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嵌金银饰铁器的保护研究

一、前言我国北方地区曾出土过大量的嵌金银铁饰文物。如山西大同出土的战国时期的铁带勾、甘肃出土的汉代嵌金银铁镜、内蒙古赤峰出土的嵌金银铁饰马具。这些宝贵的文物,由于长期埋藏在地下或出土后保存环境的恶劣已锈蚀斑斑。     

洛庄汉墓9号陪葬坑出土北方草原风格马具试析

被评为2000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洛庄汉墓,已发现陪葬坑和祭祀坑36座。在9号陪葬坑出土了一批纯金和鎏金马具,仅金马具就有40件,总重量达600余克。其中有多件“节约”上的纹饰尤为引人注目。本文通过与其他地区出土的同类风格的器物相对比,认为这是一批来自北方草原地区的马具,同时不排除个别马具为中原地区所制的可能性。并强调,如此集中的一批富有北方草原风格的马具,不仅在中原地区未曾见过,即使在北方地区也十分罕见,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略论中国北部长城地带发现的动物纹青铜饰牌

<正> 北方式青铜饰牌主要是指发现在我国北方长城内外铸有动物纹的青铜饰牌而言。由于最早发现于内蒙鄂尔多斯草原以及河套地区附近,所以又称之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这种动物纹在国外称之为“野兽纹”。具有动物纹和动物立体造型的青铜器,其出现时间很早,至少在商代中期以前就把动物立体造型运用在武器之上了。北方青铜器上的动物纹,一直延续到西汉或更晚的时间。青铜短剑、刀子、马具、带具、饰牌等,都包含在这一类器物中。就北方式青铜器整体而言,青铜短剑、青铜刀子和动物纹饰牌,是北方式青铜器构成的三要素。而青铜饰牌则是这三个要素之一。     

匈奴饰牌类型辨析

饰牌是匈奴物质文化遗存的典型代表之一,主要作带扣、腰带饰、马具饰、首饰配件和"古玩"等五种用途.以装饰母题作为分类依据将匈奴饰牌划分为动物纹、人物活动纹、几何纹三型.战国到西汉时期是匈奴饰牌发展最鼎盛的时期.饰牌同时并存多种形制,并因题材选取的不同形成各自的系列.饰牌由原来的单一品种向系列化发展,创作母题从自然领域转向社会生活领域.     

吉林永吉查里巴靺鞨墓地

吉林永吉查里巴靺鞨墓地于1987～1988年发掘,清理墓葬45座,出土随葬品500余件。随葬品中数量较多的是装饰品、兵器和马具,陶器较少。其中多件为一组的青铜牌饰较为引人注目。根据出土的唐开元通宝,推断此墓地的年代为隋末唐初至唐中叶。     

火焰形马络饰试析——从鄂尔多斯征集的青铜虎头节约谈起

正《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发表一件征集于鄂尔多斯地区的青铜虎头节约~([1]),器物造型及纹饰均很特殊,原报告者将其归为马具,但未具体说明其用途。笔者通过梳理中国北方长城地带的类似器物,并与国外的相关发现进行比较分析,推测类似虎头节约一类器物大多属于马络饰,即马络具装饰品。现将我们的认识公布出来,以供大家讨论。     

汉墓出土镶棺铜璧形饰研究

本文根据考古材料将汉墓出土的镶棺铜璧形饰分为两类。第一类铜璧形饰孔径较大,年代为西汉至东汉初,分布较广,其性质与镶棺头挡玉璧相似,意旨是引导墓主人灵魂升天;第二类铜璧形饰孔径较小,年代为东汉中晚期,主要分布于重庆巫山一带,是巫山工匠在第一类铜璧形饰基础上改造创新而形成的具有强烈地域特色的圆形铜牌饰,其性质有引魂升天之意,亦有表现仙境场景。随着东汉墓葬结构及用玉方式的转变,第一类铜璧形饰衰退与消亡,出现了更多装饰于棺头挡悬璧图、十字双弦穿璧图、龙穿璧图。     

战车与车战二论

中国古代马车的来源及其出现时代,是人们着意探寻的有趣课题。杨泓《战车与车战》于《考古学报》1976年发表至今已有23年。作者依据这23年出土的考古学资料进一步提出:商代前期已有以牲畜拖驾的车。商代后期双马木车已较多地用于军事,但战车兵还难于成为克敌致胜的主力兵种。西周时马车的车前驾马数量增加,车的毂部附加了铜饰,车辐增加,轴头缩短,马具改进,新兴的格斗兵器出现。战车的冲击能力和作战性能得以提高。战车成为军队的主力兵种。东周时期的马车据形制和装饰的不同,可分为华美的乘车和用于军事及田猎的战车。出现了保护辕马的皮质马甲和马胄。战车使用的成组兵器已趋完备。     

山东青州出土十六国时期鎏金铜马具

正20世纪90年代,青州市博物馆对山东省青州市体育场建设过程中破坏的一座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墓葬仅存墓底铺砖,具体形制不明。发掘过程中无随葬器物出土,仅从现场征集回一批此墓出土的马具。现将这些器物介绍如下。一青州体育场墓葬出土马具共90余件,包括鞍具、辔具、鞧饰等,均为铜质,通体或局部鎏金,部分器表有錾刻纹饰。马镫2件。形制、纹饰相同。扁条状长柄,上宽下窄,上端有一横穿,下端接椭圆形镫环。     

