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开皇六年《仲思那等造桥碑》

山东省微山县文化馆收藏一块隋开皇六年(586年)《仲思那等造桥碑》(见图)。此碑原在马坡乡石里村,1980 年迁至县文化馆。碑残高126、宽74、厚13.5厘米,碑石略(?)棕黄色。碑的上部断去一截,右上角残缺,左下角断开。据邹县旧志载,碑上原有佛像二层。1973年3月,县文物工作者曾去石里村抄录碑文,当时碑头已断残,每行约缺两、三字,     

征购汉刘熊碑记忆

正汉《刘熊碑》全称:酸枣令刘熊碑,是著名的汉碑之一。碑文取隶书,现存拓本已是石碑断为二石后所拓,上块残石存5行,每行12字;下块残石存原碑的下半截23行、每行17个字。对于此碑,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便已有记载,北宋欧阳修的《集古录》、赵明城的《金石录》等也有著录。南宋洪适的《隶释》又详记了碑文,可知此碑在南宋前尚未断毁,后来不知何时残断为两块,断毁的残石亦下落不明。该石碑流传至今的墨拓本极稀少,清代金石学家翁方纲《两汉金石记》中有双钩摹本,翁亦未曾见过原拓本。     

成都天府广场出土石犀、汉碑为秦汉三国蜀郡府衙遗珍说

成都天府广场东侧近年有两起重大考古发现.2010年11月此地出土的东汉石碑《李君碑》、《裴君碑》证明该地为东汉蜀郡郡府所在；2012年底,考古人员又在同一区域发掘出石犀及大量属于官府级别的建筑构件等,再证该地为秦汉三国蜀郡郡府衙门所在地.出土石犀应即《蜀王本纪》所载李冰“作石犀五头”“二枚在府中”之一.位于成都大城中的蜀郡府衙存在遭遇洪灾的可能性.     

两块未见著录的《熹平石经·诗》残石的校释及缀接

一《熹平石经》,又称《汉石经》、《一字石经》。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年)蔡邕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由蔡邕亲自书丹于石碑,使工匠雕刻,树立于东都太学前。碑隶书,共刻有《易》、《诗》、《书》、《礼》、《春秋》、《公羊》及《论语》共七经。自隋唐后,原碑湮没无闻,不可迹寻。至宋代,始发现有《诗》、《书》、《礼》、《公羊》和《论语》五经残石,共二千一百六十七字,收录于洪适《隶释》、《隶续》二书中。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河南洛阳东偃师朱家圪垱村东汉太学故址,又有该石经较多残石出土,引起了当时学术界的极大注意,著     

蔚县单堠石表

<正> 蔚县南百庄镇单堠村石表,树於本村关帝庙院内,当地人称石旗杆。关帝庙对面40米处建有一清代戏楼。寺庙对面建戏楼屡见不鲜,唯独单堠村关帝庙立有石表,这样就使庙、表、楼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建筑风格。 关帝庙、石表、戏楼建于何时,《蔚县志》和《蔚州志》都不曾有记载,村人说法不一。一九九一年八月在加固石表,维修庙院围墙时,发现了《关帝庙建立石表碑记》和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修禅房并创建戏楼碑》两方石碑。其中《关帝庙建立石表碑记》最有参考价值。石碑青石质地,无底座。高1.74米,宽0.72米,厚0.24米。首体相连。     

尹东郊《重新凌云寺记》碑跋语

尹东郊《重新凌云寺记》碑跋语干树德去乐山古城之东隔江一里许的凌云寺中,在举世闻名的乐山大佛右后侧天王殿外空坝的左前端,矗立着的石碑就是尹东郊《重新凌云寺记》碑。该碑高约３米、宽约１．５米,为一回首方跃的石碑。碑额为篆文,正文为楷书。因立碑已有五百年,...     

盐亭县古石碑铭文初考

1957年第10期《物参考资料》刊出王翁儒《一块无人辨认的石碑》,全如下：“这个石碑拓片是天津王襄老先生在四川得来的。据他讲,碑是清末盐亭出土。当地称为蛮碑,后遭兵灾而石断,随着丢失了数十年,到一九二九年才又发现。其字不易辨识,下半漫灭。     

明朝永宁寺碑寻访录

明朝在永乐年间于奴儿干都司所在地黑龙江下游出海口附近(距海约100公里)的特林的一座观音庙的基础上建造了永宁寺,并于1413年(永乐九年)在寺旁树立了一块石碑,《满洲金石志》称之为刻有《敕修永宁寺记》碑文的石碑。1433年(宣德八年),明朝在此又树立了第二块石碑,史书记载碑题为《重建永宁寺记》的石碑。永宁寺已经荡然无存了,但是,记载永宁寺修建过程的永宁寺碑却不时地引起人们的兴趣。外国人曾感兴趣于它的内容,中国人却关心它的去向和下落。     

《重修营山县记》石碑

《重修营山县记》石碑,现竖立于营山县人民政府大院内,碑高2.35,宽1.4、厚0.21米,碑首呈弧形,碑额篆书“重修营山县记”六字,下为正文,记修城事甚详。(图一)此碑乃明武宗正德十二年(1517年),湖北武昌人严杰任营山知县时,邑民助之重修县城,城工完竣,乃泐石记事,树之衙前。     

