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封建生产方式的发展看西汉地主阶级的土地兼并

西汉末年,曾经发生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学术界有一种意见,认为西汉末年发生社会危机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地主阶级“疯狂地兼并土地”。这种意见是值得商榷的。一、西汉封建生产方式的发展以农奴劳动为主导因素的社会生产力与以封建主占有生产资料、不完全占有农奴的社会生产关系所构成的统一体,就是封建生产方式。西汉封建生产方式的特点:一方面是雇农、佃农和半佃农(即半自耕农)的劳动与主要生产资料——土地相结合,所形成的社会生产力;另一方面是地主、皇室占田“亡限”,采用“取佣”或“分田劫假的方式剥削雇、佃农和半佃农。西汉的雇农、佃     

关于押租和近代封建租佃制度的若干问题——答李德英先生

押租原是地主防止佃农欠租而预收的保证金,是经济强制取代非经济强制的产物,不久蜕变为名目繁多的高利贷剥削。成都平原和四川的押租最为流行和苛重。“押扣”不过是地主榨取押租的一种手段。租佃制度历史久远,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土地与生产者的分离,同市场或市场经济没有内在联系。近代特别是民国时期,增押增租、频繁撤佃成为地主压榨佃农的主要途径,押租、地租交替上升,进一步加剧了佃农的贫困化和贫农雇农化,押租和封建租佃制度已经成为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桎梏,彻底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和包括押租在内的封建租佃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是顺应社会发展的历史要求,民主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辉煌成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论租佃关系的日常性状——基于20世纪30年代苏州“打催甲”的考察

对于租佃关系的性状,不同的生活群体有着不同的体验或认识。作为租佃关系的一方,生活于苏州东乡的佃农,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不景气的境况下,撕破平素温厚的面纱,对强横逼租的催甲发起攻击,衍为生存压力下的集合行为。在佃农看来,租佃关系的日常状态,无论是平素维持,还是一时变故,只是不同个性的地主及其代理人(催甲)与自身生活交往的一部分,而与作为一个利益集团的地主阶级的劳动占有关系不大;是为租佃关系的日常意识,或称模糊的阶级意识,它体现了日常世界的时空观和道义观。与佃农的日常意识不同,社会精英关于租佃关系的阶级意识源自对抽象社会结构的理性剖析;是为租佃关系的非日常认识。这样的认识难以改变佃农的生活选择及其日常逻辑,而后者也是实际历史过程的一部分,值得社会史学者特别关注。     

对19世纪中期以前安徽佃农经济的考察

本文从考察 1 9世纪中期以前安徽佃农经济的角度 ,为认识当时安徽乃至全国传统农业社会提供了相应的历史素材     

内战以后美国南部的“农业阶梯”问题

农业阶梯理论以土地所有权的有无和程度为衡量标准 ,意在揭示人们从租佃农向自耕农的奋斗历程。本文在考察了内战以后美国南部种植园地区租佃农经济地位的变动状况之后得出结论 :南部不但不存在“农业阶梯” ,反而存在一种“反阶梯”趋势 ,这种趋势根源于南部自身的社会经济 ,而其根本推动力是大西洋经济圈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富裕佃农:英国现代化的最早领头羊

农业是英国资本主义发生的策源地,而不是商业或者手工业,后者要以农业的发展为前提和基础。英国原始积累成功的秘密,在于农民个体的普遍积累,在于大规模的圈地运动以前,英国农民已经经历了长时期、普遍的积累,并在此过程中产生了一批殷实的、又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富裕佃农。他们一心扩大耕地和牧场,或买卖或转租或垦殖,很早就一直以零敲碎打的方式进行“圈地”;更重要的是,富裕佃农最早创立了工资雇佣生产方式。它有着一套全新的游戏规则,不承认等级,漠视身份,最大限度地追求市场利润,完全不同于庄园经济。富裕农民经济在市场上击败了领地经济,迫使领主不断肢解领地地产,进一步扩大富裕农民经济的规模,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阶级逐渐形成。显然,农业资本主义是富裕佃农推动的,领主不过是被佃户逼上商品经济的“贼船”。是约曼——富裕农,还有他们的延伸体乡绅,而不是领主或新贵族,成为英国现代农业的发起人。     

中世纪英格兰农奴制探微——以黑死病前的劳役限定和折算为视角

近年来,国内外学界研究中世纪英格兰的农奴制时多强调领主权力的有限性和佃农积累的可能性.但黑死病前英格兰农奴劳役的限定和折算表明:领主借此获得了多种好处,而大部分佃农在人身自由之外未必得到经济实惠.这提醒我们,既不能像一些西方学者那样,过分强调习惯对佃农的保护作用,也不能推测超经济强制的削弱一定能给佃农带来经济实惠.     

