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年《评近代经学》的学术价值

<正>在现代中国学界,马克思主义者与所谓的西化派及文化保守主义者都对孔子、儒学以及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不同程度、不同视域的关注。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刘大年先生亦不例外,他的晚年著作《评近代经学》,对近代经学进行了宏阔、深邃、缜密、独到及精辟的思考和论述,是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念研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个典范。但迄今为止,其近代经学研究在学界仍未得到足够的重视,这对于儒学及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对于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关系的探讨以及当前对于中     

论经学传统与近代社会历史观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序列中,经学传统是延续时间最长的一个分支。因此我们从儒家经学尤其是今文经学的影响的角度来探讨近代社会历史观的形成,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一道光、咸丰（公元１８２１—１８６１）年间,由于日益加剧的封建危机和民族危机的双重冲撞,儒学发生...     

刍议儒学经学化与中国古代政治

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要部分,对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对儒学和政治的结合,即儒学经学化过程进行阐述,以揭示儒学经学化和我国古代政治的某些联系,并进一步分析二者在中国文化发展进程中的影响。     

日本武士道论视野中的中国儒学

武士道论是近代日本在塑造民族认同过程中逐步发展和确立起来的一套非常重要的话语体系。本文选取"近世—转型期—近代"这三个历史时期三个代表性的武士道论者,分别是山鹿素行(1622—1685)、吉田松阴(1830—1859)和井上哲次郎(1855—1944)进行分析,以考察致力于建构本民族自我认同的日本武士道论者,在展开关于武士道的历史叙事时,究竟是如何处理儒学这一来自中国的"他者"。山鹿素行立足于儒学基本原理,但是他通过将儒学原理与中国刻意剥离,实现了将中国"他者"化的同时,将儒学"自我"化;吉田松阴则致力于摸索借助普遍主义的儒学,建构特殊主义的日本民族主义的可能性,并成为近代日本蔑华思想的重要源流之一;井上哲次郎作为近代日本武士道论定型时期的代表者,完全丧失了儒家普遍主义精神。以儒学为中心的中国文化,这一日本人无法回避的"巨大的他者",先是被利用,而后又被抛弃。"他者"与"自我"的双重建构,最终演变为双重的"虚构"。     

魏晋南北朝经学的演变与更新

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认为：魏晋为经学中衰时代,南北朝是经学分立时代,并不能代表这个时期经学的全貌。东汉末年郑学的出现,标志着经学兼容古今而演变的方向。三国时期经学在南方传播,出现了南北互动的新气象。魏晋经学在北方继续传承,并在演变中得到发展。十六国北朝各少数民族统治者“变夷从夏”,缩小了胡汉民族文化的差异,中原儒学虽历经丧乱而得以存续,更值得注意的是妇女也参加了经学教学与学术传承。北朝经学继承两汉以来的传统,比较重视考证,而不善于创新。东晋南朝儒学受玄学的影响,清谈之风推动了儒释道的交流,教育格局多样化促进了儒学的玄化。所谓“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出现了南北学风的不同趋势。陆德明撰《经典释文》,由陈入隋入唐,将南学传入北方。颜师古、孔颖达定《五经正义》,亦多从南学。南学终于成为唐朝经学的主流,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中国儒学与欧洲启蒙思想

中国古代文化对于世界文明的贡献,不是只有“四大发明”,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政治文化,对于人类近代文明也有过积极的贡献。明清之际,中国的主体文化一儒学一程朱理学,在欧洲曾经形成过100年的中国文化热,儒家思想与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所形成的欧洲新思想相结合,成为欧洲近代历史发展的主导精神一启蒙思想的一个重要渊源。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伏尔泰是中国儒学在欧洲最有力的鼓吹者．他和他的“百科全书派”把中国儒学作为反对神权统治下欧洲君主政治的思想武器;程朱理学一新儒学,成为德国哲学家菜布尼茨创立欧洲实践哲学的依据,并用以反对罗马教廷的启示神学;被称为“欧洲孔子”的魁奈,以儒学为依据,开创了近代欧洲政治经济学的新纪元,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传教士 儒学 儒学教育

传教士　儒学　儒学教育胡卫清作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中介的西方传教士,其活动近年逐渐受到史学界的重视,但研究多偏重于西学传播。实际上文化交流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经传教士之手东渐的西学固然影响了中国人,而中国的儒学也同样深刻地触动了传教士。传教士对...     

