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树铮与1919年南北议和

1919年南北议和,是北洋军阀同南方军阀勾心斗角、争权夺势的重大举动。此举始终牵掣于北南双方各派系之争。就北方来说,尤其牵掣于直皖之争。直系力借议和排斥皖系,皖系则对议和力图抵制。最后,在南北双方都缺少诚意的情况下,议和破裂。徐树铮是当时纵横捭阖的人物。本文专门研究他与议和的关系,研究他对议和的认识、破     

宪法危机与1919年南北和谈

1919年议和前后南北政府混乱的宪法依据,以及双方各利益集团的不同考虑,凸显出南北议和的一个难点:宪法问题.也正因此导致第二次南北和谈缺乏一个能够统摄各方的中心,并使南北军阀在和谈前期达成的利益妥协不能实现,和谈最终陷于瘫痪.     

南北议和中断前朱启钤与钱能训等来往密电选

这组文件为朱启铃在1919年2月底南北议和中断前为议和事与钱能训等往来密电选。记载了在议和中由于南方坚持陕西停战、宣布终止中日军事协定并裁撤参战军等项而告中断,从一个侧面为研究南北议和提供了第一手资料,特予公布。     

朱启钤及他评点的《藏语》

朱启钤(1871—1964)贵州开州(今贵州省开阳县)人,字桂辛,号蠖园,清光绪举人。清末曾任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监督,北京外城警察厅厅丞,内城警察总监,蒙古事务督办等职。北洋政府时期,曾任交通总长、内务总长,代理国务总理。拥袁世凯称帝,任大典筹备处长。1918年被选为安福国会参议院副议长。1919年任南北议和北方总代表。以后经营实业。并在1929年创办中国营造学社,从事古建筑的研究。解放后,任中央文史馆馆员,全国政协委员。著作有《丝绣     

辛亥革命议和时的一张历史照片

这里发表的是一张辛亥革命时期在上海举行南北议和会议时拍摄的历史照片(见图)。左边是北方的议和全权代表唐绍仪,右边是南方的全权代表伍廷芳;中间一位外国人是英国商人李德立(Edward SelbyLittle)。这张照片便是由李德立的孙女、英国友人多萝西·卢西夫人(Dorothy Lucy)惠予提供的。李德立作为一个外籍商人,怎么会与两位议和大臣一起合影呢?原来,李德立对于促成南北议和曾发挥过相当重要的作用。李德立于1886年来华,先是传教,后又经商。他在中国各阶层中交游广泛,对于北戴河、     

吴鼎昌与一九一九年南北和议

1919年的南北和议,吴鼎昌因得到皖系、安福系及徐世昌的支持与认可,被推选为北方代表。作为北方代表团的决策者之一,吴鼎昌多方周旋并争取南北双方妥协,努力推进和议的筹备。在1919年公债、国会等和议具体问题上,吴鼎昌尝试游说北方向南方作出一定妥协,但在遭到皖系反对后,采取强硬态度试图迫使南方让步而未果,最终选择了终止和议的消极方案。南北和议的失败,主要是促进和议的诸多因素没有形成一股占有优势的、推动和议的中心力量,终因均势的多方意见不可调和而破裂。1919年南北和议,不仅仅是对中国旧军阀势力对比发生的变化产生了影响,也是中国社会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催化剂之一。     

李纯之死与各方反应

正1917年8月李纯接替冯国璋继任江苏督军,自此致力于推动南北议和。在他的斡旋与协调下,南北和会最终于1919年2月在上海开幕,取得了阶段性胜利。然而和会议而未果,僵持数月后便草草收场。翌年8月,徐世昌为挽救和会作出最后努力,任命李纯为和议总代表,但孰料数日后李便称病辞职,这基本给各方寄望的南北议和画上了句号。李纯也由此步入了政治与人生的暮年时期,不久其离世的消息便遽尔传出。     

周总理对朱启钤的关怀

先父朱启钤,晚清时曾任京师外城巡警厅厅丞、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监督、津浦铁路局北段督办。北洋政府时代,曾任交通部总长、内务部总长、代理国务总理、1919年南北议和北方总代表。以后,在津沪一带经营实业,经办中兴煤矿公司（今山东枣庄煤矿）、中兴轮船公司等企业,并在北京组织中国营造学社,从事古建筑的研究。     

1919年“南北和议”前后西南内部的斗争

一、和议前西南各方利益要求及斗争焦点1917年7月至1918年5月,孙中山领导了第一次护法运动。当时,桂滇军阀也混迹其间,但实际时时准备妥协。桂系篡夺军政府后,北方直皖争斗加剧,徐世昌因高唱“和平”坐收渔利,窃取了大总统职位宣布停战。同时,英美等国为重新瓜分在华利益,也“劝导”南北双方“言和”。所以,南北“主战派”代表孙中山,段祺瑞只得默认已成之局,议定1919年2月20日在上海正式召开和会。     

伍廷芳与清帝退位优待问题之研究

伍廷芳在晚年隐居后受到革命浪潮的推动毅然投身辛亥革命。南北议和期间,伍廷芳作为南方全权代表先后与北方代表唐绍仪、袁世凯就清帝退位优待问题展开唇枪舌战。重点争论了退位清帝的名号、居所以及禁卫军编制等问题。清帝退位优待问题关乎民主共和体制根基的牢固性,伍廷芳坚持施行清帝退位、拥护民主共和,革命立场坚定。优待清帝的处理是伍廷芳综合南北实力,在稳定全局的前提下实现民主共和之选择。     

