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英国的圈地运动

中世纪后期,英国曾发生了“圈地运动”。这个持续三百多年的圈地运动,对英国封建制度的解体、资本原始积累以及资本主义关系的产生都起过十分深远的影响,因而中外历史学者对这个问题,都颇为重视。但对其产生的原因、过程和后果的意见素有分歧。现仅提出个人的一些粗浅看法,请教于前辈。一在探讨英国圈地运动的原因时,应根据列宁指出的:“要估计到在同一历史时代这个国家不同于其他各国的具体特点”的教     

全景式、重实证的圈地运动研究——读侯建新教授《圈地运动与土地确权》

圈地运动曾经是国内学界世界史研究的典型话题之一。在近三十年沉寂后,侯建新教授《圈地运动与土地确权——英国16世纪农业变革的实证考察》的发表,格外引人注目,是英国土地产权研究的标志性创新成果。传统观念认为圈地是为了改变土地经营方式,而在这篇近八万字的长文中,作者跳出传统研究的窠臼,将圈地运动与土地私人产权明确化联系在一起。侯建新教授在文中明确提出了判断圈地是否合法的依据,证明圈地运动基本上是在法制框架下进行的,并非完全以牺牲农民为代价。对于长期以来学界所忽视的农民圈地以及饱受诟病的领主圈地,作者运用数据分析和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做了实证性考察,并重新估算了广受关注的16世纪英国圈地规模和社会影响,直接对话外国同行,发出了中国学者的声音。     

英国都铎王朝早期的圈地运动试析

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封建主义的基础。消灭封建主义,归根到底是破坏封建土地所有制,同时破坏与它相联系的农民“份地制”(即农民不完全的、有条件的土地占有制)。由于各国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不同,同时也受阶级斗争进程的影响,因而封建主义消灭的过程分别遵循不同的道路,在英国是从消灭农民的“份地制”开始的,它的典型表现就是“圈地运动”。圈地运动经历了两个高潮,一个出现在十五世纪后叶,延续至十七世纪末,另一个发     

圈地运动之前对公地制度的侵蚀与反侵蚀

本文以英国的史实为主,法国的史实为辅,探讨了大规模圈地运动之前英国和法国的公地制度长期经历的侵蚀与反侵蚀的斗争。本文试图说明,近代圈地运动的兴起,公地制度的衰亡,圈地者同反圈地者之间剧烈的冲突,决非突然发生,而是有着非常深远的历史根源。     

圈地运动与英国土地法的变革

圈地运动是英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一种现象,它始终与英国法律特别是土地法的变迁紧密交织一起,呈现彼此影响的互动状态。最初的圈地是在封建土地保有制的基础上发生的,普通法不承认维兰的财产权,使领主圈地具有了合法性依据,为圈地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法律环境。15世纪时,随着庄园制经济的发展,土地法发生了变化,庄园农民的土地产权趋于明晰,新的土地法成为都铎政府限制圈地运动的法律依据。17世纪以后,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法律又成为推动圈地运动发展的强大动力。在圈地运动的推动下,土地法自身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传统的小农土地产权制度迅速转变为现代资本主义大地产制。到19世纪末,社会利益备受关注,国家法律又转变为禁止私人圈地和保护公众休闲用地的手段。由此可见,圈地运动不仅是一场经济社会领域内的变革,也是法律领域内的一场变革。     

圈地运动与土地确权——英国16世纪农业变革的实证考察

16世纪的英国圈地运动,是历史上第一次具有市场指向的土地确权运动,是把具有共同体性质的混合土地所有制界定为排他性的明晰产权,从而激励经济效率,颠覆中世纪的基础。经过数个世纪的物质积累、权利积累和观念积累,社会深层结构发生了相当深刻的变化,其中土地市场化和农民的社会化是基础性的变量参数,圈地即是这种变化的历史性总结。"大农-乡绅阶层"作为农业资本主义载体,是圈地运动最能动、最重要的推动力量。领主圈地的通常方式是契约圈地、法庭圈地以及协议圈地,以合法圈地为主。领主非法暴力圈地确实存在,是赤裸裸的掠夺,暴露了早期资本的失范与贪婪;领主暴力非法圈地受到佃农土地权利的抵抗,佃农的抵抗具有一定合法性和有效性;但这种"暴力圈地所占比例很小"。16世纪中叶以后协议圈地越来越多,土地确权从来没有抛弃法律而是越来越规范,18世纪发展为"议会圈地"则属水到渠成。从基本层面上讲,圈地不是践踏土地权利,恰恰是明晰和确定土地权利。圈地规模有限,圈地中心地区的圈地比例大概在20～25%左右。总之,圈地运动的影响至为深远,是个老话题也是基础性话题,有必要给予新的关注。     

圈地运动与英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典型性问题新论——兼与国内学术界某些流行性观点商榷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一些关于圈地运动和英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典型性问题的研究,出现了两种值得引起注意的研究趋向:某些具体问题的研究没有很好地借鉴吸收西方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多依从旧说;偏重于生产力或纯经济的研究.在综合吸取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圈地运动兴起的直接原因,主要是牧羊业自身的生产特点及其所决定的远比种植业要高得多的丰厚利润,而不是国内学术界所通常认为的"羊毛价格的上涨";英国16世纪的圈地主要还是在当时的法律框架下,以和平的或协议的方式较为平静地完成的,暴力不是主要手段;英国16世纪的圈地并没有引起土地关系的重大变化;圈地和农场规模的增加并不一定会带来生产力的提高;一直到19世纪中后期,英国的农业整体上还不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农业.     

