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福建省乡政建设的困境与实践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政权建设不健全、党员干部队伍有限的短期困境,福建省积极开展政权接管与建设,通过赋予农民协会部分政治性权力以执行过渡时期“准基层政权”职能的战略设计,普遍废除了旧保甲制度,助力乡村政治秩序、社会权力结构重建,乡村政权建设工作顺利完成过渡。     

“同心圆制度安排”与新中国历史性变革

正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显著优势,形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性变革。中国共产党通过国家制度安排实现了充分凝聚共识、谋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的目标,构筑了同心圆政治格局。在政治共同体中,同心圆政治格局通过国家政治制度予以实现。从统一战线话语来看,我国的同心圆政治格局是以中国共产党为圆心的国家团结、一致性与多样性统一的国家秩序为主要内容的国家治理实践。这种国家治理实践可描述为"同心圆制度安排"。我国国家制度的权力关     

再论“内外皆轻”权力格局与清末民初政治走向

辛亥鼎革之际,清朝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已演变为"内外皆轻"的权力格局,是清末新政时期清廷中央集权对地方督抚收权的结果。关于"权力流向"问题,在清末民初从君主专制走向民主共和的制度变迁与重建的过程中,清政府的统治权力经由南京临时政府与南京临时参议院,最终转移到袁世凯北洋集团。清末"内外皆轻"权力格局对民初政治走向的重要影响,是辛亥革命在清廷中央与地方督抚权威一并衰落之际爆发,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乘势而动,从军人干政到军人主政,试图重建统治权威而未能奏效,政局分崩离析,导致民国初年的军阀政治。民初军阀不是清末地方督抚势力自然增长的延伸,而是掌握军队尤其是新军的新生势力的崛起。     

对西欧中古早期国家问题的一些认识

西欧中古早期的王国不是罗马国家的延续,也非民族国家、主权国家的某种不完整的、模糊的投射,中古早期的国家应当依其自身进行解释,这是当代论者的基本共识。论者对西欧中古早期王国与罗马制度的关系、早期王国能否纳入"state"这一概念意义上的国家范畴、公共权力与私人权力的关系、王权与地方权力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讨论显示,关于国家发展问题的直线的、目的论式的传统解说,在当代学者中不再具有普遍认同。讨论还显示,只有避免将中古早期的政治实践狭窄地范畴化,即避免在"公权"与"私权"、"公法"与"私法"这些二元对立的范畴内观察中古早期的政治生活,才能真正认识那个时代的国家性质和特点。     

新中国成立初期“三位一体”监督体系建设初探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将维护党纪、政纪作为政治建设的重点,相继建立了党内监察制度、国家行政监察制度和人民监察通讯员制度,构建了党、政、群相结合的"三位一体"监督体系。这套监督体系的主要特点是自上而下的监督和自下而上的监督相结合,高度重视制度建设和群众有序参与在政权建设中的作用,对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政治的清正廉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亦应看到,这套监督体系存在制度性缺陷,影响了监督效果。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乡村权力结构的崩溃与重组

国民政府的建立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标志性事件,此前规模宏大的国民革命既颠覆了原有的北洋政权,也对乡村政治产生重大影响。国民政府建立后,地方自治推行的失败使得国民政府未能自上而下构建乡村基层权力网络,国家权力的组织、功能边界并未得以大幅扩张,清末以来社会自然演绎形成的乡村权力结构仍然顽固存在。国民政府对乡村的治理是通过乡绅阶层为中介实现的,同时乡绅阶层借助于保甲制与国家权力之间构成制度上的关联,进而获得政治权威。这导致国家权力未能实现现代意义上的乡村治理,也为国民政府的最终崩溃埋下了伏笔。     

多党派合作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优势

在中国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派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党进行政权建设一贯坚持的政治原则。它根本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或两党制,也有别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一党制。二者相互支持、相互促进,是中国共产党加强政权建设具有的独特政治优势。一、实行多党派合作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权建设中一贯坚持的政治原则早在抗战全面爆发前夕,中国共产党就在“八一”宣言中表明了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实行多党派合作的愿望,这是多党派合作思想形成的早期萌芽。但由于当时共产党处于非执政地位,这种多党派合作的思想只是体现在中共所主张…     