从“安福国会”和“非常国会”看民主政治建设

张勋复辟失败后,出现了北方"安福国会"与南方"非常国会"对峙的局面。本文通过"安福国会"和"非常国会"的对比,就其合法性问题进行探讨,以期印证在中国建设和完善民主政治绝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而有待于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条件的成熟。     

试论直皖战争前的政局演变

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三日,被时人呼之为“无聊的上海和会”宣告破裂,进一步扩大了南北军阀集团的内部矛盾,加速了北方直系与西南军阀勾结的步伐,并最终导致了一九二○年的直皖战争。 1 上海和会破裂后,北、南两大军阀集团的内部矛盾都因之迅速扩大。在将近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双方既忙于无休止的内部争吵,同时又都在那里玩弄“议和”把戏,继续欺骗人民。北洋军阀方面,直、皖之间的矛盾早已根深蒂固,难以调和。还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北洋派的江苏督军李纯、湖北督军王占元、江西督军陈光远便联名提出了“停止湖南战争”的意     

首义再现——鄂南名宦张国淦眼中之辛亥革命

张国淦在武昌首义后南北和谈中担任北方代表,在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曹锟等相继为总统时,他均担任要职,有机会结识相关辛亥革命的历史见证者。在《张国淦自述》中以亲历者的角度从"武昌首义"、"各省响应"、"南北议和"和"清帝退位"四个部分来回顾这场革命,对于了解这场革命的相关事实不无裨益。     

论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

一九一九年二月到五月,在波谲云诡的中国政坛上,演出过一场南北议和短剧。在军阀们厮杀未已的隆隆枪炮声伴奏下,帝国主义者、南北军阀、无耻政客纷纷打扮成和平天使,口念和平经,场面颇为热闹。一些人对此表示赞赏,乃至沉醉于和平幻境     

宋蒙鄂州之役期间的"议和"问题新探

鄂州之役是宋蒙战争中的一次重要战役,对宋蒙双方后来的历史发展有很大影响.忽必烈在蒙哥去世后选择率军进攻鄂州,但遭到南宋顽强抵抗,未能攻克.结合对相关史料的考察,贾似道确曾派人与蒙古进行议和活动,但其目的不在求和而在于打探军事情报.双方进行过几次交涉,但谈判尚未完成,忽必烈就秘密北撤.因此,"鄂州议和"确有其事,并非蒙古方面刻意编造的说法.贾似道出于掩饰鄂州议和而拘禁郝经使团的说法早在元成宗时期就已经基本成形.     

周总理与贵州籍北洋政府代总理朱启钤

先父朱启钤，晚清时曾任京师外城巡警厅厅丞、京师大学堂泽学馆监督、津浦铁路局北段督办。北洋政府时代，曾任交通部总长、内务部总长、代理国务总理、1919年南北议和北方总代表。以后，在津沪一带，经办中兴煤矿公司（今山东枣庄煤矿）、中兴轮船公司等企业，并在北京组织中国营造学社，从事古建筑的研究。解放前夕，先父寓居上海。当时章士制先生也住在上海，先父和章先生交往甚笃。1949年国共和谈期间，章先生曾经两次到过北平。第一次是以上海一个民间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到平，住在六国饭店，第二次章先生以李宗仁政府和谈代表团正式成员…     

徐世昌与1919年南北议和

徐世昌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后积极采取措施推进南北和会的召开,以期巩固其总统地位和实现南北和平统一。在徐世昌的推动下,南北和会于1919年2月20日在上海召开,由于各军阀之间利益的矛盾和其本身利益的多重性,南北和会最终于同年5月13日以破裂而告终。     

北伐战争时期的奉张宁蒋议和

北伐战争时期的奉张宁蒋议和陈铁健,黄岭峻北伐战争期间,尤其是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之后,中国政局中一度出现南北妥协、奉张、宁蒋议和的呼声。对于这件曾令当时舆论界广泛瞩目的大事,以往论者常简单斥为“蒋介石为了反共倒汪,不惜与北洋军阀通好”,至于它...     

清朝开国与对明议和策略

自天命三年(万历四十六年、1618)到崇德八年(崇祯十六年、1643),清明双方处于敌对战争状态长达26年之久,最后以清胜明败而告终,试问原因何在?战争是力量的竞赛,也是智谋的较量,清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父子二人,皆是善于谋略的统帅。他们依据不断变化的客观形势,成功地运用了议和策略,达到壮大自己,削弱敌人的目的,这是取胜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深入研究清对明议和策略,无疑对了解清朝开国的真谛是有一定意义的,故本文拟就各个阶段议和的背景、进程、结局和作用,谈些粗浅的看法。     

安福国会审议民国八年度国家总预算案探析

安福国会成立不久,就不断要求政府尽快提交年度预算决算案。在国会的压力下,1919年6月11日,总统徐世昌正式提交民国八年度国家总预算案。在总预算案审议过程中,焦点问题是军政费用支出,主要是军费、总统府、财政部等机构经费。国会审议结果,不仅军费削减二成,其他各项支出均有减少,政府预算总计减少二成多。在民国财政史上,政府年度总预算第一次正式被立法机构审议通过。安福国会不仅非常重视财政监督权的职责,而且在审议过程中也体现出一定的专业水平。虽然民国八年度国家总预算案最后并未严格实行,但是国会积极行使财政监督权,促进预算民主的努力还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