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史·食货志》所载辽代海事证误

《辽史·食货志》所载辽代海事问题有三点错误:其一,辽圣宗南京内果园宴饮之事是发生在太平五年(1025),而非太平之初;其二,圣宗时的燕地大饥是发生在开泰年间,而非太平九年(1129);其三,王嘉建议的海上运粮主张已经付诸实施,而不是由于水路艰险而作罢.     

辽代“北老河”古道考

"北老河"古道上游河口位于内蒙古通辽市开鲁县麦新镇苏家堡村东南。在通辽市科尔沁区大林镇村东乌九营子村南重新汇入西辽河,全长约200公里。地质学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表明,"北老河"形成于距今约一万年。在西辽河沿岸仅发现少量辽代的聚落遗址,而沿"北老河"故道,则发现大量辽代城市、聚落和墓葬遗址,占该地区目前所发现城市遗址数量总数的65%。契丹民族对自然环境适应性的选择,最真实地还原出了辽代该地区的地貌特征与河道走向。辽代城址、聚落和墓葬遗址具有沿河分布的规律与特点,故从遗址分布上推断:辽代西拉木伦河(潢河)与老哈河(土河)合流后,其下游主河道不是西辽河,而是"北老河"古道。     

辽代军事监察制度新探——兼析《辽史·百官志》“监军”、“都监”诸问题

前贤在论及辽代军事监察制度时,依据的史料多是《续通典》卷33《职官十一》,由于其史源为《辽史·百官志》,又《百官志》的记载存在各种问题,从而误导了对辽代军事监察制度的认识。辽朝建立了一套完整周密的军事监察制度,至少有行军监军、招讨司监军、驻军中的监军三种类型。监军的职责主要为监督地方官、管理驻军,有时亦亲自带兵执行作战任务。辽代方面性军事机构,如统军司、招讨司等,因带有军管性质,故其监军有时亦负责民政事务;根据辽代凡有军队之处,无论是行军还是驻军,皆设有监军这一特点,对《辽史·百官志》中关于"监军"、"都监"的记载重新进行审视。     

《敦煌藏经洞封闭原因再探》商榷

沙武田先生在藏经洞封闭原因上主张"1052年末法说",但在敦煌遗书中并未发现任何与"1052年末法"相关的记述。另外,不论是"辽"、契丹"、辽之主要城市还是辽之主要姓氏都在敦煌遗书中难觅踪迹。"1052年末法"引起统治阶层重视是1027年,此时敦煌与辽已经七年未曾往来。由此可见,辽对敦煌佛教界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辽之末法甚至无传入敦煌之可能。所以因辽"1052末法"封闭藏经洞的说法是缺乏说服力的。     

辽代“杨皙（绩）”问题考辨

据前辈学者研究,《辽史》之"杨皙"即"杨绩",乃是一人两传。本文重点讨论《辽史.杨皙传》和《辽史.杨绩传》记载的歧异之处,如杨皙(绩)的籍贯问题,以及此人任山西路转运使、知兴中府、知涿州事和清宁以后所任诸职事的时间。最后综合上述考证结果,系统地梳理杨皙(绩)的履历。     

辽代荫补制度考

辽代荫补主要分"常荫"与"难荫"两种,荫补对象涉及直系亲属、旁系亲属。辽代九品官员即具有荫补资格,荫补范围比宋初、金代广泛。辽代官员荫补子弟有员额限制,九品官可荫子四人,官品越高,荫补子弟的名额也越多。总体看,其荫补员额比南宋、金代皆多。辽代承荫者多因为自身能力出众而进入政坛中、高层,政治前途比宋、金荫补者更为光明。尽管辽代荫补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北方文化的滞后,但它促成了辽代汉族世家大族与契丹贵族的联合,对巩固辽朝统治具有积极意义。     

辽代石刻概述

本文全面系统地记述了辽代石刻文字的发现与著录、种类与特点、学术价值及影响和研究现状。指出陈述先生的《辽文汇》和《全辽文》是最早全面搜集辽代石刻文字的著作,迄今为止已知辽代石刻文字约有320～330种左右,成为订正、补充《辽史》的重要第一手资料。它揭示了辽朝多次更换国号,补充了大量人物史实,推动了契丹文字研究。辽代的白话碑对于研究白话碑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黑龙江冰雪丝绸之路(连载四)

<正>4.辽代的冰雪丝绸之路4.1五国鹰路——海东路距今1000多年前的辽王朝初期,在唐黑水路和辽契丹道的基础上,黑龙江地区逐渐形成了一条海东路,史称"鹰道——五国鹰路"。辽代的这条"鹰路"指的是上京临潢府——黄龙府——五国部交通路线。辽时称生女真部以东地区,渤海国黑水靺鞨后裔,即今黑龙江省依兰县以北以东,松花江及黑龙江下游散居的土著部落为"五国部"。辽属国、属     

辽代移民辽西及其影响探析

辽代向辽西地区移民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段:辽朝建国前后的50年(901—951年)和辽圣宗耶律隆绪统治的时期(982—1031年)。辽朝统治者移民至辽西其目的前后有别。辽太祖、太宗时期的移民辽西主要目的在于开发契丹腹心地区,辽世宗统治时期的移民活动旨在充实耶律倍家族的领地——医巫闾地区。辽圣宗统治时期的移民既着眼于辽上京、中京地区的经济建设,也有稳定和协调各方面力量的政治考虑。到辽代后期,辽西地区呈现"城郭相望"的局面,交通环境明显改善,产业结构的多元化也对辽朝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同时辽西地区的民族杂居局面也有利于辽代社会的稳定。     

辽代迁徙后所置渌州故址考

辽代渌州不在渤海国鸭渌府旧地,已迁往辽东.从有关文献和考古资料研究,渌州城址应在海、辰两州以西的近海之地.从出土两墓志所见的"辰渌盐院"记载,证明辽辰州(今盖州市)与辽置的渌州合置一个盐院,推断渌州城址应距辰州(今盖州市)不会太远.依定渌州城址的4个必备条件看,将今天大石桥市沟沿镇青城村发现的辽城址定为辽代迁徙后所置的渌州故城址似较合适.     

