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读书的罪过

1966年,我在湖北汉川搞“四清”运动,夏秋之交,由于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四清”运动提前结束,10月初我回到了湖北应城县三合区参加“文化大革命”,当时,我认为自己没有什么问题,对于过好“文化大革命”这一关,还充满了信心。殊不知,我是区委书记,首当其冲受到冲击,     

八月青海

“八月该去哪儿?海边、草原我都去腻了,就连爬不上去的雪山我也去过了,我还能去哪儿?”朋友在电话里问。“去青海!”我毫不犹豫地回答他：“因为八月是青海最美的季节。”     

灌阳江口访谱记

一 1978年2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局和桂林地区政府联合在灌阳召开“红军过桂北”学术研讨会,除地区各县文化局的同志出席外,还邀请广西师范学院（今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近现代史教研室的同志参加。那时已是“文革”以后,我也在被邀之列。我没有到过灌阳,很想借此机会了解一些有关唐景崧的史料,同时看看清代咸丰年间胡有禄、朱洪英在灌阳建立“升平天国”天地会政权的遗址。     

重逢吕纪《红梅斑鸠图》

最近在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看到他们新近为2002年春季拍卖会征集来的古代绘画作品,当一幅吕纪的作品缓缓打开时,突然使我的思绪回到了二十多年前。因为这幅吕纪的画过去不但见到过,而且还亲手挂过。那是1978年,“史无前例”的年代虽然总算是结束了,但是“左”的那一套东西仍然带着不小的惯性,还在起着作用。那时故宫博物院已经对公众开放了,其中包括了“绘画馆”。为了展示“新气象”,展出的作品中颇有不少“文革”中的“抄家”物品,那时“落实政策”、“退赔”等项工作还未全面展开,这些纯粹属     

用信念浇铸的书——《起来》序言

赵杰兄比我年长10多岁,且又是国内外知名的张学良和抗战史研究专家,我仍然愿意以“兄”称之。中国传统中文雅的学界和喧闹的江湖称呼是一样的——区别是学界称“兄”,江湖称“哥”或“大哥”而已。这样称呼他是我的一种攀附心理在作祟：他的学问,有那么多他写过的书在那儿摆着,称他为“兄”,自己岂不也可划入学界？幸好,赵杰兄还很江湖,在一片“赵教授”、“赵主任”的称呼声中,还能容忍我这个在学界本不入流的小字辈的放浪。     

杨爱成香港制造

“你现在还保持随身携带现金的习惯么？” “嗯!”杨受成点点头,在沙发上侧过身,从西裤兜里掏出一叠面额1000的黄色港币,起码有三四十张。他得意地笑笑：“这个习惯我从没改变。”     

鲍蕙荞:回忆录留待八十岁再做

庄则栋、鲍蕙荞曾是天造地设的一对“璧人”。一个是世乒赛“三连冠”,一个是享有国际声誉的钢琴家。我与他们二人都有过接触。相较而言,与鲍蕙荞过从要多些。我认识鲍蕙荞女士至今已三十四年。1987年,我邀鲍蕙荞写稿。鲍蕙荞复我一信,云:“关于写些自传体文章一事,我还在考虑。     

听吴作人先生谈艺

（一）1980年盛夏,在北戴河避暑,有幸同吴作人先生为邻。因而,我们常常一同“下海”。吴老不善戏水,自称“旱鸭子”,不是“白天鹅”。于是我陪他在海边沙滩徜徉,穿着泳装仰卧在海边,枕着波涛,看白云蓝天,渔帆点点,赛艇逐浪,孩子们在浪花中嘻笑击水……这么美好的大自然的景色,忽然引发我想起吴先生关于大自然的两句名言。我问道：“您是说过,一个画家要做大自然的儿子吗？”。吴先生接过话茬笑了：“这是我说的,也是许多人都说过的。不过,我还着重补充了一句,画家要做大自然的儿子;但,画家千万不要做大自然的孙子！”尽管…     

元戎兼诗人的黄兴

辛亥革命期间,涌现出众多文武兼身的先烈。当时与孙中山齐名的黄兴(克强),是军事行动的重要指挥。为革命工作需要,他的行踪,很带有点神秘色彩,他是神枪手,从海外南洋进出大陆几十次,甚至还乔装过“和尚”呢! 我国现代大画师齐白石在其“自述”一书中,谈到他壮年时在桂林与一姓“张”的“和尚”邂逅相遇的趣事: 有一天在朋友那里,遇到一位和尚,自称姓张,名中正,人都称他为张和尚,我看他行动不甚正常,说话也多可疑,问他从哪里来,经何处去,他都闪烁其辞,没曾说出一个准地方,只是吞吞吐吐“唔”了几声,我也不便多问了。他还托我画过4条屏,送了我…     

写标语挣工分

“文革”时期,发生过许多现在看起来匪夷所思的事情。比如只要家庭成分好,即所谓的根正苗红,就可以直接推荐上大学;而在我的家乡则还出现过写标语挣工分的事情。     

为什么我们都黄渤

黄渤已经21年没换手机号了。算出这个数字,他长长地“啊”一声：“真的？我都没想过,这么长时间了。”1993年,黄渤才19岁,在老家青岛买了第一个手机号和第一个手机一那时它还叫“大哥大”。     

