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政商在民众运动中的博弈——以1928～1929年的北平为中心

在国民党统治北平的起初两年中,北平市党部领导的民众团体商民协会以中下层商入的代表自居,积极推动民众运动,与北平商界上层发生了两次激烈的冲突。在冲突中,国民政府和北平地方军政当局与商界上层站在一起,反对市党部及商民协会的主张,双方呈对垒态势。市党部与商民协会由于没有实际权力,其目的常常难以达到。国民党中央对市党部的要求则虚与委蛇。中央、地方各党政机关对这些纠纷的态度和处理手法不同,缘于国民党内存在着新旧之争、党政之争,其根源是“打天下”、“坐天下”的路线之争。     

国民革命时期的反帝问题——济南惨案后的反日运动与国民政府的对策

济南惨案发生之后 ,上海等地各种反日会组织的成立及其反日运动都是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指导下进行的。根据日方要求 ,国民政府下达的“取缔排日令” ,并不具有全面禁止反日运动的强有力的管制力。国民政府的基本立场不在于反对和管制反日运动本身 ,它反对的是“超越管制力的反日运动”。国民政府对反日运动的立场是国民党政权成为实际统治势力以后所经历的一个保守化过程。从这一点讲 ,国民革命作为社会革命有其局限性     

对1928年秋天津日货商人罢市的几点思考

济南惨案发生后,中国各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对日经济绝交运动。1928年秋,在国民党市党部的指导下而成立的天津反日会开始领导对日经济绝交运动,“坚持民族主义”与“维护切身利益”的冲突在商人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面对两难境地,日货商人选择了以罢市来抵制日货登记工作,最终罢市以商人的失败而告终。在整个罢市过程中,日货商人与天津反日会展开了一场实力并不均衡的博弈,带给后人诸多思索。     

对1928年秋天津日货商人罢市的几点思考

济南惨案发生后,中国各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对日经济绝交运动.1928年秋,在国民党市党部的指导下而成立的天津反日会开始领导对日经济绝交运动,"坚持民族主义"与"维护切身利益"的冲突在商人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面对两难境地,日货商人选择了以罢市来抵制日货登记工作,最终罢市以商人的失败而告终.在整个罢市过程中,日货商人与天津反日会展开了一场实力并不均衡的博弈,带给后人诸多思索.     

吴县反日救国会及县商会抵制日货活动资料选编

“九一八”事变后,苏州地方各界奋起救国,各种反日团体纷纷成立,吴县反日救国会即为其中之一。在吴县县商会的协助下,反日救国会开展了抵制日货活动,受到社会各阶层的支持,然而,随着抵制活动的深入,反日会在处理日贷过程中损伤了一部份商人的经济利益,县商会因而也转变了态度,由于吴县地方国民党党整会等的干涉,反日救国会最终被迫停止了活动。本组资料大致反映了这一活动的基本过程,可供研究吴县地方反日救国会及县商会活动之参考。特自馆藏档案中选出,公布于后。     

反日运动在山东:基于五四时期驻鲁基督教青年会及英美人士的考察

五四运动时期,济南基督教青年会和齐鲁大学积极投身于山东当地的反日运动。上述两机构之中既有英国人也有美国人。他们利用其自身的教会背景,与山东地方精英建立紧密联系,注重学生工作。在反日运动中,他们为参加运动的学生提供场地,配合当地反日运动的开展;利用基督教在归国劳工中的影响力,推动归国劳工加入罢工运动。英美人士,尤其是美国人,对反日运动的配合与参与,虽不能认定系受其政府指示,但无疑与其背后的国家利益是一致的。随着美国国内反日风潮的兴起,山东的反日运动成为美国在华与日本进行商业竞争的手段之一。     

1928--1929年北平电车工会运动

1928年6月,国民政府北伐军占领北京（后改北平）,国民党的地方组织也转为公开活动。尽管1927年“清党”后,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革命政党,但在之后的几年里,一些基层党部仍在积极地开展民众运动。北平也不例外。其中一个重点,就是在市党部“指导”下,建立了各行业工人的工会组织。据统计,到1929年8月,北平各行业工会已有45个,工会会员2．2万人。而其中,电车公司工人工会的活动,堪称典范。     