辽代四楼研究

史料记载,阿保机时代辽地建有四楼。对此,一些专家学者认为此四楼之"楼",并非是汉语意义上的"楼"。本文论证,阿保机时代辽地出现汉式建筑四楼,完全具备条件,并认定辽上京开皇殿前身的明王楼即西楼,金铃阁即东楼。同时还对南楼、北楼的所在作了推测。     

辽道宗与天祚帝对辽朝灭亡的影响

辽王朝曾以坚甲铁骑征服漠北各部,开疆扩土长驱中原,并与北宋王朝形成了我国历史上又一次"南北朝"对峙局面。辽朝发展到辽道宗、辽天祚帝时期以后,逐步走向衰亡。在此以辽道宗与辽天祚帝的昏庸无道、养奸蓄乱为主要脉络,以寻求辽朝灭亡的原因,体现了封建帝王对一代王朝的影响之大。     

贝加尔湖岩画与辽代羽厥里部

奥科拉德尼克夫等在前贝加尔湖地区勒拿河上源的一个叫"舍石金"的地方曾经发现了大量的岩画,其中有一部分岩画带有明显的辽代契丹文化的特征.如马的前额上带有低垂的小辫、出行队伍所表现的始发情节和队伍结构布局都与辽代契丹墓葬同类壁画相同,所以至少属于受辽文化影响留下的作品.根据相关的文献和出土墓志文进行推测,这些岩画可能是辽代羽厥里部之遗作.     

辽代的玉带文化

辽朝(907～1125年),是中国五代十国和北宋时期以契丹族为主体建立的统治中国北部的封建王朝。公元907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称汗,国号"契丹",定都上京。916年建年号,947年辽太宗定国号为"辽",辽景宗时期经过     

辽末后妃参政述略

辽代是一个融合开放的时代,约束少而又有才干的辽代后妃活跃于政治舞台之上,从而形成了辽代后妃频频参政这一独特历史现象。其中不乏直接临朝执政者,但更多的是以妻妾之便参与人主谋划,站在权力舞台后面,参与政事者。本文论述了辽末参政的三位后妃即:道宗宣懿皇后,道宗惠妃及天祚文妃的参政概况,揭示了辽末后妃参政之衰落。     

辽代“墓志人”之年寿状况及死亡原因考论——以墓志石刻为史料

辽代墓志石刻史料蕴含了较为丰富且十分珍贵的"墓志人"(志主)的寿龄和死因等方面的信息。利用已出土的辽代墓志石刻史料,对"墓志人"的"性别年寿"、"民族年寿"、"职业年寿"、"时段年寿"和"地域年寿"等作出分类比较,并分析造成每一类型"墓志人"年寿"差别"的原因;同时,依据墓志石刻史料所记,对以各类疾病为主的辽代"墓志人"致死原因进行梳理和考探,即可以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开拓一条深入而细致、微观且具体的研究辽代社会史的新路径。     

辽代法令考

文章首次全面地对辽代的律令进行了钩稽考索,列出现存辽令44通,并就令的产生、执行以及和唐律的关系、价值等展开了分析,认为辽代的令与唐律没有根本关系,尤其是针对辽代实际情况而颁布的诏令,为辽律的补充,在辽代的法系中具有一定的地位、作用。     

辽金时期的黄龙府

辽改渤海扶余府(今农安)为黄龙府以后,曾以其地为流放罪人的地方,后建为控制东北各族的军事重镇.岳飞所说"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尔"的黄龙府不是燕山(今北京),而是今吉林农安,当时,岳飞等宋人以为宋徽宗和宋钦宗等人被金人囚禁在黄龙府,因此,岳飞发出"黄龙痛饮"的誓言,就是要打到黄龙府,迎回宋徽宗和宋钦宗.辽金时期的黄龙府是中原通往东北的交通要道,是多民族聚居区,民族文化丰富多彩.     

浅谈辽代钱币的流通问题

<正>货币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货币最基本的职能就是流通。流通的范围广泛与否和交换的频繁程度,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因而我们研究辽代货币的流通问题,不得不考虑货币的流通量,没有一定的量,流通就无从谈起。本文就辽代钱币的流通问题谈点粗浅的看法,请方家指正。一据史书记载,辽代建国之前就开始铸币。《辽史·食货志》载:"鼓铸之法,先帝撒剌的(阿保机之父)为夷离堇,以土产多铜,始造钱币,太祖袭之,遂致富强,以开帝业。"此后辽代各朝都开铸     

浅析辽代绘画

辽是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契丹族所建立的王朝。先后建立了上京、中京、东京、南京和西京五个京城。公元936年,辽得燕云十六州,并将开封的方伎、百工、图籍、文物掠入五个京城,汉人画家多为辽朝所用,从而推动了辽代绘画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