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帅府到国府

从1917年孙中山第一次南下护法,在广州建立革命政权算起,孙中山一共在广州三次建立革命政权。这其中最重要的,也是影响最深远的是1923年2月,孙中山回粤重建的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这个政权“是一个为适应战争与政治需要而产生的特殊形态的政权”。由于这个政权是与孙中山个人密切相连,因此在孙中山逝世后,它必然无法继续存在下去。     

孙中山大元帅大本营述论

孙中山1923年在广州建立的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大元帅府),是一个为适应战争与政治需要而产生的特殊的革命政权。它存在的时间不长(1925年7月改组为国民政府),但无论从孙中山的经历来看或是从一个政权的革鼎意义来看,它的活动都值得近代史学者关心和注意。     

1923年投变庙产活动中的广州都城隍庙

1923年（民国12年）2月,孙中山由沪返粤,随后在广州设立大元帅府（又称＂大元帅大本营＂）,这是孙中山第三次在广州建立革命政权。大元帅府建立后,广东省政府、广州市政府（当时称为＂广州市政厅＂）随之建立,廖仲恺、孙科分别担任广东省省长、广州市市长。因其时面临陈炯明再次叛变,讨陈正亟需资金,作为大本营的广州市政厅为满足巨大的军费支出与市政建设费用,下令将广州的官方资产、寺庙资产、公家资产进行没收、拍卖,掀起一场投变庙产活动。     

孙中山致犬养毅函稿一件

此件系本馆所藏孙中山于1923年10月24日亲笔书写的致犬养毅函稿,用纸为“大本营公用笺”,是研究孙中山晚年思想发展变化的重要文献之一,向未公布。     

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各方致大本营文电选

1923年2月,南方滇桂联军驱逐陈炯明,迎接孙中山先生从上海返回广州,重建大元帅府。次年9月,北方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本组史料即为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孙科等各方人士致广州大本营文电选编,反映了北方局势以及三角同盟反直军事战况,并涉及南北有关协商活动与对策等情,现予公布。     

美国对广州南方政府第三次关余事件的干涉

1923—1924年,广州南方政府第三次提出争取关余,引发列强武力示威,其中美国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美国政府从与列强“共同采取措施”转变为外交交涉“主导方”,延续炮舰外交思维,推动武力干涉;与此同时,在广东生活的美国人较为同情南方政府,他们亦积极于关余事件的沟通,提出解决方案;最终,在美国驻华公使调停下,实现南方政府获得部分关余用于水利建设的妥协方案。美国政府的态度及行动体现了其远东政策和对华战略诉求,而关余事件的处理结局,亦为南方政府外交转向和中国南北政治局势的发展埋下伏笔。     

陈炯明叛孙及其下场

1922年初,孙中山在桂林设立北伐大本营,出师湖南北伐.恰在此时,广州发生了粤军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邓铿被刺案,舆论大哗,纷纷指责此为院炯明所为.邓铿与陈炯明同起于惠州,相与多年,关系甚密.但邓铿忠于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支持孙中山北伐.陈炯明在反对孙中山北伐行动中,愈来愈认为邓铿是实现他野心的一个主要障碍物,邓铿不除,北伐不止.邓铿被刺后,孙中山大惊,急忙召集军事会议,讨论形势.蒋介石、胡汉民等都认为肯定是陈炯明所指使,遂决定中止北伐,回师广州.陈炯明在广州一面表示要严缉凶手,一面又唆使人放出谣言说,刺邓是桂系残部所为,为自己洗刷.但社会舆论不饶,指责甚多.此时孙中山又率北伐大本营回到梧州,出于无奈,陈遂派人去梧州向孙中山呈上辞去广东省长和粤军总司令职的报告,孙中山出于愤慨,遂下令准其免去广东省长和粤军总司令职,保留陆军总长职.     

