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根据地时期中共基层干部群体——以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为中心的研究

干部在中共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或者说中共要达成自己的政权建设目标需要建立一个忠诚且有效的干部支持体系.1940年1月晋西北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即开始自己的政权建设努力,试图通过民选方式和平且合法地改造基层政权,实现控制乡村社会、汲取乡村资源、服务抗战的目标.而越来越多的贫苦农民则依靠中共支持并借助"选举"渠道进入政权系统,由此构建了以中、贫农为主体结构的基层权力格局.这些新生干部尽管是中共在乡村社会最基本的依靠力量或中共革命事业最主要的承担者,但由于文化素质低下、行政经验缺乏、革命意识不强,似乎很难真正承担起中共的伟大理想.这亦充分说明干部队伍建设是中共需要不断努力破解的一道"难题".     

权能分担与社会整合——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下的苏区社团

苏区社团是中共革命构建新社会战略中的重要创置,也是国家权力深入乡村的另一种路径。它通过主动转移一部分权力和职能,使社团成为有限权能分担的社会共同体,与乡村政权互为依存和补充,在动员组织民众、变革社会结构、建立新意识形态和人民对国家权力的认同、实现民众利益与乡村治理的宏大目标中发挥作用。苏区社团与乡村政权的创置和实践,开创了中共重新整合与治理乡村社会的新模式。     

战前中国的区乡行政：以江苏省为中心

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后,自上而下构筑了一条党政并行的政治双轨。但在战前,其党的组织触角基本上止于县城,而行政轨道则逐渐延伸到县以下乡村社会。国家政权的下延,与20世纪乡村政治文化生态的衰颓相激荡。自治名义下的区乡组织实际成为国家政权的行政末梢;原本偏重政治控制的保甲,最终沦为社会征取的重要工具。区乡保甲体制的相继建立,恰逢其会地为土豪劣绅提供了一个纵横驰骋的舞台。国家政权的深化与地方精英的恶化相伴随,乡村社会日益沦为贫穷与动荡交错的深渊。     

抗日根据地乡村社会阶层之流动——以1942年张闻天兴县9村调查资料为分析对象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入侵、共产党革命动员及其乡村改造引起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乡村社会阶层出现不同于以往在内部压力作用下的"非正常"流动,而这种流动主要受革命政策使然;其中各阶层流动的特征和趋向表明乡村社会严重分化,沿着革命政权构建的方向重新整合,客观上实现着"强国家弱社会"的政治图景并在某种程度上揭示出共产党革命与乡村社会阶层流动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同时反映出共产党已取得对根据地乡村社会阶级结构改造试验的成功。     

尧都平阳的传说和华夏文明的起源

今山西临汾,古称平阳,相传是帝尧的都城。 这个传说目前虽然还没有得到考古学上的直接证明,但历史 文献的有关记载和已有的考古成果,却间接表明它是有一定 的历史背景的。从帝尧时代的中国社会性质来看,尧都平阳已 不完全是部落组织对其中心居地的选择,实际上已具备了真 正意义上的国家或政权首都的性质。尧都平阳的传说表明,包 括今临汾地区在内的晋西南地区是华夏文明的直接起源地, 是中国历史的主要源头。     

晚清保甲制的历史演变与乡村权力结构——国家与社会在乡村社会控制中的关系变化

保甲制是清王朝实施乡村社会控制的主要制度 ,但在乡土社会权力制约下 ,国家政权向乡村社会的延伸屡受挫抑。围绕着乡村权力格局 ,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及其权力力量变动 ,不仅构成了“政治近代化”过程中乡村权力结构的历史前提 ,而且也是我们认识近代中国社会的一个新视角     

传统、转型与革命——20世纪30、40年代晋西北乡村权力结构的变迁

1937年,八路军第120师在贺龙、关向应率领下,东渡黄河,到达晋西北岚县、岢岚一带,开始创建晋绥抗日根据地,由此引起晋西北乡村剧烈的社会变动。这一变动是此前半个世纪国家权力向乡村社会扩张的延续,同时又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阶级色彩;既反映了中国社会自近代以来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大变局,同时也反映了中共暴力革命理论对旧传统的破坏和对新传统的促成。     

清代知县剿匪面面观——以广东三知县剿匪故事为中心

本文以清代广东三位知县的剿匪故事为中心,揭示了清代基层社会"匪"、"绅"、"官"的关系,为深入认识清代上层政权控制基层社会的实况、深入认识清代基层社会控制体系——上层政权控制与乡村社会自身控制的连接,做出了有益的研究和贡献。     

试论中国乡村政权职能的历史变迁与内在逻辑

乡村政权作为传统的基层政权组织,是中国政治体制赖以形成和发展的基础。本文通过研究我国不同历史时期的乡村政权职能,探索乡村政权职能变迁的内在逻辑,希望对完善当前乡村政权职能提供借鉴。     

“地归原主”中的国家与乡村——土地革命后赣南社会状况分析

1934-1937年,以“地归原主”为契机,围绕着土地继承、业权改革、族田庙产、田赋启征等问题,南京国民政府试图将国家力量向前中央苏区乡村渗透和扩张,由此揭开了国家与前中央苏区乡村社会互动的序幕.乡村社会对此既有合作也有抵制,政权力量则根据乡村社会的回应对政策作出了一定的调整和妥协.在博弈过程中,国家权力对乡村社会的控制有所加强.     

