以及以后的南方历史产生了很大影响。东吴政权的江东化保证了江东士族的发展,西晋灭吴之后江东士族入洛求发展,遭到冷遇后返回江东,待时而动,三定江南后支持东晋政权,客观上加速了南方的开发和经济的发展。     

简析东晋门阀士族

东晋由侨姓士族和吴姓士族共同支持建立起来的,侨姓门阀士族在东晋门阀政治中发挥了主导支配地位,通过与皇族联姻,把持中央政治与军事大权,形成了皇族与侨姓门阀士族"共天下"的局面,奠定了东晋门阀政治的基本格局,维持了东晋百年政治。     

东晋士族与兵权——侧重于侨四姓士族掌兵权之研究

士族是东晋政治舞台上重要的统治阶层 ,兵权是国家权力构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东晋的国家武装可分为中央禁军、都督区两类。本文对士族 (以侨四姓为主 )担任军职和统兵量两个方面进行考察 ,归纳出 :一、士族掌兵权呈主体差异性、家族世袭性 ;二、由于兵力分布上的地域差异 ,东晋一度 (前、中期 )呈内轻外重之兵势格局。     

社会名望与权力平衡:解读王敦之乱

东晋初期,皇权与士族之间以及士族内部存在着权力分配的微妙平衡。王敦第一次举兵是反对元帝打破此平衡之举,第二次举兵却是自己主动打破此平衡,因此众多士族对此的反应前后大不相同。最终,这场各方力量参与的博弈维持了东晋初期权力平衡的局面。在这场权力角逐中,名望所带来的社会资本扮演了关键的角色。通过对王导、元帝、王敦、周■、温峤等人社会资本与政治权力的分析,可以揭示出文化场域中名望与政治场域权力间的互动和转化。     

东晋南朝士庶用语之“北化”与“吴化”问题——陈寅恪《东晋南朝之吴语》补论

陈寅恪先生《东晋南朝之吴语》一文曾提出"江左士族操北语,而庶人操吴语"之重要论断,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值得进一步挖掘。除了陈先生指出的政治变迁之外,导致东晋南朝士庶用语不同的原因尚有三端:一是中原文化占据优势地位,诗词写作须合乎中原正声,北人南渡以后的清谈和文会,更是引发了吴地士族的兴趣和追随;二是士庶生活环境不同,庶族置身南方之后,能够快速融入当地的吴语环境,而士族多居住在自给自足的庄园,接受着世代传承的家族教育,存有相对完整的北语环境;三是士族多文人而庶族多武将,后者很少参与赋诗清谈活动,仅以功勋而显达,不必在文化上征得士族之认同,故其语言但图便利、不求雅正。     

唐朝最不可思议的造反事件:只为到皇宫吃顿饭

唐朝末年,民变蜂起。这些民变,基本上都是被压迫得没有活路所致,目的要么是夺取政权,要么是讨个说法。有一起民变却什么都不为,让后世人研究来研究去,都无法解释究竟是怎么回事。     

简论唐初江南士族婚姻观念的转变

东晋南朝时期江南士族盛行门第婚,但在山东等士族门第婚盛行的唐代初期社会中却淡化了传统婚姻观念,走上务实进取的风格。这应该是在政坛上渐渐活跃的江南士族的适应性努力的表现。     

跨越16个世纪的台州府城墙

东晋 北固山,旧称龙顾山,因为它的山形酷似一条首尾相顾的卧龙。台州府城墙的起点,就在这里。公元五世纪,东晋农民起义军首领孙恩率军攻打临海,太守司马崇惊惧出逃,被朝廷撤了职,接替他的是辛景。     

东晋征讨都督探讨

征讨都督是在西晋末年出现的。在东晋时期,征讨都督为当时国家广泛使用,并且,在征讨都督的设置上,表现出明显的特点。东晋国家严格控制征讨都督的设置权力。征讨都督实际上是国家中央和地方官员的兼领职。征讨都督具有比较明确的等级区分,具有持节的权力和比较明确的称号。征讨都督可以统率中军、外军以及州郡兵,可以行使军事惩罚权,可以有效地指挥参与征讨作战的将军。征讨都督与当时国家的各种名号的将军以及都督诸州军事有密切的关系。由于都督诸州军事兼领征讨都督职,因而,就使它具有在都督区外作战、统率都督区外的军队的权力,并且,在特定的条件下,可以扩大都督区的范围。对征讨都督在战争中起到的这种作用,是不应该忽视的。     

明锦衣卫侍卫将军制度简论

侍卫将军是锦衣卫中兼具禁卫和仪仗职能的一支特殊队伍。将军制度初创时,出于"恢复中华"的宣传需要,朱元璋废弃了元代即已出现的"大汉将军"称号,启用了宋代的"天武将军"番号。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大汉将军"不仅重新成为侍卫将军的一部分———镇殿将军的称号,而且逐渐成为所有侍卫将军的一般性称谓。将军制度初创时,对于将军的选拔和使用皆有严格的制度约束,但因受较高待遇水平的吸引,以及明朝政治日趋败坏的影响,将军制度在承袭、替补、装备、军纪等环节陆续出现问题,并一步步败坏,直至随着明王朝的垮塌而被彻底抛弃。     

东晋政治史研究的新成就——读《东晋门阀政治》

《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356页。定价5.40元。田余庆先生所著《东晋门阀政治》是不可多得的一本史学佳作。门阀政治是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长期以来,学者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大家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门阀制度及士族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状况等方面。总的说,多属静态的观察,而缺少动态的研究。《门阀》一书正是在动态方面进行了尝试,并且获得了成功。众所周知,东晋一朝皇权不振,几家门阀士族相继专权。对东晋的政治产生了巨大     