从农民、地主的构成观察中国古代社会形态

研究社会形态的历史 ,人们一般以生产方式的状态来做判断。对于战国秦汉至明清 (鸦片战争以前 )时期的社会 ,大多认为农民与地主阶级建立一种生产方式 ,形成封建社会形态。这两者间的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 ,相当于欧洲中世纪农奴与领主时代的社会形态 ,这种似乎是定论的见解 ,如今令人生出某种疑问 :只有佃农才同地主构成生产关系 ,佃农能是农民的代名词吗 ?它能概括所有的农民吗 ?社会主要矛盾是所谓的农民与地主的矛盾吗 ?对此 ,我们首先应了解农民的构成及其社会关系。认识农民的成分 ,要从生产关系与等级结构诸方面作分析。所谓农民 ,是指…     

清至民国时期皖南官田、学田和义田地权的双层分化考察

本文以青阳及绩溪县官田、青阳县学田和屯溪义田为例,对近代皖南官田、学田和义田的地权状况进行了考察。考察表明,清至民国时期,由于官田、学田、义田等公田管理机关与佃农的关系逐步趋于平等,对佃农不利的官田国有制、学田及义田的普通租佃制发生了重大变迁,皖南官田、学田和义田等公田的地权普遍发生了双层分化,逐渐形成了公田所有者主要掌握田底权、永佃农主要掌握田面权的双层地权格局。     

旧中国黄河流域各省的租佃关系

租佃关系是现代经济史的重要课题之一,它不仅与农民生活具有密切关系,而且是社会经济基础的一个组成部分。但迄今为止,对此问题从来没有专文论列。本文试图对黄河流域各省的租佃关系和佃农的经济生活,进行初步研究,希望得到指正。     

圈地运动前英国封建保有地的蜕变

如何在看似突兀的"圈地运动"与相对沉寂的庄园田制之间发现其合理的历史链条,以彰显历史内在的逻辑性,颇有意义。佃农对保有地稳定的占有,曾是中世纪的重要原则,其积极意义不可低估,同时须看到它仍然局限在庄园制框架下,承载着身份和权力强制因素。随着佃农争取自由斗争和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到十五六世纪,封建保有地性质发生明显的"蜕变"。公簿持有农成为佃户的主体,超过一半的公簿农地是限期保有地,并受习惯法和普通法保护;也就是说,佃农获得了自由,同时,原封建保有地逐渐变为产权边界更为清晰、租期更为明确的商业性土地或半商业性土地。与此同时,契约租地发展迅猛,其租期和租金几近完全随行就市。总的来看,可终止的土地租期成为普遍规则,也就是说具有身份印记的世代承袭的惯例保有地不可避免地衰减,正蜕变为契约性商业土地,法律也随之更新。这一过程是漫长的,却是相当深刻的,此为解读"圈地运动"这一独特历史现象的最重要、最直接的依据,亦是极其重要的历史节点。     

我所了解的先父吴国才

先父吴国才，字育民，1920年出生于河南省遂平县一个佃农家庭。     

三岔道上的秦汉社会

商鞅变法实行“受田”,“百亩给一夫”;又通过“名田宅”的户籍制,确认“受田”农民的永久使用权.“受田”农民直接向国家交纳租税,成为国家佃农,国家是土地所有主。这样的封建制度,可以称之为国家封建制.在商鞅变法前后,山东六国都实行了这种制     

减租减息与抗日根据地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以淮北抗日根据地为中心

抗日根据地实行的减租减息,改变了根据地的土地关系结构,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打破了传统农村借贷的恶性循环,保障了佃权,削弱了佃农的人身束缚,在较大程度上解放了根据地的生产力,并由此推动了根据地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具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作用。     

