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封国制探析

西汉政权建立后,汉高祖刘邦吸取秦未分封二世而亡的教训,兼采西周、秦的地方行政制度,推行郡国并行制,从而开创了中国古代地方行政的新体制。本文着重对西汉初年封国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详尽地论述了汉初封国的封立,封国内的政治经济制度以及封国制在发展中出现异化的原因。文章认为封国制在维护、巩固西汉政权、恢复发展汉初经济过程中起了积极作用,至于诸吕乱政、吴楚暴乱均非封国制所致,相反是由于封国制异化的结果。     

秦汉芦山郡县建置与文化发展之关系

秦汉时期,中央在芦山地区设置地方政权,从而影响和促进了芦山地区经济、化等诸多方面的发展。笔根据古代史籍和现代研究之成果,对芦山秦汉郡县建置和经济化发展作了详细考证和研究。     

两汉时期高句丽的封国地位

公元前 37年高句丽在汉玄菟郡高句丽县建国时 ,高句丽人已经在西汉郡县制的管辖之下生活了 70多年。高句丽王被王莽政权贬为侯 ,说明其在西汉末为王国 ,东汉光武帝复其王号 ,也证实了高句丽在两汉时期的封国地位。随着高句丽的发展 ,东汉时期高句丽曾侵扰辽东、玄菟、乐浪等地 ,但这都属于边郡地方的冲突 ,高句丽作为边郡封国的地位没有改变。     

商代监察制度钩沉

商王朝对封国方国初步形成了一套监察制度。其办法是商王设立“监”官,对外出巡守时的祭祀进行监督;在封国方国内建立“史”官和总领四方的“四方之史”及临时派遣的使者,掌握了对地方军队的统帅监控;王还通过出“省”诸侯,出“循”封国方国的办法进一步完善了古代早已存在的巡守制度。     

安陆考源

安陆县是一个古老的地方,据古书记载,即西周的“郧子国”,为周王朝的封国,与楚同封子爵,楚在西,郧在东。当时疆域比较大,约有现今之云梦、安陆、应城和孝感汉川的部分地方,常与楚发生战争。郧子曾     

六朝政区增置滥置述论

<正> 东汉末年,地方政区由郡县二级制演变为事实上的州郡县三级制。400年后,隋开皇三年(563)废郡,遂为州县二级制;大业三年(607)改州为郡,于是复为郡县二级制。按隋的改革地方行政制度,曹尔琴先生认为“与东晋南北朝时侨州郡县的设     

秦薛郡置县考

传世文献记载秦代历史地理的资料很少,难以窥见其全貌,有关其地方设置的郡县情况更是不清。但近几十年大量考古出土的秦文物涉及到秦代的历史地理,就为研究秦郡县问题提供了重要史料。本文利用秦文物和战国秦汉城市考古等有关资料,结合文献、考证秦薛郡设县情况.以补史书之缺佚。     

秦代燕地五郡置县考

传世文献记载秦代历史地理的资料很少,有关其地方设置的郡县情况更是不清。但近几十年大量考古出土的秦文物涉及到秦代的历史地理,这就为研究秦郡县问题提供了传世文献所不能见的重要史料。本文就是利用秦文物和战国秦汉城市考古等有关资料,结合文献,首次考证秦代在燕地五郡的设县情况,以补史书之缺佚。     

“夜郎王印”刍论

夜郎王印与滇王印同是西汉＂郡县与封国并行＂制度的产物,但对西汉王朝而言,两枚王印颁赐的政治考虑是有区别的。在夜郎问题研究中,夜郎王印的重要性,在于它是还原夜郎古国历史必不可少的条件,有助于判定古夜郎的中心区域、夜郎国首府、传承世系、历代夜郎统治者的墓地位置等,在开发利用文化资源热潮中,＂夜郎＂成为一块炙手可热的文化品牌,出现了民间屡屡发现夜郎王印的现象。要判定某些民间发现的夜郎王印的真伪,首先必须对汉代赐边方国印授的形制、质地、印文格式等有所分析。夜郎与滇同于西汉武帝时获赐王印,因而,滇王印应是夜郎王印的很好参照。破解夜郎王印之谜的途径,是以严谨的学风、科学的精神、持之以恒的态度去寻求答案。     

中国古代社会与国家之关系的变动

本文概要,在于说明中国古代,国家权力逐渐增长的过程。在国家没有成形以前,人类已有小型的群体组织,例如地缘组织、亲族,凡此都可称为“原群”,其成份通常具有高度的同质性。商代的国家组织并不发达,上述的原群实为国家的基础。周代以亲属封建,国家的上层与原群的社会实相重叠,不过诸侯的封国之内,因为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多层结构,国家之内,社会始呈现异质性。春秋战国时代,社会趋于复杂化,代表财富、知识与影响的社会力量兴起。异质的社会,可称为复群的社会与国家权力之间始有求取彼此平衡的需要。即使秦是专制集权,也不得不尊重富人,汉初亦然。是以《史记》有货殖、游侠、刺客诸传,以志政治权力以外的诸种社会权力。汉文以后,景、武两世,打击社会权力,不遗余力,终于消灭以城市为基地之工商业及民间领袖。嗣后则是以地方农村为基地之士大夫宗族,成为代表知识的社会权力主流。士大夫在朝为官吏,在野为地方领袖,于是国家与社会之间呈现一种亦分亦合的辩证关系,颇符合黑格尔以为国家与社会之间为一连续体之观念（但国家未必是社会的理性化）,而不是近世以为国家与社会为对抗体之观念。正因为社会的组成以地方宗族为基石,中国古代社会遂具有浓重的原群特性,而不能发展     

