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墓志看唐代社会的婚姻习俗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它不仅表现为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国力强盛,而且在婚姻礼俗方面,也显示出较为自由和开放的特色.关于这一点,唐代墓志对当时婚姻习俗及其特点都有反映.以下摭拾数例,以资参证.一、婚姻年龄中国古代早婚习俗极盛.《礼记·内则》郑注昏礼云:“女子十五许嫁,笄而礼之.”可见当时社会上女子15岁为婚龄的现象十份普遍.这种早婚风俗在唐代社会依旧盛行,大量唐墓志中多有反映.如《唐代墓志汇编》大历058《有唐卢夫人墓志》云:“年一十有二,归我扬子府君”.河南开封博     

唐代男女婚嫁年龄考略

目前 ,关于唐代婚姻年龄的实证性考察并不多见。本文依据墓志资料 ,从中整理出有效可靠的样本 ,对唐代妇女及男子的婚龄进行探讨 ;指出女子结婚期集中在 13岁至2 2岁 ,男子的结婚高峰期为 17岁至 30岁 ;“笄年”并非具体的年龄所指 ,而是表示女子成年待嫁的状态 ,笄年与实际的过门出嫁还有一定的时间间隔 ;本文还对唐代男女的晚婚原因分别作了分析。     

周原出土的骨笄

笄,是古代人民日常生活中一件必不可少的用品,只要是已成年的男女,人人都要使用它。什么是笄?《说文》云:“簪也”。《广雅·疏证》云:“笄……■也”。注云:说文先,首笄也,俗作簪,先簪,     

古代官员如何带薪休假

中国的官员带薪休假制度由来已久,大约自汉代起,各级官吏便规定每五天休息一日,称“五日休”。唐代改为“旬休”,即每十天休息一日。古代的这一例行休侣日还俗称为“休沐”。所谓“休沐”,即洗头、洗澡。古代官吏蓄发梳髻,头发太长,洗一回很费力,《楚辞》中即有男子洗了头在太阳底下“唏（晒）发”的描写。     

抗拒与屈从：自梳女对婚姻的矛盾心态

女子自梳是盛行于近代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特殊婚嫁习俗。中国旧时,未嫁女子的发式为梳辫,已嫁则为梳髻,一般在出嫁当日,由母亲或大妗姐等长辈为其改梳云髻,以示身份的转变。近代珠三角地区的一些女子,为抵抗封建婚姻的束缚,在经济上获得独立后,毅然选择独身终老。和出嫁一样,她们也通过一系列独特的仪式,白行易辫为髻,以此向社会表明不言婚嫁的决心,这种仪式被称作“自梳”或“梳起”,梳起的女子被称为“自梳女”。     

温庭筠词"小山重叠金明灭"图解

温庭筠《菩萨蛮》或《菩萨鬘》“小山重叠金明灭”中“小山”二字,学人始终未得确解。经过结合有关献内容,特别是壁画资料进行的讨论,理解“小山重叠金明灭”诗意,应当更倾向于这种认识：“小山”形容“高髻”。“重叠”,形容“玲珑云髻生花样”的形式。而所谓“金明灭”,则形象地描述了“玉梳钿朵”、“宝梳金钿筐”一类髻饰当“整顿舞衣”“动摇歌扇”时,“随步”“逐风”,从不同角度反射四面来光而晶莹闪烁的生动情景。     

敦煌诗歌考论

敦煌遗书内保存的诗歌作品,按其时代,约可分为两个时期:其一,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包括见于《诗经》、《文选》、《玉台新咏》等诗歌残卷,由于这类诗歌作品为数较少,且已成为传世之作,姑不在论述之列。其二,隋唐五代时期,主要包括唐代诗人专集(如《王梵志诗集》、《高适诗集》、《自居易诗集》等唐人抄卷),唐代诗文选集,唐人选唐诗等,此外还有流传于敦煌地区的僧俗人士的诗歌残卷,以及某些即情应世、针砭时弊、感慨悲怀、讥刺嘲讽的敦煌民间诗歌。根据粗略的统计,其总数可达三千首左右,统名之“敦煌诗歌”。这是一批极其珍贵的文学遗产,只要经过全面认真的搜辑整理,既可补《全唐诗》之不足,又可为研究唐代及其敦煌文化作出宝贵贡献。敦煌诗歌按其特点,略可区分为:敦煌诗人之作,释氏佛徒之作,敦煌民间诗歌,     

