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江“大兴国寺记碑”研究

《至顺镇江志》中所载"大兴国寺记碑"为研究基督教在元代中国的传播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对于研究基督教(景教)的教义、景教在江浙地区的流传、景教在元代的兴衰、元政府对景教的政策、景教与佛道等教的关系至为重要。     

《中国历史地图集》献疑四则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七册元代中书省南部济宁路地区(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第9—10页)有四处标注似有值得商榷之处,试分析如下:其一,尼山标注在济宁路所属曲阜县境内不确。按尼山,又称尼丘山,为孔子诞生之地~①。据于钦记载:"尼丘山,在滕州邹县东北六十里,有坤灵洞、宣圣庙。"~②后至元五年(1339)所立《尼山书院碑》碑阴题名记所列官员均为益都路、滕州、邹县官员,济宁路、兖州与曲阜县官员无一在列~③。     

乐为景碑撰新传——《景教与〈景教碑〉》评介

西安碑林博物馆研究馆员路远,常年研究碑林碑刻,著述颇丰,在这本<景教与(景教碑>>之前,已发表有关西安碑林历史和藏石研究的论文数十篇,并撰写了<西安碑林史>、<碑林史话>、<石版文章--历代碑刻琐谈>等专著,显示其在碑石学领域的扎实功力.     

元代济宁路北部边界考论

元代济宁路北部的肥城、宁阳两县部分边界颇有值得推敲之处,其中肥城县北界应在孝堂山西北大清河南岸,南界应在瀑布山—望鲁山—九仙山一线。肥城县是一块孤悬于济宁路辖境之外的飞地。元代宁阳县建置屡有变动,其边界也发生重大变化。宁阳县北界大致从宁阳县城东门向东延伸,连接曲阜县北界。宁阳县西界则大致在洸河一线。济宁路北部边界的形成主要是受投下分封的影响,这反映了元朝蒙古统治的特点。     

浅谈唐代丝绸之路景教绘画

唐代,基督教的聂斯脱利派在中国境内展开过一定规模的传教工作,汉文文献称之为景教。会昌五年（845）后,受灭佛运动的影响,景教在中国内地趋向衰亡。近年,有关景教的研究在中国逐渐受到学者重视。然而,大多数文章侧重于研究景教在中国的兴衰以及世存的景教碑刻与写本经书,对于景教流传期间留下的绘画艺术研究甚少。本文通过对现存部分景教绘画艺术的梳理,呈现出景教独具魅力的一面。     

景教在元代的传播初探

元代的宗教政策较为宽容,蒙古早期部落中就有景教的传播,如在乃蛮部,汪古部等,此外也在元代的贵族之中信仰。元代也专门设置了管理宗教的政府机构如:管理基督教的崇福司,管理伊斯兰教的回回哈尔司等,元代的景教传播是与其他的宗教相互作为支撑的,从其传播的影响,以及与中国的儒,佛,道等思想的融合,可以归结出其中国化的原因,景教在中国传播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适应中国社会的过程。     

元代多语文合璧书写形式及其对明清的影响

正元朝是由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元代多民族国家特征,形成多元文化一体、多民族融合的格局。北方游牧民族自古与中原地区,更远的中亚、西亚有着贸易往来,对多元文化交流,并不陌生。元代中西交通发达,中外文化交流频繁,各种宗教自由,来自中亚的色目人、西亚入华的景教徒、欧洲旅行家、各国商人等穿梭于元大都、上都或沿海城市。元代官方通用语言有汉语、蒙古语、波斯语等多种语言文字。元代文书行政书写形式中存在着以多语言文字合璧的现象。官方颁发的文书、牌符,以及辞书、碑刻等也以多种文字合璧的形式书写。元代这种以多语文合璧     

“训廉谨刑”爱民珍碑——读明代《直指按晋训廉谨刑约言》碑

1999年8月,山西临猗县博物馆在维修临晋元代大堂工地中,发现了一通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碑刻,碑石为长方形,高71、长95、厚15厘米碑刻题名为《直指按晋训廉谨刑约言》：为楷书,从右向左,凡31行,401字,由时巡按山西监察御史李若星撰发,临晋县知县杨名显勒石。     

从景教碑所镌僧寺看中西交通和基督教在中国的传布

现存西安碑林、建于唐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的景教碑,是迄今所知第一部关于基督教传入我国的确凿史料。本文根据景教碑刻文,佐以我国有关史籍,综合诸家之说,通过阿罗本经丝绸之路于贞观九年(635)被迎入长安,及烈循海路于开元元年(713)到达长安,伊斯等自小王舍城于天宝末年(755)来华,探讨了中西交通情况;通过景寺分布,景僧人数和所任教职,探讨了自贞观九年至建中二年一百四十六年间景教在我国西北地区的传布情况。     

《皇子镇南王遣官祭济渎灵应记》碑记浅析

通过对元代镇南王脱欢降香祭祀碑刻内涵的挖掘,探讨脱欢南征前后以及撤兵徙镇南京到济源祭祀济水的经过,揭示祭祀行为的意义,通过碑刻和现有文献资料,对元代皇子脱欢祭祀山水行为有一定的认识分析。     