中国近代史研究

中国近代史作为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和学术转型的产物。在几代学者探索、争鸣的基础上,确立了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大约110年的中国历史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研究对象。这种认识,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得出的,     

近十年来中国大陆两汉儒学研究的基本走向和最新进展综述

近十年来中国大陆的两汉儒学研究大体呈现出三个基本走向,一是以经学为核心,涉及汉代的思想学术、社会政治、法律生活等方面的研究,论著和论文相对比较多。二是以儒学为核心,所涉及的范围比前一个方面略广,还包括汉代的宗教、经济、教育等方面的研究,专著和论文也有不少。三是对汉代历史多角度的研究中涉及儒学问题的方面,如官制、礼制、社会组织、地方豪族、门阀世族、丧葬、礼俗、画像石等,有一些著述和论文有所论及,但是总体上显得不足。目前两汉儒学研究存在的问题主要反映在如何就以上三个方面做综合性的研究,这将促进学术界的历史学与…     

龚自珍论“六经”与“六艺”——传统学术知识分化的第一步

"中国近代知识转型"是近年来学界新兴的重要议题。欲探讨中国近代知识转型,除了分析近代西方科学式知识如何在中国建构之外,中国本身的转变绝对是不可忽略的议题。清代学术位居近代转折之关键,其学术特色与认知,代表前近代学者对传统学术及其发展之重要反思。本文就以晚清重要学者龚自珍为焦点,说明他如何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史观点,上溯《汉书.艺文志》,分判"六经"与"六艺",一则为经学的千年传统厘出一个统序,建立起经学学术史观;进而梳理出六艺的知识系统,并直接与乾嘉以降所新兴的专门之学分相属系,勾勒出六艺之学的专业分化。这个观察,不仅说明传统经学在前近代中国所呈现的分化情形,也展现出清儒对传统学术所作的初步知识层构。     

河间献王与景武之世的儒学

秦火之后,典籍残灭,河间献王刘德,聘求幽隐、搜求余烬,广纳贤士,在河间形成了一个声名远播的儒学中心。由于其身处中国由封建制向郡县制转型时代,作为封建的信仰者和鼓吹者,他的学术活动与中央朝廷在一系列问题上都发生了尖锐的冲突,这构成了他悲剧性命运的必然性。儒学也在冲突中遂渐形成了河间与中央两大儒学系统,即后世所谓的"今古文经学"。     

略论晚清汉学的兴衰与变化

晚清时期,兴盛于乾嘉年间的清代儒学主流学派－汉学－尽管走上衰落的道路,但这种衰落并非直线性地下降,而是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曲折变化的过程。自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汉学依然是中国学坛人多势众、著述丰富、分布广泛的强势学派,居于学界“老大”的地位。晚清汉学家们秉承乾嘉宿儒治学传统,在经学、小学、音韵学等领域开展深入研究,取得显著成就,甚至在某些方面直驾乾嘉而上。晚清汉学因处于与乾嘉汉学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形成“实”、“通”、“变”的历史特征,并随着中国传统社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实现着自身的新旧更替。晚清汉学既沿袭了传统儒学的许多消极因素,也包含着其中的积极成分,对中国近代社会文化产生了复杂而多重的影响。     

20世纪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问题的探索

中国近代史作为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是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和学术转型的产物。在几代学探索、争鸣的基础上。确立了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大约110年的中国历史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研究对象。这种认识,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得出的。是以对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与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的考察为出发点的,是符合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科学的学科体系。运用现代化理论研究近代中国的历史。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简单地以“现代化范式”替代“革命史范式”,未必是正确的思考方向。近代中国的时代基调是革命,中国近代史上的政治、经济、军事、化思想、社会变迁,以及中外关系的处理,区域发展,少数民族问题,阶级斗争的状况,无不或多或少与革命的进程相联系。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只能在“革命史范式”主导下,兼采“现代化范式”的视角,更多关注社会经济的发展与变迁及其对于革命进程的作用,使“革命史范式”臻于完善。这是我们今天需要努力的。     

