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父子与“满蒙铁路悬案交涉”

所谓“满蒙铁路悬案交涉”,是指日本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完成“经营满洲”扩大铁路权限同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就满蒙铁路权益问题所进行的有关路权外交。关于“满蒙铁路悬案”的交涉,一直贯穿于张氏父子主政东北的始终,在张氏父子对日关系中占有重要的一页。探究张氏父子与“满     

甲午战争后六年间长江流域通商口岸日租界设立问题述论

《马关条约》订立后,日本为了在华享有与西方列强同样的地位与权益,急于在长江流域一些通商口岸设立专管租界。但清政府根据张之洞等的建议,以设立本国拥有主权的外国通商场来应对,同时接受李鸿章主张,试图引入列强来牵制日本。围绕在苏州、杭州、沙市、汉口、重庆、上海设立日租界问题,双方交涉6年多。日本始终想剥夺中国对日租界的行政管辖权,实施治外法权,同时尽量将设租界的负担转嫁给中方,但遭到相关各地官府和总理衙门的抵制。日本最终以强权迫使清政府屈服,在苏州、杭州确立专管租界框架后,推及其他口岸。此间,日本很顾忌西方列强的反应,其在上海设立专管租界的图谋与英美扩大公共租界相抵触,加上别无有利之处,最终选择放弃。张之洞曾主导中方抵制设立日租界,但在转向对日"联交"后,态度与举措大有改变。     

张之洞督鄂时期的军械购买、制造与日本因素

由于甲午战后湖广总督张之洞与日本的特殊关系,其军械的购买、制造受到了日方的很大影响。湖北军队使用的武器装备原本以德式(含仿制)为主,而在张之洞大量购买日械的情况下变为德、日混杂。这些军火贸易皆由大仓组、三井物产会社等财阀经手,日本军工部门与在华军事教习对此亦有推动。张之洞先后为两江与湖北订造军舰时亦选择了川崎造船所,使得这家原先缺乏造舰经验的造船厂得到了充分的锻炼。在张之洞决定与日本合作之初,他曾计划向日本借款扩建湖北枪炮厂,并聘用日本军械专家为湖北制造小口径步枪,后一项内容尤被看重。在日方的建议下,张之洞决定将鄂造步枪与日制三十年式步枪统一口径。张之洞的军械购买、制造政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甲午战后日本势力在中国的扩张。     

合乎新规还是依循旧约:苏州日租界开设茧行之争(1924—1925年)

民初江苏地方官厅及农商部为保护江南丝织业发展,一方面出台了丝区、茧区分设的政策,另一方面严格限制茧行的开设.20世纪20年代日本驻苏领事为振兴苏州日租界,决定于租界内开设茧行.苏州地方丝织业团体联合苏州总商会进行了严重抗议,苏州地方官厅、交涉公署、苏省政府以及北京的农商部、外交部等多个相关部门就苏州日租界开设茧行一事与日方进行了一系列、多层级的交涉.但因租界经商并不违背中外已经签订之条约,因而交涉最终并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只得到了日本领事嗣后如再有添设茧行事,一定慎重考虑的承诺.苏州日租界茧行交涉也成为近代通商口岸贸易及对外交涉的一个缩影.     

日本修改条约交涉与何如璋的条约认识

19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以“实现关税自主”与“收回治外法权”为目标的日本修改条约交涉的经验,经由当时驻日的晚清第一任出使日本大臣何如璋介绍到中国及当时中国的藩属国朝鲜,成为剖析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以及朝鲜开港并与西方各国订立条约的重要参照系。虽然何如璋最终没能促成清政府像日本一样着手进行改约交涉,但是,他将中国的不平等条约问题明确定位在协定关税和治外法权两大关键性条款,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同时,何如璋以日本改约交涉为模式的订约策略,对于当时朝鲜与日本的关税交涉以及《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的订立,均产生了重大影响。     

张之洞电稿(一)