门阀士族与东晋南朝杂传和谱系撰述的发展

东晋至南朝,杂传与谱系撰述均保持着持续盛行的态势,并未明显呈现波动变化的轨迹;杂传撰述整体上保持着对谱系撰述的优势,而且这种优势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东晋南朝时期,士族是杂传撰述的主要参与者,并在杂传撰述中,他们烙上自身重名、尚人物、强调门第的思想印记;门阀士族热衷谱牒撰述,在于谱牒既能迎合士族门阀观念的需要,又能发挥其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来维护士族门阀利益。     

东晋士族世袭领州制初探

东晋时期,在士族势力高度发展和东吴世袭领郡制的基础上,两者结合形成了士族世袭领州制。士族之间凭门户势力的较量,分别相应地统领不同的州,虽随条件变化作出进退,但都围绕着一州的统领权作为轴心来运转。其实质是士族把持政治,按门户档次分配地域权益,并希望世代保持下去。     

南朝禁卫武官组织系统考

南朝禁卫武官制度主要是对东晋制度的继承和变革。南朝同样有以领军将军/中领军和护军将军/中护军为核心的禁卫武官制度,其下有左、右卫将军等各级禁卫武官。刘宋还陆续恢复了前代卫尉、虎贲中郎将、武卫将军、积射将军、强弩将军等禁卫之职。南齐明确规定左、右卫将军以下禁卫诸职构成“西省”,与散骑诸职构成的“东省”相对。刘宋末年还出现了直将军,负责殿禁卫,极为机要。南齐直将军有了更大的发展,梁代又置位尊于直将军的朱衣直将军。南朝复置卫尉并具有“掌宫城管钥”的禁卫职能。《隋书·礼仪志六》所载大量低级禁卫武官名称,其中亦体现了梁天监旧制。     

刘宋统治阶级的内部关系与刘宋政权的兴亡

一、刘宋政权建立初期的政治局面 南朝第一代刘宋政权的建立一方面是以刘裕为代表的京口寒门士族打破两晋以来门阀世族对国家政权垄断的结果,另一方面又是寒门士族与高门士族相互妥协、相互结合的结果。由于这种原因,刘宋政权建立伊始,其统治阶级内部关系较之东晋时期就更为复杂,因而也就孕育了更深刻的危机。 东晋政权为高门士族所左右,从过江之初的“王与马共天下”直到桓玄代晋称帝,强臣慑主,王权积弱的局面始终没有改变。司马氏政权积弱而亡的过程是刘裕亲历亲见的,如何避免这种局面再     

“民变”话语考论

民变,《汉语大词典》中解为,"旧指民众暴动."《新华词典》同样解为,"旧指人民起来造反."此词较早出自《金史》,上记"(宣宗至宁三年)西京军民变,遣官抚谕之"①.此后,"民变"一语在正史记载中不断出现.《明史》中在神宗二十七至二十九年便有4次有关民变的记载,如神宗二十七年"武昌、汉阳民变,击伤税吏陈奉";二十九年"苏州民变,杀织造中官孙隆参随数人"②.除正史记载外,一些杂史及明清时人笔记中也有许多关于民变的记述.     

东晋寻阳陶氏家族的变迁

本文考察了东晋时期寻阳陶侃家族的历程。以陶称之死为分界 ,陶氏在东晋经历了从武到文、从军功走向隐逸的变迁。东晋初期南土将领与侨姓士族矛盾重重 ,陶侃因受侨姓士族排挤曾“潜有异志”。陶侃死后 ,陶称被诛 ,陶氏深受打击。此后以陶范为代表的陶氏后人曾努力想进入东晋主流社会 ,但由于出身关系而遭排挤 ,最终衰落。至东晋后期 ,陶氏以隐逸人物闻于史。陶潜和陶延寿在晋宋之际有振作的迹象 ,但侨人政治的现实使他们最终失望。在东晋侨人政治的传统下 ,陶氏的历程对于南方寒族来说具有典型意义。     

魏晋南朝的棋品等级与士族政治

棋品制的出现与汉魏以降围棋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魏晋名士将围棋作为展现自身独特的文化风貌的手段,因而围棋得以作为魏晋风度外化的物质载体而流行。作为一种等级序列,棋品在外在形式上模仿了王朝实行的九品官品制度。从现有材料来看,棋品制产生的时间应该是在东晋,认为棋品形成于曹魏的观点并无充分的依据。东晋南朝时期,棋品的评定主体经历了"个人—官方机构—皇帝"的变迁,这与人物品评的演进趋势相一致。南朝时期棋品等文化等级评定的盛行体现了门阀士族在政治上受到打击后力图在文化领域建立独立于政治秩序的文化等级秩序的努力。而棋品评定主体的变化则显示皇权已经将文化这一士族传统的优势领域纳入到了自己的控制之下,即政治秩序与文化秩序在很大程度上重合了。     

中古士族文化的下移與唐宋之際的社會演變

以儒家倫理爲中心的禮法,在先秦時期只是百家中的一家。漢代則通過獨尊儒術,把經學變成了官方意識形態。東漢末年,世代讀經、做官的名士世家,逐漸演變爲士族。魏晉南北朝時期,士族開始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家法和門風。到了唐宋之際,士族開始與官爵脱鈎,禮法文化也爲更多的社會階層所接受。門閥士族不再獨占文化上的優勢。士族的衰落與禮法的下移是一個同步發展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化的佛教扮演了重要角色。隨後興起的理學,則是針對業已下移普及的禮法文化完成了一次理論化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