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战国秦汉墓的“架棺”葬俗

在部分岭南战国秦汉墓葬中,随葬器物的空间分布和保存状态显示出"架棺"的迹象。结合广州汉墓中"架棺"和"架举棺室"的实例,以及部分岭南战国秦汉墓葬中墓底柱洞和凹槽的发现情况,推测"架棺"葬俗在战国秦汉时期岭南地区的越人墓葬中使用较为普遍。"架棺"的方式较为复杂,此葬俗的文化含义也值得深入研究。     

汉墓出土镶棺铜璧形饰研究

本文根据考古材料将汉墓出土的镶棺铜璧形饰分为两类。第一类铜璧形饰孔径较大,年代为西汉至东汉初,分布较广,其性质与镶棺头挡玉璧相似,意旨是引导墓主人灵魂升天;第二类铜璧形饰孔径较小,年代为东汉中晚期,主要分布于重庆巫山一带,是巫山工匠在第一类铜璧形饰基础上改造创新而形成的具有强烈地域特色的圆形铜牌饰,其性质有引魂升天之意,亦有表现仙境场景。随着东汉墓葬结构及用玉方式的转变,第一类铜璧形饰衰退与消亡,出现了更多装饰于棺头挡悬璧图、十字双弦穿璧图、龙穿璧图。     

马家窑涡文彩陶瓮用途蠡测——兼谈瓮棺葬俗的几个问题

甘肃永靖县三坪采集的马家窑类型涡纹彩陶瓮,自出土以来就备受瞩目,它是马家窑彩陶中的精品,但对于它的用途和产生的背景至今还无文论及。本文从黄河流域的考古发现以及器物造型特征出发,推测该器应出自瓮棺葬者的使用之器。     

越国贵族墓葬制葬俗初步研究

春秋战国时期崛起于太湖地区的越国,是南方百越民族中最为强大的一支--于越族所建立的国家。由于诸多方面的因素,越国历史文化有着许多独特内容,如越国上层贵族墓葬的葬制葬俗等。近年的考古调查发掘新资料及相关的研究探索揭示,墓上堆筑长方形覆斗状封土、使用带墓道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岩坑)木椁墓制、墓外较普遍地设置陪葬器物坑以及完全用仿青铜原始瓷或硬陶的礼器与乐器代替青铜礼乐器随葬等,都是越国贵族墓葬葬制葬俗中颇具特色的几个重要方面。     

峡江地区战国秦汉时期瓮棺葬初步研究

峡江地区瓮棺葬主要流行于战国秦汉时期,本文通过对该区瓮棺葬结构与形制、随葬品以及相关问题的综合分析,认为峡江地区瓮棺葬具有明显的区域和时代特征,是战国秦汉时期除黄河下游及辽东地区之外的重要瓮棺葬流行地区。峡江地区瓮棺葬的大量发现为研究这种葬俗文化提供了新的材料和思路。     

洛阳地区汉墓出土陶明器上谷物文字的初步研究

本文对洛阳地区汉墓出土陶明器上书写的谷物文字进行了分类梳理,将其发展过程分为滥觞、鼎盛、衰亡三个阶段,并对各阶段特点加以总结。根据西汉晚期至东汉各种谷物文字数量的统计,可知当时已经形成了以粟、黍为首要作物的种植农业体系;与此同时随葬谷物及陶仓的广泛出现,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代人们的生活状况和思想观念。     

武威汉墓之旐——墓葬幡物的名称、特征与沿革

本文对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群所出的幡物进行了研究。这些幡物题有文字,长幅,覆盖于棺柩,学者们多认为此即文献记载中的铭旌。本文认为,从这些墓葬幡物的源流、时代和形制看,其更准确的名称应当是旐。本文并以传世文献和考古资料为依据,对墓葬幡物的颜色、长度、安放位置和文字等进行考察,以期揭示其特征及演化发展的进程。     

北京地区战国秦汉瓮棺葬的考古学研究

北京地区瓮棺葬出现于大坨头文化时期,并在战国秦汉时期广泛流行。按墓葬的年代,大致可分为五期,大坨头文化时期、战国时期、战国晚期到西汉早期、西汉时期、新莽到东汉早期。瓮棺葬的空间分布情况与北京地区战国秦汉城址的考古发现较为一致。从被葬者的构成和葬具来看,儿童瓮棺葬和成人瓮棺葬有明显的区别,尤其特别的是路县故城考古发现成人瓮棺葬,还发现瓮棺葬埋入道路等特殊葬俗,为探讨战国秦汉时期北京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交流,文化传播等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成都商业街船棺葬出土棺木保存状况的初步分析

成都商业街船棺葬是迄今为止发现规模最大的船棺、独木棺合葬墓,为了有效地保护墓葬中出土的船棺、独木棺等大型木质文物,需要对棺木的保存状况进行科学分析。本研究利用元素分析仪、傅立叶变换红外光谱仪和X射线粉末衍射仪,从化学成分与结构角度对出土棺木进行了分析检测。结果表明,出土棺木中碳、氮的百分含量有所上升,而氧、氢的百分含量则有所降低;棺木中半纤维素几乎完全流失、纤维素含量降低、木质素的含量相对上升,纤维素大分子链发生降解,纤维素晶态结构遭到了破坏。因此,需要对船棺、独木棺等进行必要的加固处理,才能避免棺木在脱水过程中发生皱缩、开裂等形变。此结果为后续保护技术选择与工艺实施提供理论指导和科学依据。     