封建地租市场化与英国“圈地”

英国所以发生圈地运动,因素多多,经济的、社会的、文化传统的,不一而足。然而,我们不能离开土地本身谈土地变革,不问"土地",何以知"圈地"?而英国圈地最初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就是从地租问题开始的。进入16世纪前后,地租急遽上扬,广受社会舆论诟病,不过地租变动的前因后果以及与圈地的内在逻辑联系,未见有说服力的批评和阐释;以后亦如此。以往关注地租者并不少,学界所理解的地租演进历程,就是封建地租走向资本主义地租,而本文试图从中世纪乡村生活内部探求其潜在的否定因素,它是封建的、同时具有市场因素发展的某些条件的地租形态和时段,这就为我们理解此时的经济形态的演变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模式。英国封建制的某些契约因素支持了中世纪农民经济繁荣,后者的发展到头来却对整个封建经济形态提出挑战,这样,近代与中世纪的内在联系,地租飙升及其与圈地运动的内在联系,得到了更深入的解释。国际贸易的扩张、养羊业的发展、价格革命等都在发生作用,最终还要土地本身发生变化,土地和地租市场化才是颠覆中世纪田制的最直接的铺垫。     

18-19世纪中叶英国土地流转的特点——以科克家族的地产经营为中心的考察

圈地行为曾被英国政府三令五申地禁止,而当这一运动延续至18—19世纪中叶的时候,英国议会却通过立法的方式正式介入这一运动,力度之大令人咋舌。究其原因,这种发展趋势与英国的土地贵族在光荣革命后成功掌控英国的政治局势、追求大量土地所有权的趋势密不可分。它也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在供求关系调节下利润力量驱使的结果。诺福克的科克家族(Coke of Norfolk)是这一时期英国土地转型的一个典型范例。他们历经几代人,通过各种方式追求土地规模的扩大、改变土地的用途以及追逐市场利润,从而在这些方面为后人研究英国土地转型问题留下了清晰的印记。     

浅议英国都铎时期的感化院

都铎王朝是英国社会转型时期,受圈地运动、价格革命和宗教改革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英国社会出现大量居无定所、无所事事的贫困人口,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在一系列惩罚性措施效果不佳的情况下,为了更有效地维护社会稳定,英国各郡陆续建立了感化院。感化院改变了先前单纯的惩罚政策,通过收容并强制劳动,初步解决了贫民四处流浪问题,但其管理方式也使贫民望而却步。     

建构一种转型的“新中世纪观”——评戴尔的《转型的时代:中世纪晚期英国的经济和社会》

长期以来,人们都将15世纪末发生的英国圈地运动和地理大发现看作是现代世界的开端。作为人类历史上率先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国家,英国中世纪晚期的历史一直是西方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但英国是何时、如何以及为何能完成这种从封建主义     

富裕佃农:英国现代化的最早领头羊

农业是英国资本主义发生的策源地,而不是商业或者手工业,后者要以农业的发展为前提和基础。英国原始积累成功的秘密,在于农民个体的普遍积累,在于大规模的圈地运动以前,英国农民已经经历了长时期、普遍的积累,并在此过程中产生了一批殷实的、又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富裕佃农。他们一心扩大耕地和牧场,或买卖或转租或垦殖,很早就一直以零敲碎打的方式进行“圈地”;更重要的是,富裕佃农最早创立了工资雇佣生产方式。它有着一套全新的游戏规则,不承认等级,漠视身份,最大限度地追求市场利润,完全不同于庄园经济。富裕农民经济在市场上击败了领地经济,迫使领主不断肢解领地地产,进一步扩大富裕农民经济的规模,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阶级逐渐形成。显然,农业资本主义是富裕佃农推动的,领主不过是被佃户逼上商品经济的“贼船”。是约曼——富裕农,还有他们的延伸体乡绅,而不是领主或新贵族,成为英国现代农业的发起人。     

十五—十七世纪英国乡村工商业的发展与其早期近代化

封建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过渡,一方面是商品经济发展、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即工业化、城市化—近代化的过程;另一方面则是资本主义关系逐渐取代封建生产关系的过程。 对英国乡村中封建经济向资本主义过渡的研究,过去往往偏重于圈地运动和租地农场的兴起,而对乡村工商业与英国早期近代化及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则重视不够。本文拟以15至17世纪英国乡村工商业的发展为主线,探讨英国资本主义发展及其早期近代化道路的问题。     

