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翼教科书:日本军国主义的还魂之尸

2001年4月3日,日本文部科学省宣布,由8家出版社送审的将于2002年4月开始采用的中学历史教科书修订版,全数经审定“合格”,获得通过。其中包括由扶桑社送审的、由日本右翼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主导编写的中学历史教科书版本。此次获得通过的8个版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对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侵略历史的认识上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倒退和右倾,尤其是     

日本12团体呼吁书——不能把否定宪法、踏上国际孤立道路的教科书传授给孩子们

由“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成员执笔编写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已经部科学省公布审定合格,可供社会选用了。     

检证《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

《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①的作东中野修道,曾经担任过高中日本史课程的非专职教师,现在是日本亚细亚大学的教授。他发现,在日本部省要求高中历史教科书的编将“日军侵略大陆”改写成“日军进出大陆”,从而引发1982年的“教科书事件”之前,日本的中学教科书“并不是全都记述了”南京大屠杀事件。     

无耻的歪曲与公然的挑衅

2001年4月3日,日本部科学省公布了2002年度开始采用的中小学教科书的审定结果,在中学历史教科书部分,8家出版社送审的教科书稿全部获得通过,其中即包括由扶桑社送审的、由日本右翼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成员主导编写的历史教科书版本。这一版本,明目张胆地歪曲历史事实、无耻地美化日本在二战期间对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所发动的侵略战争、极度淡化日本的侵略战争给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人民所带来的深重灾难及日军在海外所犯下的极端暴行、大肆宣扬“皇国史观”和侵略有功论,公然为曾经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军国主义举幡招魂,因而引起了中国、韩国、朝鲜及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和人民的极大愤怒并遭到强烈谴责。     

教科书的文化价值——“鲁迅大撤退”下的语文教科书

1910年3月31日,京师大学堂成立“中国文学门”。它的建立标志着中国语言文学开始形成现代的独立的学科。作为一门课程。新中国成立之前,在小学称为“国语”,中学称为“国文”,1940年华北人民政府中小学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在编写中小学语文课本时,才启用“语文”这一称谓.     

日本部分学者对歪曲历史者的批判——介绍新出版的《不会从教科书中抹掉的战争事实》

日本部分学者对歪曲历史者的批判——介绍新出版的《不会从教科书中抹掉的战争事实》王士花正当日本一些势力激烈攻击中学社科历史教科书中关于日军侵略罪行的论述、妄图歪曲历史、美化日本的侵略战争之际,由家永三郎主编、日本全国援助教科书审定诉讼联络委员会编辑、发...     

第二届“促进东北亚历史共同认识”学术讨论会在日本新瀉召开

今年 7月 14至 15日 ,在古厩忠夫教授 (“环日本研究会”会长、原新大学人文学部部长 )的倡导下 ,召开了第二届“促进东北亚历史共同认识”学术讨论会。古厩忠夫教授明确提出 ,这次会议就是针对日本的“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写的教科书在国际上引起的风波问题。在召开会议的呼吁信中他说 :众所周知 ,今年 4月 ,“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写的中学历史教科书经文部科学省通过 ,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该教科书的序言称由于不可能严密地、准确地把握过去的历史事实 ,所以学习历史的目的不是了解过去的历史事实 ,而是了解过去的人们是如…     

“批判日本政府篡改历史教科书座谈会”学者发言——日本的侵略历史岂容抵赖

2001年4月3日，日本部科学省公布“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等8家出版社2002年版中学历史教科书审定合格。针对日本政府纵容“编纂会”教科书严重歪曲历史、为侵略战争翻案的事件，4月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召集历史专家学共30余人进行座谈。这里选录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名誉所长戴逸、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秘书长刘述礼、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桧林、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汤重南、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赵阶琦、军事科学院军史部研究员罗焕章、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教授李良志、中共中央党校教授何仲山、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勇、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林晓光、人民日报社评论部副研究员林治波，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副研究员章伯锋、张振鸱、曾业英、姜涛、曾景忠、雷颐、居之芬、卞修跃、刘萍等人的发言。发言标题均由发言自行拟定。     

色彩中国

汉族史书中的“峨昌”、“莪昌”等．说的都是阿昌族。《元史．地理志》记载，今云南德宏和腾冲一带．元以前即有“莪昌”人居住．明正德《云南志》认为此即唐代的”寻传”人。唐时”寻传”人属南诏的镇西节度管辖，还过着”俗无丝纩”、”散漫山中无君长”的生活，”寻传”人在发展过程中至元明时期逐渐分化为阿昌族和景颇族中的一部分。     

“三昌”将军陈诚

陈诚,浙江青田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炮科,任教黄埔军校,后任军、政高职。抗战时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屡败屡战:先失武昌,再丢南昌,后弃宜昌,人称“三昌”将军。陈诚连失三“昌”后,重庆高层军政界人士一致呼吁:“杀陈诚以谢天下!”但陈诚是代蒋受过,蒋自会保陈过关。于是高层人士对     