关于中小型汉墓研究的思考

随着中小型汉墓资料的日益丰富,其研究思路和体系需要拓展和创新。研究广度方面,汉墓的分区研究需要完善,要用更广阔的视野进行对比研究;研究高度方面,需要对中小型汉墓进一步解读,上升至对社会制度和历史发展规律的探讨;研究深度方面,对中小型汉墓的研究需更加细致化,科技分析方法要更多地应用其中。     

商周家族墓地所见复合族徽铜器墓葬的葬制与葬俗

商周家族墓地所见复合族徽铜器墓葬分为三类,墓葬形制均为长方形或近似长方形的竖穴土坑,均以木棺或棺椁为葬具,随葬有1套或2套青铜礼器,墓葬分布主要见于殷墟地区,墓葬位置大多位于所在墓区或墓组边缘,墓葬排列常见为男女"异穴并葬"。这些情况说明,复合族徽很可能是族氏分化或族氏联姻关系的反映,而不是通常所理解的族组织。     

青州香山汉墓出土彩绘陶马的修复与保护

山东省青州香山汉墓出土的陶质文物病害、腐蚀、残损严重,亟需科学修复保护。针对彩绘陶马的保存现状,笔者认为,修复工作应运用X-射线衍射分析技术,对彩绘颜料进行了科学分析;选用A（去离子水）、2A（去离子水＋乙醇）材料对表面污染物进行了清理,修复确定PEG200作为漆层与彩绘层的加固材料;选用5%B72乙酸乙酯溶液作为隔离层,同时以3%B72乙酸乙酯作为封护材料;采用AAA胶为粘接剂;最后,使用灰陶粉对器物缺损部位实施了填充、补全。运用以上方法,彩绘陶马得到了科学修复与保护,并恢复了其历史原貌,修复效果良好。     

山东香山汉墓出土陶质彩绘文物材质及制作工艺的初步研究

山东青州香山汉墓陪葬坑出土了数量巨大,种类齐全陶质彩绘文物,尤其是陶马和陶俑上的彩绘保存完好,色彩鲜艳,绘画工艺精湛,非常罕见。为了研究汉代彩绘及其制陶工艺等信息,本研究使用拉曼光谱(RS)、带能谱的扫描电镜(SEM-EDX)、偏光显微镜(PLM)、体式显微镜(OM)、X射线荧光光谱(XRF)、X射线衍射(XRD)、热膨胀仪等分析方法,对出土的陶质彩绘文物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这批陶质彩绘文物制作工艺是就地取土,与水混合塑型,在900~1000℃烧制陶胎。其彩绘所使用的颜料均为矿物颜料,其中白色为方解石(CaCO3)、红色为赭石(Fe2O3)和朱砂(HgS)、黑色为炭黑(C)、紫色为人造汉紫(BaCuSi2O6),采用胶料调和颜料调涂刷绘制而成。这批文物的制作工艺属于典型的秦汉时期彩绘陶器的制作方法。研究成果可为相关文物的保护提供科学数据。     

中国南方地区汉墓的发现与研究简史

本文主要介绍了中罔南方地区汉墓的发现与研究情况,将其历史分为三个阶段,概括了各个阶段的特点以及所取得的成就。同时,作者对汉墓研究所存在的不足和新的发展空间做出了自己的诠释。     

新郑汉墓大泉五十的多元统计分析研究

本文基于多元统计分析法对新郑汉墓出土的大泉五十进行分类研究,发现大泉五十不同类别的差异反映了其不同的发展阶段;大泉五十法定重量在流通期间持续减重,这是政府主动行为,并非全是盗铸所致。除此之外,这一研究也为新莽时期墓葬相对年代判断和其他时期的钱币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从秦墓葬俗看秦文化的形成

文化因素分析法原本是考古类型学的一部分内容,后来随着类型学方法的成熟,以及对晋文化和楚文化研究的深入,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方法论被提出[1],并对后来的考古学研究和实践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汉代冀中南地域文化的考古学研究——以汉墓为中心

本文通过对冀中南汉墓的墓葬形制和随葬品的分析,解析出冀中南汉墓所包含的不同性质的文化因素。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汉代墓葬共性因素和本地文化因素消长变迁的分析,提出西汉时期冀中南地域文化特色鲜明,在继承当地传统的同时融入新的时代因素,至东汉时期,地域文化特征淡化,融入汉文化之中。此外,就各类墓葬文化因素构成中外来文化因素所表现出的特点,提出冀中南汉墓在两汉时期与三河地区联系密切。     

谢家桥一号汉墓《告地书》牍的初步考察

荆州沙市谢家桥一号汉墓出土的3枚竹牍属告地书,是当时为死人办理迁徙地下事宜而模仿现实生活有关移徙文书写成的死人移徙文书.本文就谢家桥一号汉墓<告地书>牍的文字释读、文义理解等问题进行了初步考察     

武威磨嘴子汉墓新近出土木质文物的抢救保护与修复

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新近出土木质文物,由于墓葬环境及出土后保存环境因素的影响,造成木质文物糟朽、霉变、彩绘脱落,甚至崩裂,因而对其进行抢救性保护与修复。为此对表面进行了清理,采用2%PB-72乙酸丁酯溶液滴管渗透的方法进行填充加固,对彩绘层用同样方法加固,对散件器物用汉代木材削制木销钉进行组装,对残损、断裂器物进行修复复原。保护修复后的木质文物适于展陈。本工作所用的保护方法对同类木质文物的保护有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