从诸官到列曹：秦汉县政承担者的转变及其动因考论

秦至东汉,地方县内政务承担者由诸官转变为列曹。这一变化历程在传世文献与简牍资料中均有所呈现。战国至西汉,县的直接管理者由内史过渡到郡,造成了县内政务运行体制的调整。商鞅变法确立了内史等朝官共同管理县政的体制,县内诸官系统因对接朝廷各管理部门而形成。西汉中后期,郡制在地方的完全确立,切割了县与朝廷的直接联系。县为对接郡的列曹体制而使原有列曹壮大、完善进而成为县内政务的承担者。上述转变过程具有长期性与复杂性,还涉及内史的地方化和郡的行政化等问题。     

从张家山汉简《具律》看汉初“爵论”制度

爵位是汉代法律量刑时的一个重要标准,爵位的有无与高低决定着刑罚的减免与否。本从张家山汉墓竹简《具律》篇中有关内容出发,结合其它出土竹简及相关史料来讨论汉初“爵论”制度在法律规定及司法实践中的表现,并通过与秦律作比较来探讨其变化与根源。     

两汉诸侯王墓出土葬玉及葬玉制度初探

在中国玉文化发展进程中,两汉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玉器的神秘作用在经历了新石器时代和商周的发展之后达到了巅峰。汉玉的一大特色是走向极端迷信化的葬玉,而这也是玉器神秘化在汉代达到巅峰的标志。这之后的玉器,佩玉逐渐融入了现实生活,葬玉逐渐消失,进入了中国玉器发展的新阶段——世俗化发展阶段。因此可以说汉代是葬玉的黄金时代。     

南阳秦汉考古学文化内涵及其历史诠释——以南阳丰泰墓地为个案进行的考察

南阳丰泰墓地的时间跨度由战国晚期至东汉晚期,其文化内涵在器物形态、组合特征、墓葬结构等方面都有独具特色的地方。战国晚期,南阳地区政权更迭频繁,韩、楚、秦的文化势力也因此相继出现,共存发展,至战国末期形成了融三者于一体的新型仿铜陶礼器组合,并在秦汉时期迅速发展,成为主流的文明形态。与此同时,以双耳罐为代表的楚系地方文明不绝如缕,顽强生存。两者共同构成了秦汉文明的基础。这种新型仿铜陶礼器文明自身的发展变化,及其与楚系地方文明之间的互动关系,印证了秦汉中央集权政治统治力的强弱变化,以及秦汉社会盛衰的历程。西汉晚期以后开始流行的模型明器,则昭示着新的丧葬观念、丧葬礼仪的诞生。     

汉番禺城故址新考

关于两汉时期岭南地区经济都会番禺城故址所在历来多有争议,本文通过细致的考证分析,否定了今广州旧城区说这一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以及番禺沙湾说、顺德简岸说等异说,并通过历史文献资料、历史地名遗存、地貌状况、汉墓葬点分布、历史水道交通条件、历史城市生态环境等多重证据,认为秦及南越国时期的番禺城在今广州旧城区,但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则将南海郡治与番禺县治并置于旧番禺城之南,并考订两汉新番禺城的具体方位当在今广州市番禺区市桥北一带,论文相应还探讨了东汉末年番禺县城迁回旧址的时间、原因和意义。     

战国秦汉农官制度研究

伴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巨变,战国秦汉时期的农官制度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呈现出显著的时代特征：在官吏择任上,传统的世卿世禄制渐次被官僚制度取代;在体制方面,国家重农体制确立并逐步消;在体系构建上,则形成了卓有成效的农业管理体系。农官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既是秦汉时期农业经济发展的产物,同时又与秦汉农业经济的繁荣密切相关。     

秦印复姓初步统计

在秦玺印、封泥、陶文中保留了大量的姓氏资料,这对研究先秦、两汉姓氏的源流及其制度有积极的作用。本文主要统计了秦印中五十多种复姓,并对其加以简单的考证,以求有助于对先秦复姓的综合研究。     

朱绍侯先生与军功爵制研究

朱绍侯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秦汉史研究专家。他在秦汉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军功爵制和简牍学等研究领域,都有很多建树。其中对军功爵制的研究用力尤多、成就最著。其主要贡献在于厘清了军功爵制产生、发展直至衰亡的基本线索,揭示了军功爵制的价值、历史地位和作用等。     

宋元乡饮酒礼考

乡饮酒礼是我国上古时期比较盛行的一种以宾贤、敬老、谦让为主要内容的礼仪制度 ,随着儒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 ,乡饮酒礼逐步与儒人社会联系起来 ,成为以地方儒学为中心的社会文化活动。宋代乡饮酒礼由于四明等地儒士的大力提倡 ,流行全国。元代虽然儒士的处境已经今非昔比 ,但仍然可以发现有关乡饮酒礼的记载 ,元代的乡饮酒礼成为激励儒士自强、自立 ,维系儒学发展和传承的重要因素之一     

汉代“七十赐杖”制度及相关问题考辨——张家山汉简《傅律》初探

以张家山汉简《傅律》所载内容为主,结合云梦秦简、武威《王杖十简》、《王杖诏令册》及《汉书》等文献资料,对于汉代养老制度中的“七十赐杖”进行了新的考辨和探讨,从时间上理清了赐杖年龄变化的大致脉络,同时对汉代的“免老”问题也进行了有益的分析,对于研究汉代养老制度提供了新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