金元之际高平圣姑庙的建筑空间与信仰

高平圣姑庙是晋东南地区宝贵的早期建筑实例,庙内碑刻众多。关于圣姑信仰在长时段下的发展策略和变化情况已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但学界多根据碑刻年代认为高平圣姑庙为元代建筑,对建筑空间的讨论亦不多。在厘清其为蒙古国时期建筑的基础上,关注建筑空间与信仰变迁之间的联系。     

元大德元年定州开元寺塔重修佛像铭记碑考

定州开元寺塔内保存有37块碑刻,此碑是现存唯一一幢记录元代修塔历史的碑刻,记载了宪宗六年(1256年)那摩国师奉旨重修塔级、大德元年(1297年)达鲁花赤麦达达重修佛像之事,为我们研究定州开元寺塔历代维修情况及元代职官设置等方面提供了真实依据。     

唐元时代景教歌咏音乐考述

景教在中國傳播中沿襲了東方教會傳統,注重聖詠音樂的獨特魅力和交流效果。《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記録了公元744年來自敍利亞的新主教佶和到達中國後與景教寺院十七名僧侶前往皇家别宫舉行宗教儀式即祈禱歌詠表演活動,使音樂素養較高的唐玄宗對景教從此刮目相看,提高了景教在中國傳播的地位。本文對此進行研究,針對學術界關於景教詠唱音樂來自拜占庭和敍利亞的兩種説法,作者認爲基督教東方教禮儀經文和音樂傳統都始於敍利亞,但它不是在一個封閉環境中由單一民族形成的,而是吸收融合了幾種有特徵的東西方教曲調,有着共通性。作者分析對比了唐代景教、祆教、摩尼教的頌讚音樂,認爲唐玄宗有可能汲取了景教音樂納入道教音樂儀制。最後,文章勾勒了元代景教教會詠唱音樂傳播的大致面貌。     

唐元時代景教歌詠音樂考述

景教在中國傳播中沿襲了東方教會傳統,注重聖詠音樂的獨特魅力和交流效果。《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記録了公元744年來自敍利亞的新主教佶和到達中國後與景教寺院十七名僧侶前往皇家别宫舉行宗教儀式即祈禱歌詠表演活動,使音樂素養較高的唐玄宗對景教從此刮目相看,提高了景教在中國傳播的地位。本文對此進行研究,針對學術界關於景教詠唱音樂來自拜占庭和敍利亞的兩種説法,作者認爲基督教東方教禮儀經文和音樂傳統都始於敍利亞,但它不是在一個封閉環境中由單一民族形成的,而是吸收融合了幾種有特徵的東西方教曲調,有着共通性。作者分析對比了唐代景教、祆教、摩尼教的頌讚音樂,認爲唐玄宗有可能汲取了景教音樂納入道教音樂儀制。最後,文章勾勒了元代景教教會詠唱音樂傳播的大致面貌。     

“元代国家与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2年8月25日至27日,由中国元史研究会、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和张北县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元代国家与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天津南开大学和张北县隆重召开。来自海内外的13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这次研讨会。会议主题是：元代金石碑刻及其他资料研究,黑城文书、《至正条格》及相关问题研究,元代国家与社会,成吉思汗与十三四世纪的中国。会议收到论文120多篇。     

元代《全宁路新建儒学记》考释

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博物馆馆藏元代《全宁路新建儒学记》碑刻,为我们深入研究元代教育史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文献资料。本文通过对碑文的解读,结合元史研究的有关资料,对相关问题略作考释。     

洛阳惊现大秦景教碑

在2006年5月,洛阳李楼乡出土了一件唐代元和九年(814)十二月的《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经幢,经幢底部已残损,但大部完好。经幢上所刻经文,即《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按1900年敦煌藏经洞发现后,曾出土景教经典《志玄安乐经》和《大秦景教宣元本经》两件,为天津大藏书家李盛铎所得,此两件景教经典,学术界至为重视。     

元代京兆贺氏与其他汉人官僚家族仕宦之比较

元代京兆贺氏与其他汉人官僚家族仕宦之比较吴海涛京兆贺氏是元代至为特殊的一个汉人世家。然迄今为止,笔者尚未发现有对此家族进行专题研究的著述。因此,笔者试着将京兆贺氏家族与元代前期其他汉人官僚家族的仕宦情况加以比较。从蒙元时代特色去观察贺氏家族的兴盛,将...     

辽宁北镇庙现存碑刻调查、整理与研究

辽宁北镇庙内现存元明清三代碑刻共56通，其中元代碑刻12通、明代碑刻15通、清代碑刻29通。庙内碑刻多数记祭祀之经过，此外还涉及封山、修庙、游山等诗文、纪事，为还原与解读元明清三代历史文化提供了丰富且宝贵的原始资料，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通过实地调查北镇庙现存元明清碑刻，现场拍摄原碑及拓片，集中说明庙内现存碑刻信息，遵照原碑，比对众方志所著录的北镇庙碑文，集中汇校，查缺补漏，尊是黜非，继而探析碑文之意，发掘其历史价值。     

元代景教石刻的复制工艺

石刻文物的复制工艺较为复杂,尤其是石刻大器,从制作模具到翻制器物均无成规可循。此次复制元代景教石刻,经过多次实验,从材料的选择、配方及工艺流程都取得了新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