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时期英国的水陆交通

一个国家的水陆交通与商业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交通越便利,商业越发达。中古时期英国的交通状况如何?目前在国内史学界还是一个冷僻的课题。要研究中古时期英国的商业经济,必然涉及到交通问题。根据近年来英国出版的相关文史资料,具体考察了12～14世纪期间英国的水陆通行及商业运输情况,提出了以下两点看法:一、由主干道即“王家大道”、地方道路和乡村小道所组成的陆路系统已经比较完整,可以保证商业运输的需要;大规模的陆路运输不仅可以有效组织,而且出现了比较高级的“公共运输人”。二、通航水路相当发达,尤其在东部地区水运河道密布,城市和大的集市都非常繁荣;水运价格也比陆运低得多。不可否认,以现代人的标准看,当时的水陆交通还障碍重重,运输效率不高。但是,这个时期英国的水陆交通条件已经为商业运输提供了必要保障。     

“中州名汉”考——中古时期的地域问题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族群与地域名称有相互混用的现象,可分为两种情况:关中人称羌、北方人称虏、江州人称溪,都是将当地的特色族群名号施诸整个地域;河东及关中地区蜀人之得名则与此相反,是以其原生区域名称命名族群。中州名汉的性质属于前一种情况:族群意义上的汉,本是外族依于故习,以及南朝为了与统内居民相区别,而对中原地区的华夏族人采取的非正式称呼。至于生长在中原的鲜卑及其他少数族被称为汉,则带有明显的地域歧视色彩,与其汉化程度并无直接关系。     

郭德纲弟子“独立”

在发声明退出德云社70天后,郭德纲的弟子何云伟、李菁于10月15日正式开始他们的独立生涯,由两人联手打造“星夜相声会馆”在“北京之夜文化城”开演。     

“弟子”与“门生”有何不同

正"弟子"与"门生",在古代,都是指老师的学生,看似一样,实际不尽相同。《后汉书·马融传》记载,东汉大儒马融在扶风授徒,"教养诸生,常有千数"。这么多的学生,当然不可能同时听讲,他"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弟子以次相传,鲜有入其室者"。所以后世常用"绛帐"指代老师或者老     

中古时期北方地区畜牧业的变动

中古时期 ,我国北方黄河中下游地区畜牧经济的比重曾有明显上升 ,畜产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具体表现为 :畜牧区域曾向内地显著扩张 ,大型国营和私营畜牧业一度相当繁荣 ,农耕地区家庭饲养规模也有所扩大 ,羊取代了猪成为主要肉畜。但经过一段上升和繁荣之后 ,畜牧业重新渐转衰退。上述这些变动 ,与人口密度的升降和游牧民族的内徙直接相关 ,是农耕与畜牧两种具有不同生态适应性和能量生产效率的经济生产方式不断竞争消长的结果 ,与所谓“胡化”和“汉化”过程互为表里     

章门弟子与“古史辨派”

长期以来,顾颉刚倡导的疑古思潮在近代史学界的影响被过分夸大。事实上,至少在"古史辨运动"的策源地——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占据主流地位的章门弟子便对之表现出一种十分错综复杂的态度,大多并不曾积极支持"疑古"。究其缘由,这其中既存在学术观点的分歧,又参杂有章太炎的影响以及国学门中微妙的人脉纠葛。     

中古时期党项与粟特关系论考

中古时期的党项与粟特关系密切。灵夏党项与六胡州粟特人同受突厥政治文化的强烈影响,在追求共同政治目标的驱使下联合发动六胡州之乱。参与平乱的党项拓跋部借平乱成为唐廷统治党项诸部的合法代表,政治地位居于诸部之上。党项拓跋部建立定难军政权后,夏州地区的粟特人及唐末迁徙于此的粟特人纷纷效力于定难军节度使,或执戟于外,或侍奉于内,为定难军职官系统中的重要成员。定难军政权成为西夏王朝后,随着王朝疆域的扩大,灵州、凉州、沙州等地的粟特人后裔都成为王朝属民,身份各异,黑水城也出现了粟特人后裔的身影。双方关系的转变突出反映了西北政治格局中党项势力的崛兴与粟特势力的衰落。     

论中古时期佛教类书的编纂

从南北朝时期开始直止隋唐五代间,佛教类书产生并发展起来,佛教类书是类书编纂形式在佛教典籍中应用与发展,其功用主要是利僧众行文翻检的资料汇编。《经律异相》《金藏论》《法苑珠林》《释氏六帖》等就是中古时期佛教类书的主要代表,它们的出现构建了中古时期佛教类书的发展史。佛教类书与世俗类书最大的不同是佛教类书有为宣讲佛法做资料准备的作用,其或者就是佛教讲经、说法的底本而被直接应用到佛法的弘传中。     