“四项动员”在兴县

“晋西事变”后的1940年2月1日至3日,驻兴县蔡家崖牛家(即牛友兰家)大院的山西省第二游击区行政公署召开了第一次行政会议,正式宣布行署(晋西北抗日民主新政权)成立。当时,在晋西北驻扎的八路军一二○师主力和新军决死队第二纵队、第四纵队、暂一师、工卫旅等抗日武装部队,军需很大,而     

晋陕地区画像石中的铺首衔环图像

东汉顺帝永和年间,画像石墓分布区从陕北南移至晋西北,二者之间有传承关系,且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类型。铺首衔环是此区墓门画像体系中的重要神异题材,具有鲜明的区域特征,但它们在晋陕两地画像石之间发生了变化:铺首衔环形象在陕北与晋西北画像石中多有不同。本文分析了陕北、晋西北地区画像石中铺首衔环的不同类型,由此可见东汉早中期陕北画像石过渡到东汉晚期晋西北画像石过程中画像石艺术的衰落迹象。     

山西省夏县司马光墓余庆禅院的建筑

山西夏县是宋代著名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司马光的故里 ,司马光墓是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司马光墓中作为祖茔香火院的一组佛寺建筑———余庆禅院的历史与司马光墓、碑、祠的兴废密切相关。更重要的是禅院现存的大殿还保存着古朴的结构和风貌 ,可能是晋西南地区继芮城五龙庙唐代大殿以后时代最早的建筑。这对以金元建筑为主的晋西南地区的古建筑群而言意义重大。     

建国前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作用发挥

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没有掌握国家政权,党只能直接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进行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只能运用直接的领导方式,即所谓"一元化"的领导方式实行党的政治领导。村级党组织领导作用主要围绕党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个革命的中心任务展开,组织和动员民众摧毁旧有乡村制度的安排和建立新制度,树立党在农村社会的领导权威和重建乡村秩序。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乡村文化的“变”与“不变”——基于冀北赤城县苏寺村戏班的个案考察

苏寺村戏班成立于1942年,历经了新旧政权的更替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新中国对乡村业余剧团进行规范约束的特殊历史时期,相比"遵章而为",苏寺村戏班的"自我节奏感"更鲜明,展现了底层社会在政治运动背景下的真实生活状态;与此同时,也深刻地反映了乡村人文化价值取向与新政权意识形态整合之间的复杂关系。     

新中国成立初期福建省乡政建设的困境与实践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政权建设不健全、党员干部队伍有限的短期困境,福建省积极开展政权接管与建设,通过赋予农民协会部分政治性权力以执行过渡时期“准基层政权”职能的战略设计,普遍废除了旧保甲制度,助力乡村政治秩序、社会权力结构重建,乡村政权建设工作顺利完成过渡。     

创新还是延续:“内卷化”理论的中国本土溯源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借用戈尔茨在研究印尼爪哇农业时所运用的"内卷化"概念,黄宗智与杜赞奇基于中国乡村史的研究分别提出了"农业内卷化"概念和"国家政权内卷化"概念。"农业内卷化"概念认为,这一时期中国农村经济已经陷入"过密化"陷阱,现代工业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路径;"国家政权内卷化"概念认为,20世纪中前期国家政权的现代化建设不仅没有实现乡村资源的现代整合,反而造成普遍动乱。"内卷化"的解释体系产生了广泛影响,然而,其实早在20世纪前期中国学者已经指出当时中国农村经济的"过密化"问题,并得出依靠现代工业解决这一弊病的结论;他们还提出,当时国家政权对农村影响的扩大,不但未能完成既定目标,反而动摇了国家政权的合法性,乡村权力结构的异化也造成了广泛的社会失序。     

建国前后湖北农民协会述论

农民协会是中国共产党发动和组织农民、改造乡村的重要组织载体。解放战争时期至新中国成立初期,湖北农民协会经历了探索与初建、发展、整顿与大发展、撤销等四个阶段。从总体上看,农民协会的兴衰存续,始终受到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支配与制约。作为乡村社会的权力组织,农民协会有效弥补了建政过渡时期中共政党和政权组织向农村扩张不够、下移不深的局限,加强了中共对农村的社会控制与社会整合。     

红枪会与近代乡村自卫(1912-1937)——以鲁东地区为中心

民国时期尤其是军阀政治时期,军阀政权对乡村进行掠夺性剥夺,加之兵匪纵横,使整个社会由于缺乏现代动员方式,导致现代国家的基层防卫体系在乡村地区极为薄弱。在此背景下,以红枪会为代表的民间秘密结社组织,在民国时期尤其是在军阀政治时期席卷了整个华北地区,一时成为当时农民反抗军阀、抵御土匪的一个重要手段。在此过程中,宗教仪式与神秘性成为红枪会社会动员的一种有力工具与主要特征,而自卫与动乱则是红枪会在这一时期带给乡村社会的两面。     

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政权对乡村的运动型治理探析

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政权尝试通过发动一系列运动对乡村进行全面改造与建设,形成了当今学者所谓的"运动型治理模式"。而国民党政权党员干部缺乏革命精神与动力,党的组织尤其是地方和基层组织涣散无力,党政体制不合理,缺乏实施运动型治理所需要的制度与组织条件。治理目标的超前与治理模式的滞后导致了国民党治理乡村的失败与乡村改造的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