我按毛泽东文艺思想创作

从1944年我发表第一篇小说至今,已经69年了。我是专业作家,对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有时候我把它当神明供奉,有时它把我当成阶级敌人抽打。有时候我怀疑它,有时候我又责备自己……不管怎么样,它一直在我的心灵深处,一时也没有离开。（一）把《讲话》当作圭臬1944年,我在冀鲁豫边区打游击。我发表第一篇小说时,还不知道什么是小说。只是觉得我的生活经历很有趣,照实记录而已。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简称“讲话”）发表一年后,还没有在敌后解放区出版,我看了一个朋友的手抄本。看了“讲话”之后我心中豁然开朗：原来写作还有这么多学问。讲得太对了,太好了。特别是作家要深入生活,在生活中获取创作源泉……数十年中,“讲话”一直是我创作的圭臬。土地改革时,我下乡当工作队员,抗美援朝中,我过了鸭绿江到前线体验生活。我还认为：到生活中去不能当“客人”,必须当“主人”,当“战士”。     

我那段甜蜜而又遗憾的婚姻生活

一、结婚 1936年,我结婚了。 在此前两年,我曾有过一次可贵的初恋。那时我虽然是一个地位低下的“戏子”,但我却绝不向往金钱的婚姻。说到钱,当时我红极一时,连我的师父也能把金戒指串起来当腰带系。我一点不看重它!我拒绝了那个把我当“干女儿”来监护的老板的供养。回绝了家有万贯资产的留洋阔少的纠缠,而且还无视“干娘”     

《专访周华健》

好一个“词不忆,且滋味”…第一次买他的专访是1998年他在哈尔滨开了演唱会,我去书摊买《当代歌坛》。后来我和老周面对面好几次,还拥抱过。这人真随和,     

夫人于若木眼中的陈云

陈云是上海人。作为上海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我很早就开始关注他。并希望能为他写一本书。但陈云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人,在他生前,除了南新华社播发的千把字生平简介之外,几乎找不到多少关于他的报道。为此,我曾先后赴上海青浦陈云老家及陈云工作过的瑞金、遵义、延安等地采访;还两度赴南昌采访陈云在“文革”期间的“下放”处所;另外,在北京还采访过陈云的老秘书及老战友等人。     

青春从40岁开始

妈妈是个普通的工人,年过四十,已经有些发胖了,在我看来,她是贤妻良母型的女人。早上为我和爸爸准备早饭,中午洗衣服晒衣服,晚上吃完饭看完肥皂剧就上床睡觉。典型的除了工作、干家务、照顾我和爸,就是吃饭睡觉的家庭妇女形象。只是,一次假日呆在家里,才突然发现妈妈变了。原以为花坛里只供杂草享受,却不料有了几株像模像样的花。“那是你妈种的。”爸爸的话又让我愣了愣。我随手丢下包便去扒饭吃。“你手洗了没?多大了还忘这件事!”“啊?”我放下筷子,眨着眼不知所措,要知道“洗手”的事只有我小学老师教过,我妈从没开口过。当然,我很顺从地洗了手。饭桌上的菜,有我喜     

卖掉花园洋房，背包遨游世界

我可没交过什么“狗屎运” 我注意到,在我博客中留言的人都喜欢把我跟“幸运”两字扯到一起：“你真幸运,竟能四处云游”,“你真幸运,连斐济都去过”,“你真幸运,居然能跑那么远去观看橄榄球世界杯”。我最近去了趟南极,羡煞我“幸运”的跟帖更是挤得爆棚……我知道当人们夸我“幸运”的时候并无丝毫不敬,但我必须申明的是,     

我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再认识

“五四”运动已经过去将近八十年了。八十年来,无论是东方或西方、中国和全世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我国和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对我国政治、思想、文化生活起过并还在起着重大影响的“五四”运动,应该有一个再认识、再估价的问题。近年来,对这个问题我有过一些研究和思考,现在我想把我的一些观点和看法简述如下,供对此问题有兴趣的学者专家参考,欢迎提出批评指正。对“五四”运动的评价,我个人认为不应因袭过去的陈说,将“五四”时期的文化简单看作是“文白之争”或“新旧之争”,因为这两个概…     

廖信忠 我们台湾的家长里短

“不得不承认,我跟芸芸众生一样,一点都不特别。”台湾新晋杰出青年廖信忠说。他过了30岁,还没立起来又趴了下去。虽然他是受“拯救水深火热的大陆同胞”的教育长大,但让他“水深火热”的却是个上海女人。他“为爱走天涯”,屈居在上海青年旅馆里。     

嘿，北京的春天

很多在北京生活过的朋友,在被问及对北京的印象的时候,总会说：“其实我觉得北京还是不错的,但就是……。”这句话后面,填充省略号的内容有很多种,比方说“空气不太好,人太多”,“东西不好看,物价还很高”“城市太大,到哪里都不方便”,“房价太贵”,“人才太多,竞争激烈,工作难找”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