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庄秀丽 典雅逸致——王庆墓碣书法艺术赏析

隶书萌芽于上古,继用于秦,兴于汉,尤其到了东汉,最为发达。隶书将篆书逐渐方正平直化,形成了与篆书线条差别很大的基本笔画,隶书的定型化过程称“隶变”,这是汉字书法发展史上最了不起的     

隶书崇祯通宝

1992年《陕西金融》钱币第18辑中翁翼翔《“崇祯通宝”述略》一介绍说：隶书崇祯钱,经小缘细,制作峻深工整,钱透逸,祯、宝二字“贝”四角皆圆形,精美绝伦。     

消失的“蝌蚪文”

汉代的文字以隶书为主,但在汉末产生了另一书体,笔画起止,皆以尖锋来书写,头粗尾细,形似蝌蚪,所以名为“蝌蚪文”,也叫“蝌蚪书”、“蝌蚪篆”。     

碑帖入砚亦风流

《金石索》云:“古者方曰碑,圆曰碣,就其山而凿之曰摩崖,亦曰石刻。”所有用文字摹刻在石上的均可谓之石刻,碑仅为其中的一种。《说文》云:“碑,竖石也。”其中尤以汉碑最负盛名,其中不乏书法艺术的奇葩。如《礼器碑》、《曹全碑》等,在汉隶书体中独树一帜,字体清秀俊美,笔势和畅,如行云流水,悠然飘逸,是我国汉代书法名碑之一。     

读《隶定"古文"疏证》

隶定古文始于汉代。伪孔安国《尚书序》对隶定古文的起因有明确记述。《序》曰:“至鲁共王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居,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书及传、《论语》、《孝经》,皆科斗文字……科斗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为隶古定,更以竹简写之。”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卷一《序录·注解传述人》所记大体本此,并指出壁中所得之书有《礼》、《论语》、《孝经》,“皆科斗文字,博士孔安国以校伏生所诵,为隶古写之。”陆氏又于卷三之《尚书音义》上注曰:“隶古,谓用隶书写古文。”这些记载基本反映了“隶定古文”这个概念的由来。楷书通行之后,以楷书转写古文也称为“隶定”,所以一般学者所称的“隶定古文”实际上即指用隶书或楷书笔法转写的古文。“隶定古文”虽然是始于用隶书写定的孔壁先秦古文典籍,但是真正的孔氏隶古定体经书我们已无缘见到。传世的隶定古文情况相当复杂,有的是后人据传抄古文而隶定,有的是由隶古定本辗转流传而来,有的则是来自对新发现的古文资料的隶定(如汲冢古书),也有的是取自后人所仿写的古文的资料。历代字书、韵     

赵孟頫《饮马图》卷

《江邨消夏录》卷一著录此卷,云: 赵文敏公《饮马图》卷(图一)。纸本,高八寸,长二尺。白描,作奚官汲水,马作就饮状,神骏可观,起止无迹,即伯时当为之俯首也。引首止庵篆书《饮马图》三字,隶书款。下录款“子昂”,钤“赵子昂氏”、“松雪斋”二印。 又录宋濂小楷书题,在画之左方,云:     

广东书家陈恭尹隶书成因及其影响

陈恭尹有"清初广东隶书第一高手"之誉,他的隶书主要取法《夏承碑》和《曹全碑》,并能自出新意。但是,研究他的隶书成因,仅靠现有文献和墨迹难以具体说明。本文尝试以《夏承碑》《曹全碑》在明末清初书坛的地位、明清易代之际广东书坛的特殊历史际遇为背景,结合陈恭尹的交游、遭遇、天赋才情等进行探析和推演,分析陈恭尹隶书对清初广东书坛的影响。     

真书“元德通宝”小议

《陕西金融·钱币研究》1990年3期载郝朝之《元德通宝与圣宋元宝母钱》一文,说在内蒙古伊克昭盟出土真书“元德通宝”平钱一枚,径2.21,穿0.45厘米,重3.95克,“生坑绿锈,异于诸谱”,并附钱拓(图1)。“元德通宝”平钱有真书、隶书两种,但罕有出     

刘德升“行书之祖”说考

自唐张怀瓘《书断》论书谓“刘德升即行书之祖”后,至今人们深信不疑,本文对古代文献进行了认真细致地分析研究,考证出刘德升不但不是“行书之祖”,且与“行书”毫无关系,是位在“隶书”方面有造诣的书家.通过进一步挖掘研究,揭开了“刘德升”之神秘面纱,确定其当与汉末曾任蜀郡太守的“刘胜”是同一个人.     