国家构建理论与美国政治史研究的新趋势

二战以后,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中出现的"找回国家"思潮催生了国家构建理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到政治学家斯蒂芬·斯科夫罗内克的影响,不少美国政治史家都把国家构建理论引入对美国历史的研究,为衰落中的政治史研究注入了新活力。国家构建理论为政治史家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径和解释框架,使他们可以重新思考美国国家权力发展的过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演变和国家制度的变迁。更重要的是,国家构建理论的引入,挑战了美国"弱国家权力"的神话;新的历史解释表明,美国政府的权力一直都比之前所认为的更加强大、宽泛和牢固。在过去数年中,国家构建研究已经成为美国政治史研究中最具活力和创造性的领域之一。     

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小考

<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组织形式。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实践证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对于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维护国家长治久安,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产生     

后西方多元国际秩序的重构:历史路径

<正>国际秩序问题是国际关系学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赫德利·布尔提出了国际秩序的经典概念,他认为国际秩序指的是"国际行为的格局或布局,它追求国家社会基本、主要或普遍的目标"。(3)新自由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约翰·伊肯伯里进一步将国际秩序划分为权力均势秩序、权力霸权秩序和国际宪政秩序三种类型,并提出三种秩序呈现出一种递进趋势。在伊肯伯里看来,二战后美国建立     

清代学额制度在地方的运作: 以散厅、废县和分州分县设学立额为中心

清代“科举必由学校”,学额的分配实质上是国家政治资源和权力在县级政区的分配。清朝近三百年间,地方行政制度多有变化。厅制行政区划为清代独有,其形成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后有废县(州厅卫)置乡;还形成具有“分征钱粮”职能的分州、分县。不过,按照规制非州县不得设学校。通过统计和案例分析可知,为保证各地都有一定数量基层绅士(生员),减少不同地区的学额之争,产生了散厅、废县置乡、分州分县设学立额的现象。清代看似严格的学校学额制度,在地方实际运作中有一定的灵活度。又通过适当的变通,保证了国家政治资源和权力在地方的有效分配。     

文化运动与国家建设:湖北农村剧团的发展与整顿

政治和文化交叉领域的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共产党建国之前或在"文革"期间进行的文艺改造。而本文研究建国初期(50年代初)的革命文化,认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的土改和其他的国家建设运动实为政治和文化的结合。文章通过审视中南区湖北农村剧团的发展,探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如何通过群众运动发展文化馆(站)网络,依次组织建立全省的农村业余剧团,并以此作为改造地方文化的手段,以加强对地方的渗透,从而进行国家政权建设。文章同时也指出了民间文艺和民间艺术家与中共革命的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的矛盾和冲突。     

土官政治与边防机制：明代前期川西北地区的国家治理

从洪武中期到宣德前期,是明朝接触、了解并制定川西北边略政策的重要历史时段。中央与边地军政机构不断协商与规制治边方略,为有明一代川西北的国家治理模式奠定基础。一方面,明廷的边地军管架构逐步成型,行政区划多有调整,卫所制度渐趋成熟,并表现出向省镇营兵制转变的倾向;另一方面,明廷仍仰赖地方土官进行羁縻统治,土官亦发挥能动性,利用中央王朝的制度空间最大化地方利益。土官政治逻辑与边防机制演进,是认识明代前期川西北权力格局动态变化的关键视角。     

六朝岭南家族统治新探——兼论家族治下的地方权力构造

六朝政权对疆域内各区域的治理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当时岭南出现的"家族统治"现象就是一例。就地域来源而言,可将之区分为在地豪族的"世袭式"统治和侨人家族的"断续式"统治。在地豪族控制州郡主要凭借的是家族势力及在地方上的领导力;而侨人家族的出任,主要是朝廷欲借重该家族与岭南吏民的"义故"关系。家族治下的岭南地方权力构造是在地豪族联合,抑或侨旧家族合作来控制地方,实际反映了岭南地方豪族势力的强大。岭南家族统治的出现和延续,虽有其弊端,但能降低中央控制地方的政治和军事成本,在非常时期稳定地方统治秩序。     