唐宋以来的牙人与田宅典当买卖

唐宋以来 ,随着土地买卖的进一步自由 ,以及政府对田宅买卖契约征税的加强 ,牙人在田宅买卖过程中的中介作用愈显重要。本文旨在阐述这一时期牙人从事田宅买卖中介的行业习俗以及由此反映出的社会经济关系 ,指出牙人参与田宅典当买卖 ,加剧了自耕农的佃农化     

战时财政扩张与租佃制度变迁:以川西地区为例(1937—1945)

抗战全面爆发后,国家财赋重地沦陷,财政收入减少,国民政府以增发货币的办法弥补赤字,引起通货恶性膨胀。为有效控制粮食,增加财政收入,国民政府自1941年起实行田赋征实政策。八年抗战,五度征实,四川田赋征实数额几乎占国统区田赋总收入的1/3。地主是田赋的主要承担者,田赋征实使地主收益受损。但地主也通过加租、加押、缩扣等手段改变租佃制度,向佃农转嫁田赋负担。这一行为压缩了佃农的土地收益,引发了较为普遍的租佃纠纷。抗战期间,国家占有土地收益的比例剧增,土地收益分配的基本格局产生变动。地主和佃农围绕剩余利益展开竞争,致使主佃关系恶化,后方农村逐渐演变成矛盾不断积聚的火药桶。     

中世纪英格兰庄园法庭探微

本文着重考察了中世纪英格兰庄园法庭的主要职能、参与者、主持者、裁决者、裁决依据和执行手段。其结论是,庄园法庭是领主控制和盘剥佃农的工具,而不是佃农自我保护的手段。由于存在多种制约庄园法庭运作的因素,领主不得不在庄园法庭中吸收和利用一些村社组织和庄民自治的形式;对庄民具有保护作用的不是庄园法庭,而是其背后潜藏着的村社组织和集体力量。     

说清楚了好在哪里,我就可以仰天长笑了

人物周刊:20多年来您写了几百万字经济散文,写作动力何在?谁是您各类型经济文章的目标读者?张五常:我是1967年开始做佃农理论的,现在的中国经济制度,每个地区都等于是佃农制度,合约安排是一模一样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很难找到一个比我更适合做中国经济制度研究的人,这是天意。制度     

大革命前后法国农民土地产权问题——从托克维尔的一个误判谈起

托克维尔对法国农民土地产权问题曾做出推断。托氏认为,革命前法国农民已经是土地所有者,因此法国农民强烈仇恨封建权力。托氏的逻辑是,封建权力范围缩小了,它激起的仇恨反而更大。然而以事实为依据,托克维尔关于革命前农民已成为土地所有者的推断是个历史误判。大革命前的法国农村,农民身受教俗贵族和王权压迫,封建特权因其行将就木而更加苛刻。"年贡农"是习惯佃农主体,仅有残破的权利;众多分成佃农和无地农,与土地没有任何产权关系。农民土地问题是大革命爆发的深层原因。法国大革命打击了封建权力,不断消解佃户的封建义务,土地混合产权正在被单一私人产权取代,法国农民越来越接近成为自己土地的所有者,然而这种情况发生在大革命之后,而不是托克维尔所断言的大革命之前。大革命推动了农民土地确权,但同时也付出了沉重代价。     

清代前期的预租

清代前期,佃农一般都是在农作物生产过程完成之后,向封建地主交纳地租。但是,在某些地区存在着佃农在农作物生产过程没有完成,或者还没有开始的时侯,就要向地主交纳地租的现象,即文献资料中记载的:佃农“先期纳租”、“头年交租,次年种地”、“先交租银,后种田亩”、农民纳租,“或在当年,或在上年”等等。以作者有限的见闻,在清代前期,尚未见到有把这种交租方式概括做预租的。迨到民国年间,或在清代末叶,才出现把这种交租方式叫做预租等多种多样的名称。根据李文治、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提供的资料,在湖南汉寿县叫做倒租。在河南叫做支租。在河北霸县叫做现租。在广东东江一带叫做上期制。在辽宁绥中县一带叫做上期租。江苏浙江沿海一带叫做预租。有“照旧习缴纳预租”、“预租陋习,相沿已久”、“预租风亦盛”等记载。但这里的预租有两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