略论梁启超宪政思想的知识结构

梁启超宪政思想的理论渊源既有儒学基础,亦有西学渊源,其中尤以西学为核心,且无论儒学还是西学,都受到其老师康有为的深刻影响.然而,梁启超将传统儒学及西方近代政治和法律思想只是作为理论渊源和参考,都左右不了其宪政思想的独立性.儒学作为理论基础,可使梁启超的宪政思想更贴合中国实际;而西学作为理论渊源,可使梁启超接受西方先进宪政理论的指导.梁启超宪政理论研究上的实事求是精神,独立自主而又博采众家之长的气魄,应当是学界特别是法学界坚持和学习的     

中唐思想家与儒学复兴

唐朝时期,儒、佛、道三教鼎立的格局形成。虽此时儒学式微,但实为儒学发展的承上启下。中唐儒学上承两汉经学,下启宋明理学,成为我国古代儒学由魏晋南北朝的衰落时期向复兴时期转化的重要历史时期,中唐儒学的复兴是宋明儒学复兴的基石。中唐时期的重要儒学思想家韩愈、李翱发展了儒学,柳宗元、刘禹锡推进了儒学,他们成为中唐儒学复兴的先驱,为中唐儒学复兴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中国儒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开展中国西南边疆史地研究的一些设想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自近代兴起,迄今已一个多世纪;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近年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发展十分迅速。这里我们谈谈对今后中国西南边疆史地研究如何开展的一些想法。     

章门弟子与中国近代史学转型

在章太炎的熏陶下,沈兼士、朱希祖、钱玄同等章门弟子以北大史学系与国学门为依托,从学科体制方面积极致力于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他们一方面秉持章太炎具有近代意义的“六经皆史说”,主张“捐除经学之名”,缘此大大动摇了经学的垄断地位,促进了史学的独立;另一方面,他们还充分弘扬了章太炎“以新理言旧学”和“熔冶哲理”的学术精神,号召借鉴西方近代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来研究史学,并强调史学研究必须注重条理系统,由是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史学的科学化进程。     

蔡方鹿《朱熹经学与中国经学》评价

儒学经典,自孔子之后,便影响了中国历史两千多年,最终至宋形成了十三经。其间,不断有学者注疏,也因此形成了汉唐经学、宋明经学以及清代经学三个侧重点不同的学术流派,他们分门别类地诠释经学,使经典诠释学各自印上了时代的烙印:汉代重名物训诂,宋代重义理阐发,朱熹所云“唯本文本意是求,则圣贤之指得矣”(《朱熹集》卷48《答吕子约》),形象地概括了宋代经典诠释学的特点。所以,要研究宋代经学,就不能不提到集宋代理学之大成的朱熹。而泛观中国经学史,对朱熹经学思想的研究只有少数分门别类的专著中某一章节的论述,或是散见的数篇论文而已,…     

浅谈魏晋时期儒学的新变化简

魏晋时期,帝国的重建文化又一次走向整合,形成了广汲博纳、气势磅礴的胡汉、中印文化大融合时期。玄学是对两汉经学表现形式上的否定,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魏晋时期,经学式微,玄学不断地兴起,展开＂自然与名教的争辩＂,其中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名士在玄学思想影响下开始放荡不羁的社会生活,玄风兴起的魏晋时代,传统的儒学开始玄学化,注经数量多,经学家群起,并与道教思想互补有了新发展。     

浅谈魏晋时期儒学的新变化

魏晋时期,帝国的重建文化又一次走向整合,形成了广汲博纳、气势磅礴的胡汉、中印文化大融合时期。玄学是对两汉经学表现形式上的否定,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魏晋时期,经学式微,玄学不断地兴起,展开"自然与名教的争辩",其中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名士在玄学思想影响下开始放荡不羁的社会生活,玄风兴起的魏晋时代,传统的儒学开始玄学化,注经数量多,经学家群起,并与道教思想互补有了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