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孟子的以史为鉴思想

孟子以史为鉴的思想非常丰富.孟子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他生活的年代以"乱世"为当时主要特征,他描绘当时的情况是："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1]频繁的战争,迫使孟子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乃至道德现状等进行深入考察和思考,他对以往古代社会的历史进行分析,借鉴历史,提出了他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主张.     

方以智的史学思想

方以智是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在历史观上,他从易道变化之理入手来论证社会人事,认为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都是一大物理,因而都是人们认知的对象,历史研究是一门"以实事求实理"的实学;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的发展有"常"有"变",有"理"有"则";人是天地万物的主宰,古今以"智"相积,因而今必胜于古。他的史学思想的显著特征是实证精神,主张"待证乃决"、"扩信决疑";同时提倡寻委溯源、通相为用的通变意识,并以推理与归约为通变基本方法。     

加拿大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布赖恩·帕尔默

布赖恩·帕尔默是加拿大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杰出代表,在劳工史和社会史研究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劳工史研究中,他考察了加拿大工人阶级的兴起和再塑造.在社会史研究中,他从阶级对抗的角度,探讨了资本主义转型时期处于社会边缘的"另类"文化及其对主流社会和主流文化所进行的斗争.此外,他还批判了社会历史研究的语言学转向,捍卫了历史唯物主义在历史学科的中心地位.     

李振宏“秦至清皇权专制社会说”的方法论意义

新时期以来围绕秦至清的社会属性问题,学者提出了不同主张。近年来,李振宏教授发表了系列论文,认为秦至清的中国社会是典型的"皇权专制社会"。他的论证是从国家政体角度考察秦至清的社会性质的,是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的结合。在重建中国历史体系和话语体系的讨论沉寂多年的情况下,这一观点值得重视,尤其是他的研究方法值得借鉴,即研究重大历史问题,首先应当谋求在方法论上实现突破;社会性质的宏观研究必须回归到历史层面的实证研究;历史研究要有整体性思维。     

论董仲舒“大一统”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及历史意义

董仲舒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他的"大一统"思想是在汉初社会危机加重、阶级矛盾尖锐的历史背景下,为迎合汉武帝统治时期的政治和缓解社会矛盾的需要而形成的。大一统"思想的形成对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和社会新秩序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同时,对中华民族大一统观念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奠基作用。     

谢国桢与方志学

谢国桢是著名的明清史专家和文献学家。他对方志的认识是志书与史书相辅而行。在他看来,方志学的流派可以分为"史法"派和"史实"派;方志学的发展可以分为雏形期、形成期、繁盛期三个阶段。谢国桢对方志的认识决定了他在历史研究中重视对方志的运用,在南明史、清初史、社会经济史、农民战争史研究方面皆有充分体现。     

川田顺造比较史学述论

川田顺造是当代日本著名的比较史学家。丰富的实地调研经历、多元的学术背景及勤奋的思考,使他能够对法国、日本与非洲的文明史、社会经济史、政治发展史进行全面而深入的比较,并得出一系列颇具见地的结论。通过对语言、文字的辨析,他认为对异文明的观照,不仅可以重新审视"自我",而且还能够反思"发展"、"文明"及相关概念,纠正某些偏见。通过对工具、技术的比较,他认为传承与交流相辅相成,共同促进社会革新;但革新的途径与结果在各个地区间的差异极大。这种差异性、多元化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通过对族群政治、民族国家的反思,他认为部落化与全球化作为积极因素,将能从微观与宏观两个层面对民族国家实现有效的消解,从而让人类摆脱民族国家的束缚,实现历史的自由发展。"文化三角测量"是川田顺造的比较史学研究方法。东方、西方和南方的历史发展进程与文明形态构成其研究的"三角",这种足够大的差异性使比较研究能够充分开展,这也是他实现理论创新的关键所在。     

大同世界——孔子心目中的桃花源

中国历代对于和谐社会的追求集中体现在"大同"社会政治思想上。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诸侯征战不断,在这样的岁月里,人们自然更加向往和谐,希望战争停息,邦国和平安宁。孔子认为,这是礼崩乐坏、政治失序带来的恶果,他总结历史,反思现实,提出了一系列的思想主张,形成了他的儒家理论学说。孔子希望重整社会秩序,恢复古代圣王之治,他对于社会政治的最终追求,就是他的"大同"社会理想。     

特鲁多及其“公正社会”理念

皮埃尔·埃利奥特·特鲁多是加拿大历史上第15位总理,先后当政16年,是加拿大历史上最著名的总理之一,更以其独特的个人魅力和实行的一系列措施引人注目。在特鲁多任职期间,他实行的一系列措施都是围绕"公正社会"展开,把加拿大建成一个真正的"公正社会"是特鲁多毕生所追求的目标。     

善变之豪杰——论梁启超的“多变”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极有影响力的政论家、启蒙思想家和学术大师,同时也是备受争议的历史人物。对于梁启超的"善变",如果不认真分析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和其一贯主张,就会造成对他的"误读"。     

特纳的史学观念与其编纂实践

特纳的史学观念与其个人的丰富编纂实践相得益彰。他强调历史认识的现时性与相对性,主张根据国情时势变迁而修正历史认识;倡导对历史现象进行综合性的整体把握,以世界史的视野来考察区域史,从经济、环境、社会等现实维度来探寻历史成因,由此全面论证社会进化史的主题;他还注重强化历史学的阐释功能,借用地理学、图表计量等新方法来提高历史认识的精确性。上述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提出及其在"边疆假说"体系构建中的应用,示范性地推动了美国史学职业化的进程,引导了20世纪西方"新史学"运动的潮流,奠定了日渐成熟之际的美国史学的实用主义与社会科学化取向。     

陈独秀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陈独秀是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五四时期对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作了比较系统的研究,与同时期的李大钊一样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开创者.陈独秀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从西方列强入侵中国和中国社会自身的变化来分析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认为近代中国的生产方式发生变动,政治上成为"半殖民地",进而提出民主革命是近代中国社会的历史主题,反帝反封建是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陈独秀还以"革命史"观看待近代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对义和团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历史事件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地位进行了比较细致的研究,深化了对近代中国历史的认识.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近百年历程看,陈独秀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为近代史研究"革命史范式"的建立做了基础性的工作,是近代史研究"革命史范式"的重要开创者.     

