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史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史记新论》读后

白寿彝同志十九年前的一部关于《史记》评论的讲课记录稿,由求实出版社整理后,题名《史记新论》,于一九八一年出版了。全书分六部分,着重论述了司马迁和《史记》的一些基本问题。这是一本有价值的学术著作,是史学史研究,特别是司马迁史学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古代伟大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是不朽的历史名著,是人类文化史上优秀的史学遗产。近两千年来,研究《史记》,一直是史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因此,有关《史记》的著述与评论,数量繁多,异说纷呈,真可谓连篇续简,蔚为大观矣。白先生一向称誉《史记》。     

司马迁《史记》之中庸思想观辨析

"中庸"作为儒家最高道德标准,为司马迁继承并将其应用于《史记》,使这部史学巨著散发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及人文精神之魅力。本文试从思想内涵、人物评定、史学思想等方面入手,辨析《史记》中所蕴含的中庸之道。     

试论司马迁的天文学思想

司马迁作为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占有极其光荣的历史地位。千百年来,人们都公认他的不朽名著《史记》一书对中国史学和文学的发展具有不可磨灭的影响。其实,这种影响涉及到广泛的科学领域。比如说,从《史记》一书中反映,司马迁还是一位杰出的哲学家、经济学家……乃至自然科学家,等等。由于他在史学和文学上的成就过于光辉,以至他在其他科学方面的成就都被掩盖起来了。然而,当我们深入地来研究一些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早期历史时就会发现,我们很难把司马迁及其《史记》抛开一边不予置理。特别从天文学的角度来讲,司马迁的贡献尤其是不可抹煞的。司马迁是我国古代一位伟     

历史的审美与诗化——司马迁历史美学观初探

史家与诗人的双重气质决定了司马迁鲜明的个性特征,也决定了《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历史文学特色与学术品位。司马迁在遵循道德评价与历史评价传统史学原则下,通过自己的史学实践第一次把历史学上升到审美层次,将历史作为客体审美对象予以审视与价值评判,揭示了历史过程中美的存在及其对主体的特殊审美作用,这是在以往的司马迁及《史记》研究中很少有人注意的问题。笔者认为,从司马迁历史美学思想这一特殊角度进行研究,无疑有助于加深对《史记》深层文化意蕴的认识。故不揣浅陋而试加探索,并希翼学界更多学者关注这一问题。     

义理下的史学:朱熹对《史记》的认识与评价

朱熹出于义理之学的立场,对"是非颇谬于圣人"的司马迁《史记》表示了不满、贬低和否定,认为《史记》的价值不如四书和五经,存在尊孔不力和尊儒不醇的现象;认为《史记》的书法记载无序,衔接不密,并对其史实错误作了揭露。朱熹对《史记》的批判,也缘于他与浙东学派吕祖谦等人的学术竞争,针对后者尊崇史学、重视《史记》的行为,朱熹表示反对。但是,重视格物致知、承认知识价值的朱熹,在强调"尊德性"的同时,也主张"道问学",为此又对《史记》记事的客观性及其史料价值、读史地位表示认可。朱熹对《史记》的评价,主要以其义理之学的立场为标准,以是否尊经重儒为准绳,而较少考虑《史记》在史学拓荒中的奠基作用。     

论方苞的史书“义法”

清桐城派首领方苞(号望溪)七岁“潜观”《史记》,十岁起博究经史百氏之书。平生好经史百氏文献的辩伪考证和校勘整理,尤善长于史学理论的阐发。曾撰有《史记评语》、《史记注补正》、《读书笔记》等著作,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上第一次对著史“义法”作了详尽透彻的阐述,具有重大的影响。“义法”二字最先是由司马迁提出来的,他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说:孔子     

读陈绍棣主编《地图上的史记》

正司马迁创作的《史记》,既是一部体大思精、贯通古今的史学名著,也是一部刻画人物生动形象的文学名著,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继承、弘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植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对传统文化要进行创造性的改造和创新性发展。2020年5月,山东友谊出版社出版了陈绍棣主编的《地图上的史记》,就是一部这方面的优秀《史记     

论司马迁写当代史成一家之言

论司马迁写当代史成一家之言易平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开宗明义提出他著述历史的目的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以史立言”,标志着我国古典史学的发展已进入成熟阶段①。司马迁是如何“以史立言”,他在《史记》中表达出怎样的“一家...     

评班彪的《前史略论》

班彪的《前史略论》是一篇最早的史学史论文,论及中国史上的史官、史家、史书、史学,略古详今,抓住有代表性的史家与史书(即司马迁与《史记》)作重点分析研究;着重于史家的思想倾向,并注意史家的撰史才能,肯定司马迁叙事行文准确、生动,可称“良史之才”。此论上承扬雄、下启班氏父子,标帜史学,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史记》在史学上划时代意义的再认识

《史记》因其开创以人物为主体的历史编纂形式,从而在我国史学发展史上具有了划时代意义。本文着重探讨《史记》记述与评价历史人物的理论与方法,揭示司马迁如何依据人的特性,理解并说明历史人物的实践活动。《史记》的史学价值不仅在于确立了以人为中心的历史编纂形式,从某种意义上说,司马迁对历史人物的理解与说明,体现了我国史学中关于嵢说淖晕乙馐兜木跣选Ｋ裕韭砬ㄋ吹牟唤鍪且恢掷繁嘧胄问剑且恢终嬲庖迳蠉的历史学。     

儒家思想对两汉史学发展的影响——从《史记》与《汉书》的比较入手

在漫长的史学发展历史中,《史记》和《汉书》是两部具有很高价值的作品,可谓两汉史学之精华。由于两书记叙时间上存在部分重合,所载史料方面《汉书》也有许多照录《史记》之处,所以常被后世读者拿来作比,本文试从二者对相同史实和史料的取舍方面比较,反映出其作者司马迁和班固在史学观念上的不同,进而一窥两汉间儒家思想对史学发展的影响。     