孙中山暂缓设立正式政府

1924年元旦刚过,孙中山于4日召集文武大员60余人至大本营开会,议决设立正式政府。 此前,孙中山为与北洋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相对抗,坚持革命事业,在广州三度组织政府。第一次是1917年9月大元帅制的军     

北伐战争后期蒋介石是怎样夺权上台的

蒋介石早年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后来到日本学习军事,回国后在陈其美部下从事革命斗争,对孙中山表示忠诚。1922年6月,陈烱明在广州叛变,蒋介石从上海赶到广州,上永丰舰保卫孙中山。9月写了《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颂扬孙中山,痛斥陈烱明。孙中山为此书作序,这就抬高了蒋的身价。1923年8月16日,孙中山派以蒋介石为团长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到苏联考察学习。蒋回国后高喊“民族斗争”、“阶级斗争”的革命口号。随后被孙中山任命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黄埔军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等职。     

佛山商团与商团事变

佛山商团的成立,既是佛山自治、自卫传统的延续,也有当时社会秩序混乱的现实原因。初期它以“捕匪安良”为宗旨。1923年孙中山回广州重建大元帅大本营后,滇军驻扎佛山,对地方滋扰极大,佛山商人痛恨滇军。孙中山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佛山工农运动兴起,也引起了佛山商人的不安。这两个原因加上当时把持佛山商团的陈恭受个人因素,佛山商团在商人的支持下迅速发展,并且逐步走上了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政府相对抗的道路。1924年8月至10月发生了广州商团事变,佛山商团是这次事变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广东全省商团联团总部还一度迁到佛山。佛山商人首先进行罢市,但在政府大军压境的情况下,佛山商人很快选择了服从。当广州商团与政府军事冲突时,佛山商团自知不是政府的对手,没有参与。商团事变后,佛山商团即自行瓦解。     

广州蒙难中的永丰舰

一、孙中山在永丰舰上孙中山在民国初年与南北军阀的较量中,深感没有掌握武装力量,办不成事.在广州护法时,就着意培植援闽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给他拨款、调兵.1918年5月孙在桂系军阀逼迫下,离开广州,赴上海,就寄希望陈炯明驱走盘踞广州的桂系军阀岑春煊、陆荣廷.1920年8月,孙中山命陈回师广州,将岑、陆驱走,重组军政府.孙中山出任非常大总统,陈炯明任内务部部长、陆军总长.粤军总司令、广东省省长.这位集四职于一身的陈炯明成为军政府的铁腕人物.但很快原形毕露,反对孙中山就职非常大总统,反对孙中山的北伐主张,并勾结唐继尧、吴佩孚,分裂北伐军,阻挠北伐.还下毒手派人杀了孙中山的得力助手邓铿.孙中山不断得到陈炯明叛迹日彰的报告,包括胡汉民、蒋介石在内,都建议孙中山铲除陈炯明.1922年3月,孙见后方不稳,从桂林北伐大本营回师,设大本营于韶关,严斥陈炯明,撤销其粤军总司令、广东省省长、内务部部长职,只留陆军总长职.陈炯明不知悔改,急枪快马召集各军、师长会议,诬称孙中山为“民贼”,起兵“除之”.     

孙中山致威尔逊的三封电函

1914年11月与1917年6月,孙中山曾向美国总统威尔逊发出三封电函。这些电函反映了孙中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外交思想和当时的中美关系。这三封电函均为英文,迄今未有中译文发表。 一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流亡日本,次年7月组织中华革命党继续坚持反袁斗争,急需外国援助。此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列强无暇东顾,孙中山认为日本和美国是唯一能够援助中国革命的国家。他估计袁世凯政府虽面临严重财政困难,但欧洲列强因财力耗于战争,不可能向袁政府提供援助;如果堵塞袁世凯从日本和美国获取贷款的道路,则袁政府“财源既竭,饷糈     

国民革命时期宋子文与孙中山、蒋介石关系之比较研究

自20世纪20年代初供职于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起,宋子文一方面得到孙中山的信任和重用,另一方面无条件地服膺于孙中山的革命领袖地位,在金融和财政领域充分展示其才干,取得突出业绩,在大本营时期以及之后的广州国民政府和武汉国民政府时期,为各方面普遍认同。孙中山去世之后,宋子文与同样得到过孙中山重用的蒋介石都进入了国民党政权高层,两人之间有过密切的合作。但随着国民革命的深入特别是北伐的迅速进展,国民党各派之间、党权与军权之间、集体与个人之间等各种矛盾逐渐凸显,并与国共关系的演变相交织,宋子文与蒋介石之间的分歧冲突公开化,并在宁汉对峙之际分道扬镳。     