洛阳近年出土的汉石经

自八十年代以来,汉魏洛阳故城南郊的太学遗址内陆续发现汉魏石经残石多起。1984年冬东大郊村电工韩德朝在晋太学遗址范围的北侧,即距一口老井的北侧取土时发现汉石经一石两面为《春秋》经;又第二年冬村民张松照家在洛河南堤北侧,原棉专队的东南方向,今南北大路.的东侧,依着河堤北侧挖墓坑时。离地约四尺深的灰土层中,发现汉石经及其后记残石五块,计有《诗经》一石两面、《仪礼》一石一面、《公羊传》一石两面、后记颂碑二石三面。     

山东微山县出土唐代碑刻

1988年5月27日,夏镇大官口村一村民来文化馆报告,村后薛河埋有一块唐代碑刻。我馆即派员前往调查。薛河干涸多年,村民在河底挖沙时,五六年前常有石质器物出土。曾挖出石碑两块,其中一块碑头雕刻几尊佛像,两块碑上均有“开元×年”字样,后村民挖沙时将石碑埋入河底。经探访在薛河河底发现一块碑刻,此碑长98.5、宽45、厚18厘米(图一)。碑文后部分有其一、其二,其二内容为小字,推测撰文时,内容多,石面小,才将     

五礼记碑修复工程设计与施工（上）

五礼记碑修复工程设计与施工（上）辛桂未五礼记碑,俗称五礼碑,因碑文所刻系宋徽宗（赵佶）于大观二年（公元１１０８年）所作《五礼新议》①,故又称＂御制大观五礼之记＂碑。据对修复后的石碑实测,石碑通高（自石龟呋底面至碑额顶部）１２．３４米,宽３．０４米,厚...     

东坡书中第一碑——柳州柳侯祠《荔子碑》

踏入重修复原了清代风貌的柳侯祠,信步中殿,赫然入目的是耸立堂中的巨大石碑。碑石斑驳可见,碑刻良工手迹、刀笔俱见,墨迹苍劲有力,丰腴跌宕之风跃然石上。从刻石跋文可知,此碑己有七百多年的历史了。这便是北宋著名书法家苏东坡手书,驰名中外,享有国宝之誉的《荔子碑》。     

有关“景廷宾起义”史料的新发现

<正> 《重修张家庄保善寨碑》,现存于威县文化局院内,是威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此碑原竖于张家庄村内,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立石,由保善局建修。保善局是清廷与教会协商设立,办理“小赔款”(即地方赔款)事务的权力机构。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在七级镇修据点,此碑被运至七级镇,充作炮楼墙基石料。日本投降后,村民拆炮楼时,该碑埋于废墟之下,后来修公路又埋于路基之下。1969年,公路改道,七级镇村民从旧路基拉土,此碑得以重光。此后几经搬迁,最后被砌到前七级排水道口。1987年,笔者发现此碑,报知县文化主管部门,使该碑得以妥善保管。     

元好问与西溪二仙庙

陵川县的西溪二仙庙中殿后壁有一块石碑,碑上镌刻着元好问一首《遗山先生元公留题》的七言绝句。其诗云:     

安丘市出土清代《铭德记功碑》考释

<正>2013年,笔者在山东省安丘市留山考察"石墙围子"遗址时,在山顶寻访到碑刻一通,名《铭德记功碑》。碑高1.87米,宽0.76米、厚0.25米,原被埋于地下,近年来始被发现,重立遗址旁。因石碑保存完好,字迹清晰可辨,成为遗址内最为完整的珍贵石刻。遗址荒芜已久,故石碑少为外界所知,至今未有深入研究。今试对碑文重加辑录,并对碑文反映的事件及文献史料价值进行考释,以就正于方家。     

法门寺《供物帐》碑释疑

在法门寺真身宝塔地宫的第二道门前立有两通石碑:一是《大唐咸通启送歧阳真身志文》碑,二是唐咸通十五年(874)《监送真身使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衣物帐》碑(以下简称《物帐》碑)。由于工作之便,最近笔者把《物帐》碑中所记之物和发掘出土的文物作了核对,发现碑文记载与出土物之间有一定差异,本文试作以下分析,     

吉林集安新发现的高句丽碑

<正>2012年7月,吉林省集安市麻线乡麻线村村民发现一通石碑。该碑出土于集丹公路4.3千米处麻线河右岸河滩,东南距千秋墓约456米,西南距西大墓约1149米,是高句丽墓葬最为集中的区域之一。石碑上刻有"始祖邹牟王之创基业"、"四时祭祀"、"烟户"等,字体与好太王碑相似,经相关专家研究该石碑的年代为高句丽时期[1]。碑体由整块花岗岩加工而成,呈扁长方形,上窄下宽。碑首呈圭形,右上角有缺损。底部两角呈漫圆形,中间有榫头。石碑残高173、     

石碑的来历

关于石碑的来历,古今有很多人都研究过,但至今还没有得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结论。本文试就这个问题提出一些见解,供学人讨论。碑,《说文》注解说“竖石也”,就是指竖立在地上的石头。许氏为东汉初人,应是以当时所见而解释。许氏在释碣时说“特立之石”,并引“东海有碣石山”以说明,但没有注明两者的起源。古时已有碑,郑玄注     

《玄秘塔碑》缺字考略

《玄秘塔碑》,石碑折断。碑文28行,每行缺损1—2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