理发·剃头匠

旧时武汉称理发为剃头。在我们华夏的传统文化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是不得轻易损毁的。古人无论男女,都留长发,幼年少年,头发就散披着,再长了,就在头上梳束成一个髻或两个丫髻。这“丫髻”是不“编”只“扎”的小辫子,故也叫“总角”,成语中的“总角之交”,亦即“幼年就相识的好朋友”。女子到了15岁,就算是成年了,     

明清玉簪及点翠工艺漫谈

正古代人们用来绾定发髻的长针被称为"笄",发笄的形式多种多样。自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开始就已经有了陶笄、骨笄,表明这个时期就已经出现了束发固冠的头饰。春秋战国时期束发固冠之物已称为"簪",《韩非子》言,"周主亡玉簪,令吏求之,三日不能得也"。到了汉代,制簪材料出现了很大变化,大多采用玉石制作,并在簪上镶缀一些珠宝花饰。约在西汉晚期出现了发钗。发钗和发簪都用于插发,     

唐代酒政略考

作者通过《新唐书》《旧唐书》等传统文献史料,结合《敦煌文书》中有关酒政的史料,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来略考唐代酒政。并得出唐代酒政的大框架,以及唐代政府对于民间的“榷酒”政策,为后世的统治王朝开创了一种新的敛财手段。而其方法与形式也在这个时候得以形成定制,即“榷麹”和“沽酒”。而这也是封建统治阶级对于人民剥削的一种手段,一种苛政。     

说笄

笄是我国古代不论男女都常用的发饰。《说文》释其为“簪也,从竹”。《仪礼·士冠礼》:“皮弁笄,爵弁笄。”汉郑玄注曰:“笄,今之簪。”(《仪礼注疏》卷二,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950页)可见笄是一种簪发工具,早期称为笄,大概从战国以后而改称为簪。中原华夏民族是一     

丰子恺的两幅“黑画”

在恶梦般的“文革”期间,漫画家丰子恺被列为上海市级十大批斗对象之一。他的莫须有之罪名目繁多,所谓“反动黑画”即是其中之一。这里拣出的《城中好高髻》、《剪冬青联想》是当时受批判较为集中的两幅。《城中好高髻》一画发表于1956年11月25日的《新闻日报》上。画面上是三个奇形怪状的女子,或是高髻,或是广眉,或是大袖。画上题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画题下又题曰:“《后汉书·长安城中谣》,注云:改政移风,必在其本。上之所好,下必甚焉。”这幅画的讽刺意味是很明显的,丰子恺在…     

“城中好高髻”的联想

那是好多年前了,还是在大学读书的时候,读到一首汉代民谣:“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说的是汉代时尚流行的情况。据考,汉代京师贵族女子崇尚高髻、广眉、大袖,各地群起效法,结果愈来愈发展,愈来愈强化,于是头发梳得愈来愈高,高至一尺以上;眉毛愈画愈宽,以致宽     

唐代吐鲁番籍的“丁女”与敦煌籍的成年“中女”

唐代吐鲁番户籍将成年在室女子称为丁女,而敦煌户籍将其称作中女,这种称谓上的不同,应源于两晋南朝与北朝之间因土地、赋役制度不同造成的课役身份的差异。依据丁从课役的原则,北朝均田制下的女子只有在出嫁后才能依附于丈夫受田、纳课;未出嫁或丧夫归宗的女子不受田、纳课,亦不能称丁。两晋南朝则不同,女子到法定年龄就要承担课赋,成丁与否不以结婚为必要条件。敦煌户籍的称谓符合北朝以及承此而来的隋唐丁中制度,吐鲁番户籍的载录则是西晋、十六国制度的遗存。     