中古时期北方地区的水环境和渔业生产

本文根据文献的记载,对中古时期北方地区的水环境和渔业生产情况略作考察。文章指出：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总体水环境仍相当优越,河流汛期较长,水流量较大,可以通行船只的河流众多;当时这一地区还散布有数量众多的湖陂沼泽,其中不少淹浸面积相当广大。由于水环境良好,当时这一地区的鱼类水产资源仍相当丰富,沿河傍湖之区众多百姓以捕捞为生,渔业生产仍较为发达,在当地的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的补苴地位。     

中古时期肥水与巢湖流域连通问题考辨

本文重点讨论在中古时期是否存在沟通肥水、巢湖两流域河道(包括自然与人工)的问题。《水经注》认为存在,而且不止一条。后人踵其说而不加考察,最终积非成是。本文在仔细梳理历代正史、地理书、古地图和方志的基础上,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实地考察资料,主要从历史文献记载和实际地理状况两方面进行考证分析,对自《水经注》以来的这种说法加以否定。本文认为在中古时期,肥水、巢湖两流域始终是没能连通的。     

佛教地狱观念与中古时期的法外酷刑

魏晋南北朝至唐宋是佛教地狱观念广泛流行的时期,也是社会上法外酷刑泛滥的时期.这些酷刑的存在,既与当时法律的规定不相符合,也与传统的儒家仁爱与道家贵生思想大相径庭,而与佛教地狱传说中的种种酷刑描写颇为相类.本文认为,南北朝以至唐宋时期法外酷刑的泛滥,与佛教地狱观念的传播有着密切关系,佛教宣扬因果报应、轮回转世,轻视现世、追求来生的思想对中国社会民众心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为酷刑在中国历史上的"复活"及其"合理化"提供了宗教-伦理基础.     

说说“人腊”——与国文兄商榷

沦阶级成份，朱元璋可以归入“红五类”。出身贫苦的孤儿，放过牛，讨过饭，当过侍候大和尚的小和尚；但是，他不是纯正的贫雇农而是流民，有如土地改革时那种最先站出来斗打地主富农、狠挖浮财冲在最前面的“勇敢分子”。取得政权之前，对知识分子，他礼贤下士；当了皇帝之后，即马上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他建立了绝对专制制度，严密的特务网，蹂躏人权，特别仇恨知识分子。     

中国中古时期佛像埋藏的考古学研究

近年来中国各地陆续出土大批集中埋藏的佛像.本文根据遗迹现象和遗物状况将佛像埋藏分为A、B、C三类.A类埋藏以破坏佛像或是将寺院土地改作他用为目的 .B类埋藏是为避免废佛、战争等灾难,僧侣或佛教徒为保护佛像而进行埋藏的行为.C类埋藏则是为处理不再使用的佛像,由寺院或是佛教信者主导实施的佛像瘗埋,与舍利瘗埋是两种不同的宗教...     

中古时期鸿池陂的变迁与洛阳水运的兴衰

鸿池陂是中古时期洛阳城东郊一处重要湖沼,它的兴废反映了洛阳水环境的变迁。汉魏时期,鸿池陂水域广阔,动植物资源丰富,是洛阳居民生产、游赏的重要地点;隋唐时期,受洛水改道的冲击,鸿池陂有所萎缩;唐宋之际,植被破坏,水土流失,气候干旱,导致鸿池陂逐渐湮废。鸿池陂位于洛阳水运通道的枢纽位置,具有调峰补缺、稳定水位的作用,保障了漕渠畅通,促进了洛阳水运的发展,一度成为全国水运交通中心。随着鸿池陂的淤塞湮废,水环境恶化,漕渠逐渐干浅,通航能力下降,水运衰落,这是唐宋之际洛阳城市衰落的重要环境原因。     

“古大人城”与中古东亚的海上交通

贞观十八年(644)唐太宗第一次出兵高句丽时,水军的军粮存贮地“古大人城”,位于今龙口市诸由观镇黄水河入海口西岸黄河营村村西附近,这里是唐水军的启航地,也是魏晋至隋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朝鲜半岛之间多次海上军事行动中水军的出海地,同时还是东亚海上交通中的重要海港。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后,朝鲜半岛政治中心南移,东亚形成了多条远海航线,“古大人城”在东亚海上交通中的地位,逐渐为登州等航运条件更为优越的海港所取代。     