《尚书》的隶古定本、古写本

《尚书》这部我国最古的史书,除没有传下来的汉代今文本外,几次出现古文本,每次都以它字体之古相标榜。如西汉的古文本,原说是孔子家传本(见《史记·儒林传》)又有说是出自孔子壁中之本(见《汉书·楚元王传》),其字体不是用汉代通行的“今文”隶书,而是用先秦所流行的古籀文字,所以称“古文”。究竟其字体是什么样子,否与今所见金文相同(应该相同),由于没有流传下来,已无法知道了。     

水墨丹青话西涯

清末《西涯雅集图》卷,卷签墨书“尺五园珍藏”,原收藏者姓氏未详。卷前迎首隶书“西涯雅集图”,款署:“安甫姻伯大人命题侄祥麟”,钤“祥嶙印信”白文方印。西涯,指北京元、明、清三代古都的后三海:前海、后海、西海之西海,今亦称积水潭。西涯之名与明代大学者李东     

学者不可尚奇——张在辛师从郑簠研究

清初书法家张在辛存世著作《柏庭琐言》,收录了其晚年对艺术所思所感的内容。其中,《隶法琐言》列《柏庭琐言》十种琐言之第五种,记录了张在辛师从郑簠的过程,亦是他学习隶书的经验之谈,这对于研究郑簠隶书风格的形成以及清初隶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前人对其关注甚少,文章通过对其存世著作《隶法琐言》的研究,试图更加完整地了解张在辛与郑簠的交往,从而进一步厘清清初隶书的基本状况。     

楚辞研究热点透视（六）

屈原出生地有“秭归”、“江陵”二说,而“生于江陵,长于秭归”当更接近事实;屈原绝笔诗有五说,一般以《史记》载录之《怀沙》为准;关于屈宋比较有四说,涉及到屈宋诗歌流变与人品高下之探讨;《远游》之作,从汉至明,皆以为屈原作,清代以后才分为“屈作”与“伪托”二说;关于《渔父》是否为屈原作的争鸣,主要缘于王逸《章句》之矛盾、《史记》载录之理解、渔父形象之真伪以及第三人称之口吻。尽管歧义纷纭,亦非无迹可寻。     

“临廷”瓦当跋

“临廷”瓦当,出自陕西华阴县,西汉时物。已故陈直先生所著《关中秦汉陶录》及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新编秦汉瓦当图录》均有著录。直径１７厘米,文字竖读（图一）。《关中秦汉陶录》中对此瓦当文字仅有“笔画粗卤,文词未详”之语,未再加诠释。今试作浅释,并求教于方家。     

《云林钟秀》图考释

元方从义绘,水墨纸本手卷,高23.5、长105厘米。创作于明洪武十年(1377年)。方从义自题隶书《云林钟秀》、“方方壶画”及尾款隶书“洪武丁巳方壶子作赠邓止庵还朝”。钤“方壶书印”朱文印、“不芒道人”白文印、“墨池清兴”朱文印。鉴藏印有“石渠宝笈”朱文印、“张伯驹珍藏印”朱文印、“嘉庆御览之宝”朱文印、“三稀堂精鉴玺”朱文印、“宜子孙”白文印、“竹窗书画图记”白文印、“宣统鉴赏”朱文印、“无逸斋精鉴玺”朱文印、“张伯驹父珍藏之印”朱文印及“京兆”朱文印等。幅后有明沈周题跋“上清仙子本天仙,下谪来修水墨缘,闻道…     

《后汉书》标点正误一则

中华书局标点本《后汉书》在标点中仍存在一些失误,今试为指出一则,以供标点者参考。 《后汉书·宗室四王三侯列传》:睦能属文,作春秋旨义终始论及赋颂数十篇。又善史书,当世以为楷则。（P.557） 今按,标点者于“史书”下加书名号,盖以为此之“史书”为周宣王太史籀所作大篆十五篇之书名也。殊不知汉人或称隶书书体为史书（关于此可参裘锡圭《文字学概要》）。举“凡《汉书·元帝纪》、《王尊传》、《严延年传》、《西域传》之冯嫽;     

《西狭颂》摩崖现状考

东汉摩崖《西狭颂》与《都阁颂》、《石门颂》并称“汉三颂”。清末张祖翼提出近拓《西狭颂》笔画肥肿,神气索然,乃吴大敬剜洗所致,是说证据不足。然《西狭颂》摩崖“正文”、“文前题记”及文后第一行“题名”的确有刻洗迹象。《五瑞图》下题名第四行“记”字也系后人重刻,其重刊时间约在嘉庆十七年（1812）至道光二年（1822）间,《西狭颂》剜洗亦或同时。另外,《西狭颂》正文末“时府”二字,字形、刀法、位置均与整篇不和谐,当为摩崖刻竣后补刊。     

《诗经·周南》“王者之风”小考

《毛诗序》说：“然则《关睢》《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用公”。又说：“《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也,先王之所以教,放系之召公”。对这种区分方法,人们很难理解。周南、召南是周公、召公的封地,两人都位列三公,为什么周南就是“王者之风”,召南就是“诸侯之风”？且“诸侯之风”是“先王之所以教”．那么“王者之风”是谁教的呢？先王又是指谁？孔颖达解释说：“王者之风,文王之所以教民也。王者必圣,周公圣人,故系之周公。”“诸侯之风．先王太工王季所以教化民也。诸侯必贤,召公贤之,故系之召公。”“感文王之化…     

论《项羽本纪》的悲剧性

关于《史记》一书的悲剧特色,前人早有零星沦述。刘禹锡在《上杜司徒书》中曾说《史记》是“司马子长之深悲”,刘熙载在《艺概》中也说《史记》“悲世之意多,而愤世之意少”,刘鹗在《老戏游记序》中更说《史记》“为太史公之哭泣”。在确认     

汲取圣贤文化精华促进先进文化建设

“圣人”一词在我国历史上很早就出现了,《老子》中说:“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成。”《易·乾·文言》中说:“圣人作而万物睹。”《论语·述而》中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荀子·性恶》中说:“故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也。”司马迁在《资治通鉴》卷一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