旬邑上庙遗址出土马具附着有机残留物的科学研究

为研究我国古代马具的发展及工艺，使用红外光谱仪、扫描电子显微镜，对旬邑上庙遗址出土的一副南北朝至初唐时期马具中青铜卡带背面附着的多层有机残留物进行检测。结果显示：黑色残留物为动物皮革，老化严重，已无法判断种属及鞣制工艺；下层残留纺织物为大麻纤维平纹编织而成，其经纬线差异显著，编织密度较低。二者共同构成该件马具之鞦。研究首次发现，马具上各青铜部件间系带使用了纺织品包裹皮革的制作工艺，可见当时马具的发展已初步成熟，人们充分认识到大麻制品及动物皮革作为马具系带的特征优势，并能将二者结合使用。研究结果可为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中原地区马具的研究提供线索，并为该类文物的保护修复提供参考。     

汉代便面功用小考

汉代的便面(扇子)功用主要为实用、礼仪及避邪。     

岭南地区汉代陶囤研究

岭南地区汉墓出土陶囤的作用是存储未脱壳的粮食,其根据盖顶的不同可分为两型,岭南地区陶囤最早见于西汉中期,当时仅出土于南海郡,根据墓葬和其自身特点,可将岭南地区陶囤年代从西汉中期至东汉晚期分为五期。     

居延遗址T129烽燧出土纺织品分析

居延遗址与汉代丝绸之路兴盛密切相关,是历代丝绸之路开拓与畅通的重要历史见证。在人迹罕至的居延遗址T129烽燧附近的地面发现了纺织品残片,伴随发现的有汉代木简和五铢钱。为了了解织物成分和编织工艺,进行了相关的科学分析。使用红外光谱分析确定了纺织材料为丝,通过视频显微镜和扫描电镜观察,确定纺织品采用平纹织法,未经染色,根据织做工艺可定名为汉代常见的绡。该纺织品可作为汉代戍边士卒衣装的标本之一,对于研究汉代西北地区的丝绸之路物质交流和文化传播具有一定的意义。     

汉代的“发兵”制度

汉代发兵有四种信物：虎符、节、羽檄、诏书。王朝设有符节台管理符、节、玺印。虎符要与诏书同时使用。节的使用没有地域限制。羽檄曾一度独立作为发兵信物,表示情况紧迫,请求援助的信物。西汉中央对地方控制力强,调兵权掌握在皇帝手中,东汉地方统兵权与调兵权逐渐合一,虎符发兵之制很大程度上被破坏,节不断流行起来。     

关于淮北新出土石祠画像石的认识

通过对新出土的4块画像石形状、内容及雕刻技法的分析,认为它们应是东汉石祠画像石。并根据其形状、尺寸将它复原成单开间平顶房屋式建筑,填补了淮北市汉画像石祠的空白,并为认识同类画像石找到了实物依据。     

肩水金关汉简所见“太常郡”初探

肩水金关汉简涉及到了西汉太常郡,太常本为职官官名,吕后六年(前182年)长陵置县即为太常所辖,后陵县既多,渐为郡级政区,直至汉元帝永光四年(前40年)不再领县。虽然此郡未能与西汉时期相始终,但已具备郡级政区的基本功能,且有边界和实土,是西汉时期的特殊政区。     

从铭文看两汉铜器皿的生产经营方式及其变化

汉代铜器皿的生产经营方式多样,且变化明显。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西汉早期,国家的经济政策较为宽松,铜器生产较为自由,制作机构既有中央和地方政府控制的各级工官,也有地方诸侯和富商,产品得以自由买卖;西汉中晚期,由于对地方诸侯和私人工商业实行打击和限制政策,铜器的生产经营方式发生变化,地方诸侯和富商基本退出铜器的生产领域,铜器的制造由政府专控;东汉早期,随着政策的放宽,铜器由政府专控的局面开始松动,私人作坊造作的铜器出现,至东汉中晚期政府各级工官基本退出铜器生产领域,铜器的制作为私营或工官监制私人承制的形式。     

汉代彩绘的回贴修复研究

针对出土的汉代生漆彩绘和胶料彩绘的破损状况,用自行研制的增塑剂(SC1,主要成分为水性环氧及有机锡),加固剂(水性氟),胶粘剂(环氧树脂与聚酰胺及508的混合物),对生漆彩绘耳杯进行回贴修复;用显现加固剂(508及有机氟材料)对西汉兵马俑胶料彩绘进行显现加固,然后采用水性氟试剂作为胶粘剂进行回贴。两类彩绘的回贴效果理想,说明这种新型的回贴技术可以应用于文物彩绘修复。     

南京市湖熟镇窑上村汉代墓葬发掘简报

湖熟曾为两汉时期湖熟县治所在地,汉代墓葬较为集中。以往考古发掘的汉代墓葬多为西汉中晚期以降,未见西汉早期墓。窑上村6、7号汉墓,时代属西汉早期,其清理规范、资料完整,在墓葬时代及分布区域上较以往有所突破,对于研究湖熟一带汉墓的分布规律乃至南京地区汉墓形制的演进及汉代丧葬礼俗等都具有比较重要的学术价值。     

“汉代城市和聚落考古与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

城市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和经济管理、军事指挥中心,是人类文明的集中体现,对古代城址进行发掘和研究历来是考古学的基本内容及重要任务之一。聚落一般指人们聚居的地方,是生产、生活等各种活动的空间及场所。广义的聚落包括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