国民革命时期的反帝问题再探讨——国民党中央与济案后反日运动关系辨

济南惨案后国民党领导了各地民众的反日运动,但这种领导是被迫而为之的。国民党中央考虑,与其放纵民气,使善于发动民众的中共获得政治上的主动权,或因压抑民众致使民心丧尽,不如把反日运动纳入自己的掌控之中。在反日运动的前期,国民党对各地反日运动有所协助,但更多的是控制和敷衍;《济案协定》签订后,由于日方的压迫以及对国内局势变化的考虑,终于将这场轰轰烈烈的反日运动打压了下去。国民党中央应对反日运动的手法粗糙,造成许多严重的后果,其反帝立场已大为后退。     

1928至1929年的反日会

反日会表面为各地国民党党部奉中央命令而成立,实际乃是一个因“济南惨案”而发生的自发性的民众团体。早期受南京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控制,主要从事和平的对日绝交运动;后期除上海等少数地方组织外,领导权大多落入国民党改组派之手,基本不受南京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支配。反日会自始要求南京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恢复民众运动”,实行“革命外交”政策,力主公正解决“济案”和废除中日不平等条约,并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屈辱的《济案协定》的签订时间。尽管反日会在对日经济绝交运动和南京国民政府对日交涉过程中偶有过急之举,但其维护国家主权、民族利益的立场和表现仍应给以积极评价和肯定。     

从新公布的一封信看胡适与虎谋皮

胡适在国共党争中选择了国民党,但他的选择并不是无条件的。对他而言,这是一种“弊取其轻”的选择。他坚决反对共产党,对国民党,也曾有相当激烈的批评和冲突。为此,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曾作出决议要求严惩胡适,1931年“九一八”事变,使胡适认为亡国之祸已迫在眉睫,他的政治态度发生了较大的转变,他到南京晋见蒋介石时,批评者变为建言者。1948年末,在国民党大势已去之时,蒋介石曾派人北上邀请胡适南下就任行政院院长一职,为胡婉拒。不久,蒋便派专机到北平将胡接去台湾。新近公开的胡适致蒋介石的一封信,为人们了解、研究胡适…     

1946-1948年北平学潮:国民政府中央与地方处置的歧异

随着内战的全面爆发,国统区的学潮风起云涌,国民党高层对学潮的政策也日益严苛,采取种种高压手段镇压学潮.北平作为北方的政治军事文化重镇,学生运动备受各方瞩目,但是北平当局内部处理学潮的态度却不尽一致,国民政府中央的意志在北平并不能完全得到执行,在学潮的实际处理过程中,北平出现了中央系与非中央系在处置方式以及效果上的不同,这种歧异实际上折射出中央与地方之间权势争夺的特殊面相.     

罢市与抵货运动中的江浙商人：以“五四”、“五卅”为中心

在民国初年的民族主义运动中,商人往往表现出消极的态度和矛盾的性格。虽然我们可以发现商人民族主义意识的抬升,但是总的来看,商人在运动中多处于被动地位,其采取行动主要是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以及保持一定的商业程序。以“五四”、“五卅”两次运动中的江浙地区来看,罢市多是在学生等的压力下得以实现,且罢市后,暗中继续营业现象依然存在。当外在干涉力量浅弱时,商家便想尽快开市。抵货运动的发起,不同行业的商人利益得失相异,故其态度便有很大的分野。一些与外商竞争营业的商人,他们常会对运动表示支持。而一些与外商合作营业的商人,则常因为运动而遭受损失,故基本上持反对态度。然而由于内在因素的制约,运动发展到一定程度,商界损失面便会扩大,而支持亦会日益减少,运动便无法继续下去。     

《申报》 1935年12月14日 一二·九北平大中学生示威请愿，反对“华北自治”

北平通讯北平的学生,在历次的救国运动中,总是站在人民的最前线。最近华北时局,因日本军人极力策动所谓"华北自治"运动,又突形紧张。华北危则全国皆危,华北安则全国皆安,故今日欲保持中国领土及行政之完整,则视华北时局将来之展开如何以为断。     

民国时期的北平大学区风潮

发生于1928年6月,结束于1929年6月的北平大学区风潮,是一场由于南京国民政府改革教育行政制度而引发的学界反抗运动.该风潮的发生与南京国民党政权改革教育的举措密切相关,诱发此次风潮的原因,则在于当时大学区制度在北方之实行.     