马来亚的独立与英国殖民撤退的策略

英国从其广大的殖民地撤退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这一进程既是殖民地民族民主运动的本质性结果,也带有宗主国适时“非殖民化”的色彩,但二者所处地位不同。前者作为主导因素,决定了事件的性质,其强烈程度决定了后者的进程;而后者只是一种策略,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隐蔽的殖民统治手腕。这一点在一些殖民地都有所表现,而在马来亚则表现得较为典型。在马来亚民族解放运动日益高涨之时,伦敦方面先是拖延、推迟马来亚的独立,后是培育倾向于英国的当地政府和领导人,以便有效地储蓄其自身的巨大利益。     

以文明的名义：19世纪英国动物保护运动的缘起

19世纪英国动物保护运动的兴起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与英国人的天性无关。在动物保护运动兴起前,动物在英国的处境非常悲惨,英国甚至被称为动物的“地狱”。18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文明”概念在英国的传播以及英国“文明国家”身份的建构,英国社会中上层认为动物在英国的悲惨境遇与其文明国家的身份不符,是文明的耻辱,并有损英国人的道德优越感。由此,英国社会残忍对待动物与其自视文明国度间的落差,就成为19世纪英国开启动物保护立法和推进保护运动的“新动力”。     

18～19世纪英国"友谊会"运动述论

在英国社会保障发展史上,18、19世纪是“友谊会”等民间互助组织快速发展的时期。但对“友谊会”运动这一历史现象的成因,国内外学界长期以来没有一个明确的解释。通过对18、19世纪英国“友谊会”等民间互助组织兴盛与衰落过程的历史考察表明,“友谊会”运动的出现,是此时社会上日益增长的社会保障和救助需求与英国国家职能尚未完全扩及到社会保障领域、很好地满足人们对社会福利需求的结果,“友谊会”等民间互助组织的出现与迅速发展是对18、19世纪英国国家职能在社会保障领域中缺位的重要填充。     

英国17世纪革命形式渊源考

对英国17世纪革命的研究已经很多,但注意力大多集中于研究革命的“内容”上面,即性质、阶级阵营、历史作用等等,很少有人探讨革命的“形式”问题,而且认为“形式”完全是由“内容”决定的,它本身并无意义。笔者对此不敢苟同。革命的“形式”与“内容”,固然有联系,但这种联系并非必然的、决定性的。“形式”本身同样具有内在规律性、独立性和主动性。通过对英国17世纪革命的分析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关于英国“自耕农”的再研究

农业现代化的“英国式道路”有三个特点 :一是以圈地运动为重点 ,以废除骑士领地制、寺院土地世俗化及拍卖和兼并土地为辅助内容 ;二是以反欧洲大陆盛行的改组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资产阶级——农民的方式”,转而用“地主方式”为资本主义“清洗土地”1;三是以牺牲自耕农经济为代价 ,建立近代资本主义大农业体制 ,使封建土地所有制直接过渡到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 ,使古老而封闭的传统农业直接转变为新式而开放的现代农业。在中外有关著述中 ,英语中的 yeoman (复数为 yeomen ,总称为 yeomanry)通常被音译为“约曼”或意译为“自耕农”。由于自…     

北京滑雪场:一年“喝”掉4.2万人生活用水

北京是一个严重缺水的城市,水资源储备仅相当于一座沙漠城市的水平。因此,北京没有任何理由挥霍水资源。然而,近年来北京却掀起了一场滑雪场“圈地”运动,这些滑雪场均抽取地下水进行人工造雪。这一现象进一步加剧了首都水资源短缺的矛盾,导致滑雪场与人“争”水喝的问题日益突出。一些专家明确指出,北京的水资源是不可以用金钱衡量的。从首都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来看,北京地区不宜盲目建设滑雪场,滑雪场无序发展状况亟待改变。     

历史工作坊运动与英国口述史的兴起与发展

作为一场由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发起的史学民主化运动,历史工作坊运动以其再现底层声音、挖掘史料来源和研究大众记忆方面的相关工作而受到学界关注。这场运动在继承“自下而上看历史”的底层史观基础上,利用口述资料呈现社会底层的日常生活和大众文化,极大地推动了英国口述史的兴起与发展。20世纪60年代末,为恢复和拯救边缘人物和弱势群体的“隐藏的历史”,口述史被历史工作坊运动的史学家广泛应用于英国地方史、社区史、劳工史和女性史等领域,进而呈现出鲜明的“新社会史取向”。20世纪70年代末,历史工作坊运动日益关注记忆问题,尝试从记忆和意识的角度考察口述史背后的社会脉络及其意义,进而推动了英国口述史的“记忆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