中国中古时期社会力量替嬗与国家应对

中国中古时期经历了工商业为代表的财富力量兴起、式微和再兴,以及士族势力的起落。社会力量这一替嬗是社会经济的自然力量和国家的制度设计交互影响的结果。汉武帝新政通过打击和疏导双管齐下,消除了春秋战国以来日益膨胀的工商业力量,但其作为疏导财富力量的不限民名田政策成为士族阶层兴起的滥觞。唐朝在此前历代消解士族努力的基础上,通过科举制等制度将士族吸纳到统治秩序之中,转化为国家统治力量,完成了消解士族的过程。宋代建立了与财富力量共利分利的机制,与财富力量确立了相互依存而非对立争利的关系。历史经验表明国家处理与社会力量关系的良策就是因势利导。     

唐宋間“子司”詞義轉换與中古行政體制轉型

在唐代尚書省六部二十四司體制下,"結銜以本部者爲頭司,餘爲子司"。以尚書吏部爲例,吏部司爲頭司,其餘司封、司勳、考功三司皆爲子司。但是至南宋初年,"子司"詞義已發生明顯轉换,不再適用於尚書省諸司之間,而是適用於尚書省(主要指六部)與寺監之間。這一詞義轉换與中古行政體制轉型有直接關係。唐前期尚書省"頭司—子司"體制的確立,是尚書機構在向外朝宰相機構發展過程中不斷調整自身結構的結果,代表的是"南北朝相承之舊局面"的結束。唐宋之間"子司"詞義發生轉换,則是新尚書省體制的開端,並爲調整尚書省—寺監關係帶來了新的契機。嚴耕望以政務機關、事務機關來定位尚書六部與諸寺監的職能及關係,對應的是三省制下以政務處理程序分工和分層處理爲特徵的政務運行機制。在此機制下,六部與寺監雖然在某些環節上構成了某種意義上的下行與上承關係,但就國家政務處理程序而言,兩者之間並未直接構成必不可少的政務運行環節,因而它們之間並非上下級關係。唐前期四等官體制確實有繁冗迂回之弊,容易影響行政效率。行政體制的這個内在矛盾推動了使職系統的發展、成熟。儘管使職差遣體制帶着"不經"、"非久"等權宜色彩,但絲毫不影響其事簡而權專的效率優勢。即便宋神宗在"正名"與"正實"的口號下試圖重新恢復尚書省,也只能在使職差遣政務運行機制的基礎上進行改置。這樣,在名義上是以《唐六典》爲藍本而重建的元豐官制中,尚書省、寺監間並未恢復唐代三省制下的那種關係,而是直接繼承北宋前期使職差遣體制下的"本司—子司"關係。嚴耕望所謂六部與寺監的上下級關係,至此纔真正確立。     

四种中古“异物志”考订、辑补

“异物志”是中古物产专志的主要撰述形式,数量在22种左右,均已散佚。本文选取四种比较重要的“异物志”,对其同书异名、成书年代、作者生平等信息进行考订,并指出前人辑本中的错辑、漏辑问题。首先,学界引为杨孚信史的《百越先贤志》材料系伪作,是取自《后汉书·贾琮传》,并指出缪启愉辑本的讹辑佚文,再补诸本漏辑佚文六条。其次,梳理《扶南异物志》与《吴时外国传》的关系,指出前者并非“有目无文”,而是后者在唐前的本名。再次,将《临海水土异物志》的具体成书时间定位到太康三年（282）稍后,并指出张崇根先生辑本的一条错误。最后,考订《南中八郡异物志》成书于太和二年（303）稍后而非之前,文末再辑补一条新佚文。     

中古时期入华粟特人墓葬的发现与研究

<正>粟特人是一个以经商著称的民族,长期活跃在丝绸之路上。在公元3至8世纪之间,由于商业利益的驱使,以及粟特地区的动乱、战争等原因,粟特人沿丝绸之路大批东行,经商贸易。在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粟特人人华逐渐达到高潮,他们在东行的丝绸之路沿线不但留下了足迹,而且形成了聚落。20世纪以来,在中国境内自西向东的丝绸之路沿线的一些重镇与政治、文化中心陆续发现了超过百座的入华粟特人墓葬,分布在新疆吐鲁番地区、甘肃天水地区、宁夏固原与盐池地区、陕西西安及邻近地区、山西太原与汾阳地区、河南洛阳与山东青州地区、河北大名与北京地区。     

金元时期所谓的“山前”、“山后”

<正> 金元时期有所谓“山前”、“山后”的说法。《元史》卷一四六《耶律楚材传》:“中贵可思不花奏采金银役夫及种田西域与栽蒲萄户,帝(指窝阔台汗)令于西京、宣德徙万余户充之。楚材曰:‘先帝(指成吉思汗)遗诏,山后民质朴,无异国人,缓急可用,不宜轻动。今将征河南,请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