水利政治：民生渠工程纠纷中的国民政府与晋绥地方政权

民生渠是1928年西北旱灾期间晋绥实力派在华洋义赈会的帮助下修建的水利工程,也是近代绥远规模最大的工程,其政策定位与投入力度,随着南京国民政府国家政权建设的逐步加强而产生变化。北伐后,在西北旱灾的背景下,晋绥实力派借与华洋义赈会合作之机,实施建设救灾,国民政府尚无力插手义赈团体对地方势力的资源投入。中原大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建设与水利事业,在民生渠工程如何发挥效用的问题上引发争论。国民政府公开宣布民生渠失败,实际借由此事打压晋绥实力派,同时成功将华洋义赈会排挤出大型公共建设领域。但中央政府对西北社会的建设思路并不能适用,又限于时局与政局的桎梏,无法填补地方治理与政权建设的真空。从民生渠工程及其纠纷的案例,可以一窥国民政府以国家行政权力作用于地方政治结构与社会组织资源的基本面貌与成效。     

尺度重构视角下行政区划演变的动力机制——以广东省为例

本文以尺度重构理论为分析框架,基于广东省改革开放以来行政区划演变的历程,剖析了各阶段区划演变的动力机制。研究认为,行政区划调整作为刚性的尺度调整工具,其发生周期、主要类型和动力来源嵌入在国家或区域为提升竞争力所采取的尺度战略及其相应的尺度重构方式之中。广东省的区划演变历程可归纳为"中央授权+中央调整地方权力尺度"、"中央放权+中央收权"和"广东省调整地方权力尺度"三个阶段性的尺度重构策略变动轨迹。此外,尺度重构可能体现在国家治理的诸多方面,由于各时期国家、区域宏观战略的不同,尺度重构的推动主体、内容指向会随之变化,空间生产策略也将进行调整,使得不同阶段对各地域空间赋予的尺度重要性大相径庭。     

农牧区基层“微腐败”的多维成因与治理路径研究

农牧区基层"微腐败"的表现形式主要有:滥用职权,截留挪用集体惠农资金;巧立名目,虚报套取国家补助资金;失职渎职,给国家造成财产损失等,其具有领域广、形式多、贪腐手段多样性、隐蔽性、抱团性、迷惑性等典型特征。造成农牧区基层"微腐败"的成因是多维的,如乡村治理制度异化、民主管理薄弱、财务管理混乱、教育管理松散、权力过于集中,缺乏有效监督制约等。治理农牧区基层"微腐败"应强化基层权力运行监督制约,加强乡镇政权建设,发挥自上而下的组织监督和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作用,完善村牧公务公开机制,增强村委牧委公务公开实效性,严肃财经纪律,严惩"微腐败"行为。     

十九世纪末鲁西南地方权力结构与民教冲突

19世纪末鲁西南地区频繁发生的教案、民教冲突与地方权力结构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正是楔入乡土社会的教会势力破坏了地方上的权力结构,并与传统的地方权力结构分享乡土社会的控制民众权,使得以官绅为代表的地方权力阶层权势和利益受损,才导致了由地方权力阶层领导的反洋教运动。因此与其说双方的冲突是一种侵略与反侵略斗争或宗教与文化的冲突,不如说是双方利益和权力的争夺保卫战。     

晚清地方书局兴起缘由探析

地方书局的兴起是19世纪中后期令人瞩目的政治文化现象,它是由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社会变迁、政治变局与学术衍变交织促成。地方书局的兴起,直接肇因于文化典籍遭兵燹损毁,但寻其根源,战后清廷欲复兴儒学、振兴文教以重建传统文化秩序,是地方书局兴起的根本原因,经世实学思潮和传统学术衍变,则是地方书局兴起的两个重要推动力量。这些因素,在19世纪中后期地方督抚权力扩张的背景下,最终演化为创办地方书局的文化实践。     

范庄龙牌会与两种文本中的信仰表达

在与世俗权力纠葛的过程中,中国民间的信仰实践往往呈现为两种文本的信仰表达形式。显在的信仰文本处于权力的监控之中,更多地是一种社会性的信仰表达,除了呈现为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地方利益,地方信仰的实践本身也是村落的"人格"在信仰世界中的具象表征。相比之下,民间信仰实践的隐藏文本则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情感性的信仰表达,在性质上是对地方社会传统信仰结构的延续。实践中的中国民间信仰是一种权力的建构性与信仰的意志性相形而生的概念,地方信仰的"真实"并不是臣服于世俗权力的建构形态,而是一种脱离于权力意志和具有独立运作逻辑的精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