司马迁阴阳五行思想辨析

阴阳五行思想盛行于汉代,并发展成为中国人把握自然与社会规律的基本思维模式,汉代知识阶层多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司马迁也不例外。董仲舒公羊学、家学传承及接受《易》学是司马迁阴阳五行思想的学术渊源;这种思想主要表现在《史记》五帝系统的构建、"八书"的内容体系和德政思想;司马迁阴阳五行思想的实质是推崇政治正统论、史学循环论及五德终始说。     

从亦子亦史到亦经亦史——《史》《汉》之际历史撰述探微

从《史记》到《汉书》,两汉史学发生了重要转向。《史记》上承战国遗风,亦子亦史;《汉书》下启后世正史,亦经亦史。史学从诸子化转向经学化,可以从《史》、《汉》之间的历史撰述中探察其脉络。司马迁之后,褚少孙、冯商、刘向、刘歆、班彪等对《史记》的续补构成了史学发展的主流,同时起居注、编年、职官、目录、地理、谱牒等史学门类也蓬勃发展,它们共同彰显了这一趋向。     

中国史学思想研究的新探索——读汪高鑫教授《中国史学思想通论·经史关系论卷》

经史之学作为传统学术中的两大显学和姊妹学科,二者因缘颇深。六经作为中华民族的元典,是后世经史之学的共同源头,其本身就具有亦经亦史的特点。至两汉,经学取得了独尊的地位,史学也随着司马迁撰《史记》而成就了"一家之言",并在学术实践中实现了经史分离。但由于两汉史学具有浓厚的崇经意识,在当时,包括《史记》、《汉书》在内的史著仍被认为是经的     

司马迁与《史记》初探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是二十四史中的首部,是我国历史上的宏伟巨篇,它不仅是伟大的史学著作,而且是伟大的文学著作。本文通过对《史记》作者司马迁的记述,从写作内容与写作风格上对《史记》进行分析,揭出了《史记》的价值。     

司马迁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

司马迁对两千年来史学和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撰成气魄雄伟的不朽巨著 ,为史学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成为传统史学的优秀楷模。《史记》又运用高超的文学手法来写历史 ,刻划了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 ,成为历代作者揣摩效法的古典文学的典范之作。司马迁“最通经学 ,最尊孔子”,对确立孔子作为古代圣人的地位贡献至为巨大。《史记》突出地表现出大一统民族观 ,并对各家学说兼容并包 ,因而成为民族精神的巍峨丰碑。总之 ,从文化史的宏观角度考察 ,司马迁是仅次于孔子的 ,又一位对中华文化影响最大的杰出人物     

中国古典史学中的“求真”问题

根据刘家和先生的观点,自殷、周之际至司马迁作《史记》的这段时间是中国古典史学的形成时期。这一时期又可分为"以史为鉴"、"以史为法"和"以史立言"这样三个阶段,分别以《尚书》、《春秋》和《史记》为代表。本文目的在于,根据刘先生的这一分期框架,分析和探究中国古典史学中的"求真"问题,然后在与西方有关历史客观性理论的比较视野下,挖掘其对当前有关历史客观性或真实性观念的重建所可能具有的意义和价值。     

《周易》与中国古代史学的通变精神

中国古代史学通变精神的哲理基础是儒家经典《周易》的通变思维,《系辞下》将这一思维概括为"《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受此影响,历代史家都普遍重视以《周易》的通变思维来解说历史,由此形成为一种民族的史学精神。早在先秦时期,《左传》便开始以易解史,将《周易》的通变思维作为解说历史变动的重要依据。具有易学家学渊源的司马迁,深刻领会《周易》"长于变"的特点,最早提出以"通古今之变"为撰史旨趣,《史记》首创纪传体通史体裁,以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和承敝通变的眼光,来认识和把握历史的治乱兴衰之变,以历史学的形式彰显了《周易》的通变思维。《史记》以后的中国古代史学,无论是通史、断代史,还是史论之作,都普遍以《周易》的通变思维作为哲理基础,传承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的撰史旨趣,在历史与史学的撰述与评论中重视体现通变的精神。     

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五年

中国古代伟大的历史家司马迁,享誉古今中外。但他的生年,史籍没有明确的记载;历来学者多有考证和推测,众说不一,迄今尚无定论。本人认为,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五年(公元前145年),今年应当纪念他诞生2150年。关于司马迁的生年,他本人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没有记述,班固写《汉书·司马迁传》又缺乏记载,实在令人惋惜。唐代学者司马贞写《史记索隐》、张守节写《史记正义》时,都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司马贞于《自序·索隐》“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句下,注引《博物志》:“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囗(按,夺一字),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     

司马迁社会思想与时代的选择

在我国文化典籍宝库中,《史记》堪称是一部具有久远价值的不朽著作。封建时代不少进步学者把它视为著述的楷模,近代主张输入西方新学和倡导“史学革命”的梁启超称书中“常有国民意识”;现代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直至今天,处在改革与开放的社会主义时代的人们,仍然一再从其《货殖列传》、《平准书》等篇章中总结司马迁主张发展商业交换、鼓励人们自由致富的思想,从中吸取营养。《史记》具有如此久远生命力的秘密,我认为,在于司马迁从总结客观历史进程和研究社会现实情况出发,勇于形成自己独立的社会思想体系,表达了对于历史前途的看法,寄托本人进步的社会理想,其中蕴涵着丰富的人民性、民主性精华,所以才能历经千百年岁月的洗炼,而更加显示出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