中国建立世界反法西斯联盟思想探源

中国建立反法西斯联盟思想的出现,最早可追溯到1930年代初民众广为倡导的建立反日国际同盟主张的提出。九一八事变及其后国际和国内形势的日益恶化,推动着中国民众就未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时间、地点以及中国在未来大战中应采取的方针进行广泛的讨论和预测,建立国际反日同盟的思想在这种讨论中应运而生。但在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国政府对民众的这种主张并没有作出积极响应,而是致力于推动国联发挥政治影响力和争取国联及其他国家的经济技术援助的外交活动。     

1930年代瓯海关与反日会缉私权之冲突

国民政府实行关税自主之后,大幅度提高进口关税,随之出现了沿海走私高潮.海关虽然加强了缉私力量,但仍面临着沉重的缉私压力,海关缉私也受到地方团体的干扰.1933年瓯海关缉获白糖却被地方反日会强抢一案,充分反映了地方团体对海关缉私权的挑战.为了维护海关权威以及缉私专权,海关一方面通过寻求国家权力的支持,用行政命令来维护海关权威;另一方面也通过提高缉私奖励来争取反日会的支持,从而迫使反日会将缉获日货交给海关处置.     

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的联共(布)党员们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在那个特殊的环境中,党的建立,显然离不开方方面面的帮助与联系。1917年十月革命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所处的内外困境,迫使苏俄领导人推进实施世界革命战略,同时帮助和推动东方各国人民进行民族民主革命。1919年3月2日,共产国际(第三国际)在莫斯科成立了,中国随之爆发了反日的"五四"运动,列宁领导下的     

宋时轮在北平军调部斗智斗勇

1946年1月10日,中共和国民党签署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办法的协议》和《关于停止国共冲突的命令和声明》。为了监督和保证停战令的实行,国共双方商定在北平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军调部三委员分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叶剑英、国民党政府的郑介民和美国的饶伯森。其主要任务是：调处国共军事冲突,保证恢复交通,解除敌伪武装,遣反日俘日侨归国,整编国共军队,处理与和平有关的问题。时任山东野战军参谋长的宋时轮,遵照组织决定,由临沂去徐州转乘飞机赶赴北平参加军调部的工作。叶剑英在北京饭店2楼112房间接见了宋时轮。叶剑英告诉他,…     

鄂中“抗日十人团”

1939年初的一天,陶铸同志和鄂中区党委书记杨学诚及顾大椿等人一起,商量如何进一步宣传发动群众抗战,建立抗日根据地。谈话中,原本是北平流亡学生的顾大椿等告诉陶铸,“九·一八”事变发生活,长城内外出现了一些自发的反日组织。其中,有北平的大学里出现了个“抗日十人团”,以10个人为一组开展活动,全由学生组成,带有秘密的性质．当时在学生中有一定影响。陶铸听了认为“抗日十人团”（简称“抗十团”）这个名字好．完全符合党中央提出的动员团结全国各族同胞共同抗日的精神。如果来个“移花接木”,说不定能在鄂中开花结果呢。陶…     

浅析1928—1936年张学良对日态度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日益进逼,张学良毅然易帜,明确反日。但张学良对日的侵略认识不足,使日军趁机侵占了东北,发生九·一八事变,被迫下野。随着国难家仇的加深,张学良在对日认识上逐渐醒悟并发生根本转变,形成了其对日彻底抵抗的态度,终以实际行动联合国内抗日力量,发动西安事变,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