<正> 在我馆书画藏品中,有一部张之洞电稿墨迹,共280件,分装成五册。据题记,此系1921年与1922年之交,新城(今山东桓台)人王树柟主持议刊《张文襄公全集》时,从张氏后人手中发现的。当时,张氏家藏有张之洞电稿十余(匚夹),其中有正副两稿者,王择取其初稿装璜成册。这部电稿后归畿辅先哲祠,建国初期移交我馆。电稿文字,有的是由张之洞亲手所拟,有的是由幕友代拟,而后由张之洞里定的,多有删削涂改。     

张之洞委托日本代印钞票始末

正晚清长期担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是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重要人物。为学界所熟知的是,从光绪二十四年(1898)初开始,由于日本的多方运作,张之洞与日本的关系日益密切。~([1])自此之后,张之洞曾几度委托日本大藏省印刷局为湖北代印银元票和钱票。此事看似只是一件小事,但在财政史与外交史方面颇有意义。从货币史的角度出发,更有必要考订其事     

从"满蒙交涉"看张作霖对日谋略

1915年日本逼迫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后,中日双方围绕“二十一条”中有关“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部分展开了长时间的交涉,史称“满蒙交涉”。交涉过程中,张作霖坚持抵制态度,并采取了为中央政府出谋划策、明应暗抗、以夷制夷和发展地方经济等具体措施,终使日本长期要求解决的“满蒙悬案”,一直“悬”到张作霖被炸。     

张之洞师日观的形成及其效日主张

张之洞是晚清洋务派后期主要首领,二十世纪初力主推行“新政”的一位要员。张之洞在其政坛生涯中,虽未曾以外交为专务,但在疆吏职守内每每涉及外事,于此多有主见,特别是他的对日观点的演变以及仿效日本推行近代化的改革方案,是研究张之洞不可忽视的部分。本文谨从张之洞对口观点、策略的变化及其推行近代化方案的仿日色彩作些剖析,管窥蠡测,乞求批评教正。一、张之洞师日观的形成在近代,中日两国虽然共同遭受了列强的肆虐,面临相似的历史契机,却走出了各自不同的发展轨迹。日本１８６８年通过明治维新,自七十年代初开始踏上了“…     

甲午战争前后日本构筑朝鲜电信网的军事行动与对外交涉

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在构筑朝鲜电信网过程中所采取的军事行动与外交交涉,是日本对中国军事和外交的关键环节之一,也是日本战胜中国的重要因素,更是甲午战争期间中日两国在朝鲜半岛势力消长的一个缩影。朝鲜电信通讯问题开始于19世纪80年代,日本的外交重点是获取日本与朝鲜半岛之间的电信通讯使用权。中日交战前后,则是以保障电信通讯联络的畅通为重点。日本通过外交交涉和武力威逼并进的方式,占有了中朝电信线并完成了军用电线的架设,在通讯联络上优势于中国。甲午战后,日本开始计划独占朝鲜电信所有权,虽然在列强的干涉下一度受挫,但最后还是通过与朝鲜交涉,控制了朝鲜半岛境内的电信通讯。     

论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对日交涉

冀察政务委员会存在期间,在冀东察北问题、共同防共问题、华北走私问题、经济提携问题上与日本进行了多次交涉。冀察政务委员会在当时的具体情况下,根据南京政府的对日方针,与日本进行了艰难曲折的交涉,维护了国家主权,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利益。     

张之洞与1903年江阴陆海军联合演习

1903年,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调集湖北、江苏陆军及南、北洋海军在江阴炮台举行了一次跨区域、跨军种的军事演习,这既是其军事改革理念使然,也是为了树立湖北新军威望、推广湖北练兵模式。在筹划阶段,张之洞选定江阴炮台为演习地点,致电各方商定参演部队、演习方案,并聘请在华的德国军官和日本军官提供协助。日本为刺探中国军事情报,积极派遣海军军官担任演习审判官。2月14日至15日,在江阴集结的陆海军按照预定方案分编为东、西两军,开展了为期两天的水陆攻防演习。江阴陆海军联合演习对张之洞本人、江鄂两省军事局面及地方督抚的练兵决策均有直接影响,推动了清末新政初期的军事改革进程。     