“照会”与中国外交文书近代范式的初构

在乾隆年间清政府逐步形成了外交文书的“天朝体制”。此项体制长期受到来华西人的挑战。鸦片战争后 ,英国等列强以武力和不平等条约为手段“解决”了这一问题 ,“照会”等近代外交公文范式初步形成。西方外交和文书体制对中国外交文书体制的硬性干预和强制替代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方价值体系在中国的强力移植过程。     

宋子文广东理财述评

从1923年至1926年,宋子文曾在广东革命政府里(先是在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后为广州国民政府和广东省政府)担任要职,其中与财政金融直接相关的便有:中央银行筹备员、副行长、行长;两广盐务稽核所经理;财政委员会委员;税制整理     

1918-1921年英国对待关余问题的态度

1918-1921年英国对关余问题的态度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18年9月广州军政府打算武力夺取广州海关至1920年11月孙中山在广州重掌政权。英国的态度是：赞成按一定比例向滇、桂军阀控制的广州军政府拨付关余,但反对军政府武力攫取海关的企图;广州军政府分裂后,将关余交由总税务司掌管,反对将关余分别交给广州军政府中的不同派别;不支持北京政府独享关余;反对北京政府撇开列强,控制关余的企图;军政府分裂后,赞成支付属于北京政府的关余;反对由徐世昌提出、得到美国赞成的用属于广州军政府的关余收买南方舰队的计划。第二阶段,从1920年11月孙中山在广州重掌政权到1921年4月列强强行解决关余问题未能成功。英国的态度是：执行敌视孙中山的政策,仍不同意向广州政府拨付关余,对孙中山夺取海关的计划进行武力威胁;不直接与广州政府打交道,以免造成对其承认的印象;准备抛弃孙中山解决关余问题;支持北京政府得到所有关余;后来态度有所变化,赞成关余用于治理西江;最终欲在损害广州政府利益基础上强行解决关余问题,但未能成功。     

瞿秋白与孙中山及三民主义学说

1899年,瞿秋白出生时,孙中山已经是著名的反清革命领袖,1923年底,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国民党改组,瞿秋白以苏俄顾问鲍罗廷的助手和译员的身分,参予孙、鲍的会晤磋商。这时,孙中山五十七岁,瞿秋白二十四岁,相差三十三岁。国共合作大业,把这两代革命家紧紧地联系在中国革命的洪流中。     

孙中山的讨陈方略与北伐开局

平定陈炯明叛乱、改组国民党、北伐统一全国,是孙中山晚年面对的重大问题。三者既密切关联,又轻重有别。孙中山以东西两路联军并举战略,讨伐"西和东拒"之陈炯明。东路军以闽省为后方吸引陈军主力,在桂省以滇军为主的西路军击破陈炯明"西和"策略而据有西南中心广州。与马林偏重将平叛与改组两个主题对立理解不同,鲍罗廷妥善处理穗、沪之政治地位关系,说服孙中山推动改组,使原来以军事为主的广州,成为涵括军事、政治、外交多方内容的国民革命基地,以此辐射上海、西北、北京,从广东走向全国,北伐开局战略得以继续推进。     

论广州大元帅府的投变寺产活动——兼论商团事变的原因

1923年2月孙中山在广州设立大元帅府后,为了筹集军费和广州的市政建设资金,将广州的寺产作为市有财产收用、拍卖,掀起了一个投变寺产的运动.这次投变寺产运动持续了一年半,曾经在广州引起一场大风波,并间接引发了商团事变.本文就1923、1924年孙科第二次担任广州市长期间投变寺产的活动展开论述,分析这次投变寺产运动的原因、过程、基本政策以及影响.     

论孙中山的赶超西方思想及其意义

正古老的中国曾经是"天朝上国",经济、政治、文化、科技都曾领先于世界,但进入近代以后,地位一落千丈,逐渐沦为了资本主义列强的半殖民地。因而"赶超"西方,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孙中山的毕生追求。一早在1894年,孙中山在《上李鸿章书》中就提出了赶超西方的思想。他在陈述了"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变法主张后写道:"此四者,富国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