读岑参《敦煌太守后庭歌》

在群星灿烂的唐代诗坛,到过敦煌的诗人很少,难怪当时写敦煌的诗歌作品不多。然而,当时却有一位著名的诗人穿越敦煌,这就是边塞诗代表作家岑参,并为我们留下了一首《敦煌太守后庭歌》: 敦煌太守才且贤,郡中无事高枕眠.太守到来山出泉,黄沙碛里人种田。敦煌耆旧鬓皓然,愿留太守更五年.城头月出星满天,曲房置酒张锦筵。美人红妆色更鲜,侧垂高髻插金钿。醉坐藏钩红烛前,不知钩在若个边。为君手把珊瑚鞭,射得半段黄金钱,此中乐事亦已偏。     

天下女子皆着男装

《晏子春秋》卷六记载,春秋时齐灵公喜见身边的妇女作男子装扮,于是媵妾侍婢都穿上了男人服装,戴男人装饰。国中妇女一度纷纷效法,城乡之间满目皆是男装女子。如此一来凡公共场所便无法分清男女,弄出许多不便和笑话来,因此造成的官司也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下,齐灵公不得不下令：唯宫中女子可照常男子打扮,民间女子禁止穿着男服。命令虽出,却收效甚微。     

敦煌写本《高兴歌》作者考

学术界一直认为敦煌写本《高兴歌》不是以“五言长城”闻名的唐代诗人刘长卿所作 ,而事实上 ,恰是这位中唐著名诗人在任江州刺史期间写的。只不过在流传过程中又经敦煌文人修改润色而已     

敦煌写本斯789、伯2529“行路”考论

今本《诗经·召南·行露》中的“行露”二字,敦煌写本斯789、伯2529均作“行路”。“行”指道路,“路”指路车,“行路”指道上的路车,并非郑玄《毛诗传笺》所云“道中始有露”之意。由《公羊传·昭公二十五年》“乘大路”何休注:“礼:天子大路,诸侯路车”,可知诸侯方可乘坐路车。据《毛诗序》“召伯听讼”,知此路车乃是召伯所乘。此诗称扬召伯勤勉于公事,乘坐路车前去听讼,从而使得贞信女子脱离无礼男子之诉讼。敦煌写本所载录的“行路”,为重新解读《召南·行露》的主旨提供了新思路,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盛唐气象的体现:飞鹊镜和双鸾镜

翻阅唐代诗,不时会读到有关飞鹊镜和双鸾镜的绝妙咏唱。王勃《上皇甫常伯启》：“鹊镜临春,妍媸自远。”刘元淑：“飞鹊镜前妆梳断。”薛逢《追昔行》：“嫁时宝镜依然在,鹊影菱花满光彩。”李贺《美人梳头歌》：“双鸾开镜秋水光,解鬟临镜立象床。”戴叔伦《宫词》：“春风鸾镜愁中影,明月羊车梦里声。”     

探索大敦煌莫高窟全景图

敦煌研究院(Dunhuang Academy) 敦煌研究院是国家设立的负责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西榆林窟和敦煌西千佛洞保护．管理和研究的综合性学术机构。办院方针为“保护、研究、弘扬”。其前身是1944年成立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常书鸿任所长．下设考古、总务两个组．有员工10余人。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开始了清理、保护、调查．临摹工作,有效阻止了一切人为破坏．出版了《敦煌石窟画像题识》。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改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常书鸿继任所长。所内分设保护、考古、美术．资料,摄影等组室．人员增至40多人。国家拨出巨款对莫高窟危崖实施了大规模的加固保护:修复了许多病害壁画和彩塑．配合保护工程．开展了窟前考古清理发掘;出版有《敦煌壁画》、《敦煌彩塑》,《敦煌唐代图案(临本)选》、《敦煌壁画(临本)选集》和《敦煌艺术小画库》丛书等:在国内外举办了多次敦煌艺术展．“文化大革命”中被迫中止了工作．“文革“后涿渐恢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