中日早期招商局借款考

1877年前后,中日之间曾经有过一次鲜为人知的轮船招商局借款交涉。为筹集收购旗昌轮船公司的款项,招商局会办朱其诏曾经向日本探询借款之事,日本也派人到上海与其谈判。双方虽然有过几次会谈,但在抵押品、利息等问题上存在分歧。此议最终由于种种原因而不了了之。然而这次短暂的谈判却非常特殊,它不仅是招商局的首次对外借款交涉,还是近代中国的首批实业借款交涉之一,在近代中日经济关系史上也具有重要意义。     

中日关于济案的交涉及其“解决”

济南惨案发生后 ,国民政府迫使日本将济案转入外交交涉 ,中日两国先后在南京、上海进行了近十次谈判 ,最终在秘密谈判中达成了“解决”的协议。中方以诸多的保证措施、甚至以承认北京政府时期日本在山东的权益和不平等条约为条件 ,换取了日本的撤兵 ,济案本质上并未“解决”。国民政府在济案交涉中的妥协 ,使其“革命外交”黯然失色 ,从一定意义上说 ,九一八以后的对日政策 ,实即肇端于济案交涉。     

国内外要闻（1907年7月）

1日中日关东税务协定成立。1日大连关及安东关正式开办。2日张之洞与德华银行总办柯达士商议《津镇铁路借款自办大纲》。2日日本驻台湾总督佐久间为弹压台东厅太鲁阁山胞,率众烧毁威利二社六部落。     

论中日东三省五案交涉

东三省五案交涉,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日俄战争后,妄图吞并以辽宁为中心的东北地区蓄意挑起的外交争端,是其推行灭亡中国、称霸世界的大陆政策所采取的重大侵略步骤。所谓“东三省五案”包括:1、新法路案,2、大营路案,3、京奉路展修案,4、抚顺烟台煤矿案,5、安奉路沿线矿务案。五案交涉自1909年2月6日由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向中国外务部提出无理要求始,到1909年9月4日止,日本政府以外交讹诈、武力威胁等手段,迫使清政府妥协,签订了又一个不平等条约——《中日东三省交涉五案条款》。本文对五案交涉情况作简要论述,这对认识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是有教益的。     

试论张之洞的刚性外交

张之洞的外交思想及其实践,在其早期政治生涯中无不呈现出一种积极进取的姿态,在对外交涉中体现出比较强硬的一面,在清政府推行妥协外交路线的大背景下,张之洞的这种不失理性的积极进取的带有强硬特点的外交显得难能可贵。     

晚清驻外公使与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运动时期驻外公使们处境尴尬,他们力主镇压义和团运动,对八国联军入侵一味妥协;同时,也为捍卫国家和民族利益付出了巨大努力.另外,驻外公使们与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洋务派官员、清朝中央政府以及驻在国的交涉往来中,反映了其间的复杂关系.     

文华斋版《张文襄公全集》中的"家书"真伪仍应存疑

1909年张之洞故后,他的长子张权即委托许同莘编辑整理其父所存遗稿,并于1918-1920年间陆续刊行“张文襄公四稿”,即奏稿、电稿、公牍稿、函稿,后统编为《张文襄公全书》（1920年铅印版）,计162卷。许同莘是长期追随张之洞的幕府旧员,曾充任洋务文案,自然是整理遗稿的适宜人选。此后不久,北平的湖北同乡会感念张之洞督鄂的勋绩,复邀其另一旧属王树槽重编张氏遗集。     

《中日修好条规》与甲午战争——以修约交涉为中心

日本明治政府成立后,以"条约改正"(修改不平等条约)作为"国是"。关于"条约改正",学界一般关注日本与欧美各国的交涉,但当时日本与欧美各国签订的条约都规定了"一体均沾"的原则,若不能与中国完成修约,则日本与欧美各国修约后,欧美各国仍可"一体均沾"《中日修好条规》中的领事裁判权和关税税则条款,等同于"条约改正"无效。故对日本而言,修约必须同时与西方诸国和中国一体进行。《中日修好条规》签订后,日本随即向中国提出修约交涉要求,但从1871年到1888年为止都未能成功。日本最终以甲午战争废弃了对等的《中日修好条规》,并借战胜而获取城下之盟式的外交与通商特权。通过梳理日本与中国的修约交涉过程,可以从修约层面来探讨甲午战争爆发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