邓之诚的社会生活史研究

邓之诚是近代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的著述包含大量关于国计民生、风俗习尚等涉及社会生活史的内容,对历代社会生活进行了多方面的展示。他的这一学术取向,深受近代重视研究社会生活的风尚、"新史学"观念、燕京大学的学术氛围等因素的影响。他从生活方式中寻找时代变迁的轨迹,特别重视从民众的实际生存状况来考察各朝代的盛衰得失。他对社会生活史的编撰,以问题为中心,搜集排比史料,突出所记载的社会事项;他重视考据又不轻视对历史的解读,主张论从史出,不轻下断语,文辞上贵真贵简。他的社会生活史著述,在运用史料、编撰体例和评价史实上都独具一格,为社会生活史研究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李大钊论历史知识普及问题

李大钊从对历史学功用的重新定位与全新阐述,指出史学"最要紧的用处,是用他来助我们人生的修养"。因此,历史学的功用不能只强调政治性而不重视文化性;只关注社会而不顾及人生。这是历史知识需要普及而且能够普及的社会基础与广阔前提。在如何普及历史知识的问题上李大钊认为:首先,只有把历史看成"活的东西",才能把历史写活;只有把历史写活,才能引人入胜。其次,需要"历史研究的本身亦含有艺术的性质"。要"把历史研究的结果用文学的美文写出来"。第三,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与手段进行历史的普及。     

革命先驱高语罕的曲折人生

他的出生地并非"盐店巷";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第一人;他才是朱德的入党介绍人;他参与了南昌起义的策划;他的"关门弟子"是吴敬琏——近年来,随着学术界对陈独秀历史地位的重新评价,像高语罕这样受陈独秀"牵连"、在中共党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历史人物,也拂去尘埃,成为人们研究的对象。作为新文化     

亚当·斯密的历史叙述与其人性科学

亚当·斯密提出人类历史分为四个时代,但并非"经济决定论"。斯密在其历史叙述中论证的不是他对生产方式的看法,而是对人性的认识。在他看来,人类有其固有的而非僵化的本性:交换倾向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基础,而交换能力则是推动经济进程的动力;它们的最终依据是人类的同情共感,而人类的法律和治理则完全依靠同情共感。人类社会的秩序借助同情自发地形成,并在法律和治理的历史中演进。斯密著作中的历史叙述表明,他讲述的所有故事,最终都是其设计的人性科学体系的注脚。     

“他文化”遗存认同问题初探

"‘他文化’遗存"中的"他文化"是立足本位从文明、宗教、种族(民族)和国家角度来说的。人类历史的风云变化中留下了许多"‘他文化’遗存",但很长时间内对"他文化""尊重"的原则没有建立起来,只是到"二战"后,在世界遗产运动中,在"人类共同遗产"的理念下各国普遍将"‘他文化’遗存"予以认同,使之遗产化。总体来看,"人类共同遗产"的理念、历史间离效应和家园感是影响对"‘他文化’遗存"认同的主要因素。     

科大卫与明清华南宗族研究

华南宗族是科大卫教授的重要研究领域。他以历史学为本位,借鉴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走进乡村社会广泛收集民间文献和口述资料,并将之与田野调查相结合,形成了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路径。"口述历史计划"堪称其进入传统乡村社会史研究的开始,"入住权"理论更是对宗族研究的重要贡献,补充了弗里德曼研究中宗族与地域社会关系的论点。在明清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宗族研究中,他从地方社会与王朝互动和整合的独特视角,以"礼仪"作为分析工具,展现了宗族制度的历史演变。正是这种路径,形成了有别于传统中国宗族研究的特殊风格。     

论圣维克多的休的历史思想

12世纪是拉丁西方走向全面复兴的时代,当时杰出的历史学家圣维克多的休,在《圣经》的框架内对历史进行了重新思考。一方面他将历史定义为"史实"、"神迹"和"词义",并在世俗与神圣学问领域,对中世纪初期"历史从属于文法"和"历史沦为神学的附庸"之观念分别进行了更动和更新;另一方面他通过将历史演进路径中所蕴含的时间连续性取代辩证法与象征作为神学推进的线索,探索出了阐释神学发展的新模式。而休对历史分析和阐释的获得既源于他的"依经附圣"、理性分析、沉思冥想的认知方法,同时也是12世纪思想文化复兴的具体成果。     

论李斯的历史意识

<正>李斯作为重要的历史政治人物,一直是史学家关注的对象。"历史意识"乃是人们在社会转型、裂变的过程中为其所思所行建立方向感和归宿感的理性活动①,是人们对历史的认识、看法、态度、情感、反思、感受等的综合。历史意识源于对家国命运的深刻了解与领悟,对有些历史人物而言,他虽然创造了历史业绩,但并不代表他具有领悟历史意识的能动性和驾驭历史意识的使命感。我们想从"历史意识"的视角出发,对李斯的历史功过再做全面、客观地评价,以推动该领域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