鬼神不佑的张宗昌

本期发了两篇有关张宗昌的文章．前一篇述其“仗义”施财．此篇则讲其鬼神不佑。读完两篇文章,读者对张宗昌想必也就有了个较全面的印象了。     

浅谈新课程背景下对高中语文课堂阅读教学的思考

《语文课标》指出“阅读是收集处理信息、认识世界、发展思维、获得审美体验的重要途径。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教科书编者、文本之间的对话过程”。中学语文课中阅读是学生语文水平的生长点,可语文阅读教学现状却不容乐观。语文阅读教学中的“高能耗”现象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读《日本学者声明》有感——从当前日本教育论战的缘由说起

新世纪前夕,朝尾直弘、安井三吉、古厩忠夫、笠原十九司等50位日本知名教授、专家共同发表《声明》,批判右翼“新历史教科书”编撰运动,强调：“我们特此向国内外表明,作为历史研究家和教育家。基于自己的良心,对这样的教科书登场深感忧虑。”     

《左传》“昌歜”补正（上）

《左传．僖公三十年》：“冬,王使周公阅来聘,飨有昌歜、白黑、形盐。”杜预注：“昌歜,昌蒲殖。”孔颖达疏：“昌歜,飨之所设必是篷豆之实。……《说文》云‘歜,盛气怒也。从欠蜀声’。此‘昌歜’之音相传为在感反,不知其字与彼为同为异。遍检书传,昌蒲之草无此别名,未知其所由也。”     

“批判日本政府篡改历史教科书座谈会”学者发言

20 0 1年 4月 3日 ,日本文部科学省公布“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等 8家出版社 2 0 0 2年版中学历史教科书审定合格。针对日本政府纵容“编纂会”教科书严重歪曲历史、为侵略战争翻案的事件 ,4月 4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召集历史专家学者共 3 0余人进行座谈。这里选录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名誉所长戴逸、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秘书长刘述礼、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桧林、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汤重南、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赵阶琦、军事科学院军史部研究员罗焕章、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教授李良志、中共中央党校教授何仲山、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徐勇、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林晓光、人民日报社评论部副研究员林治波 ,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副研究员章伯锋、张振、曾业英、姜涛、曾景忠、雷颐、居之芬、卞修跃、刘萍等人的发言。发言标题均由发言者自行拟定。     

惟老孔墨三宗：夏曾佑与先秦诸子叙事体系的建构

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夏曾佑不仅是清末“新史学”思潮的主要推动者，还是清末诸子学复兴的重要参与者。20世纪初，夏曾佑在《中国社会之原》《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等论著中率先提出，春秋之前，“鬼神术数之外无他学”,而老子突破了这一“鬼神术数之学”,遂成为“九流之初祖”;此后，孔子“去鬼神而留术数”,制作六经，成为“中国政教之原”;墨子则“去术数而留鬼神”,与孔子“成相反之教”;然后，老孔墨三家流为诸子百家。可以说，这一系列观点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先秦诸子叙事体系。其深刻的思想价值与学术意义在于，不仅彰显了诸子学的现实价值，还促进了孔子与诸子的平等。总之，夏曾佑的先秦诸子学研究推动了中国诸子学的近代转型。     

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新动向述评

20 0 1年 ,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以下简称“编纂会”)编纂的《新历史教科书》和《新公民教科书》(扶桑社出版 ) ,因遭到日本国内外各阶层人士的广泛批判和抵制而被“零选用”。然而 ,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远未就此结束。最近一段时期 ,“编纂会”又有了一些新的动向。     

德国的经验——以中学历史教科书为中心

二战结束后,德国寻求与欧洲国家进行历史和解,尝试与法国等西欧国家以及波兰等东欧国家共同编写中学历史教科书,其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但经过努力,在和解道路上取得了进步。将二战后德国修订中学历史教科书的政治框架和条件与1945年后的东亚局势放在一起比较,尽管东亚在过去20年间也出现了一系列就中学教科书开展合作的倡议,为何迄今仍没有出现与西欧相似的发展趋势?值得探讨。     

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篡改历史的伎俩

日本近代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特别是从九一八事变开始侵华战争,到发起珍珠港事变,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历史,是一段充满血腥,残酷杀害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的罪恶史。日本国内忠于历史、主持正义的历史学,比较客观地记写这段历史。但日本右翼势力却诋毁这是“自虐史观”,他们竭力歪曲这段历史,肯定日本发动的“大东亚战争”的正当性。现在,日本政府审定的2002年版“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教科书,就是“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新标本。     

“虎乡重游”

40年前,贵阳市乌当区羊昌及附近几个公社,老虎伤人的事时有发生,搞得人心惶惶。1961年,17岁刚毕业分到羊昌卫生院工作的我,第一次分管的住院病人,就是被老虎咬伤的两个人。记得给他们治疗时,一边给他们清洗化脓的伤口,一边听他们心有余悸地讲述被老虎咬以及乡亲们赶来相救的情景,真切体会到什么叫“谈虎变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