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对华观念的变迁与“共同体”理论

"共同体"理论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日本对华认识观念中最核心的理论之一。在战前由"共同体"理论演化出来的"中国社会停滞论",成为支持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重要借口之一。战后日本的中国研究就是在否定"中国社会停滞论"的基础上重新出发的。从20世纪60年代起,日本的"共同体"理论发生重大变化,对其价值判断也由否定转变为肯定,并引申出"乡绅论"和地域研究方法。中国改革开放后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事实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社会停滞论"。但是,在日本近代以来所形成的错误观念依然残存,应该继续清理。     

战前日本的中国观与“共同体”理论

"共同体"理论是战前日本中国观的核心部分。自20世纪30年代这个理论传入日本之后便成为当时日本认识、研究中国问题最风行的理论。但是,受军国主义政策的影响,"共同体"理论在日本却演化成"中国社会停滞论"。这个观点不但从理论上支持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的厌恶、蔑视感情,更重要的是其作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理论依据之一,得到军国主义分子的拥护和宣扬。时至今日,在日本的中国认识深层次里依然还存在着这种根深蒂固的"停滞论"和"专制论"观念。     

日本“十五年战争”论的前世今生

正引言本文旨在通过在学术史中的使用方法和问题意识的变化,来考察曾经在日本近现代史中使用的历史名词——"十五年战争"。关于战争,使用何种词汇称呼,与如何理解过去的战争这样的日本的历史意识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在世界史中如何定位?怎样认识与其他国家历史认识的不同?本文在特别注意理解这一系列深刻问题的同时,尝试对日本"十五年战争"论的形成及其问题点进行整理?,并就教于方家。     

日本知识分子对西安事变的评论——以与“中国统一化论战”的关联为中心

西安事变发生后,日本知识分子在各种媒体上对事变发表了为数众多的评论。关于蒋介石的生死与中国的命运,不同立场的知识分子或者主张蒋介石身亡将导致中国分裂,或者认为中国将维持统一,或者对大陆政策和"中国统一化论"均提出批判。一些论客强调"赤化"的威胁,而左翼论客则重视"人民战线"的进展。蒋介石归来后,日本舆论界形成"中国统一"的大合唱,并要求对日本的中国政策有所反省,从而引起了围绕"中国统一化"的讨论。这些评论深化了日本知识分子对中国的认识,却未能克服日本外交战略的根本矛盾,从而未能对全面侵华战争的发动起到批判作用。     

走向平民的艺术品——中国文物在日本的受容

日本文化自古以来就受到中国文化深远的影响,日本人对中国的认识,和日本人对"中国文物"的认识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本文主要考察中国文物流入日本之后,如何从上层阶级的专有品,在明治维新以后走进普通人视野的。同时,"中国文物"在日本的受容情况,由于跟中日关系的发展息息相关,因此对探究日本对中国的认识以及中日关系的发展历史有着一定的意义。     

“有田—克莱琪协定”在中国的反响——以西南联大国际问题专家的观察与评析为中心

1939年4月,天津伪联合储备银行与海关监督程锡庚在天津英租界被中国爱国人士刺死。日本以"天津事件"为由,迫使英国在与日本举行的东京谈判中达成以中国利益换取缓冲英日关系的"有田—克莱琪协定"。这一妥协性协议在中国引起强烈反响,形成抗战以来国内首次对如何利用国际关系争取抗战胜利的讨论热潮。西南联合大学恰是透视这一讨论的载体,这一协议在师生中引起了相当反响。他们对英国妥协态度的批判、对英日在华矛盾的分析、如何争取抗战胜利等等,他们对英、日、中矛盾的冷静观察与预测,透视出可以由此从更广阔的视野考察中国民众对于国际变化与中国抗战关系的基本认识。     

谈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与“一次革命论”——兼与罗玉明、杨明楚、邓野同志商榷

如何评价陈独秀对中国革命发展阶段的认识,以及他在“五·四”运动后期至第一次大革命失败这一时期内的思想变化,是近几年陈独秀研究中分歧较大的问题之一。有人认为陈独秀系统地形成了“二次革命论”的理论体系;有的认为陈独秀并没有形成“二次革命论”的系统理论,与此相反,陈独秀所主张的倒是“一次革命论”。上述两种观点笔者都难苟同。下面仅就陈独秀如何对待中国革命发展阶段这一问题的认识作一分析,来探讨一下陈独秀这一时期思想认识上的变化过程。     

铁血忠魂长白山

正20世纪风云变幻,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世界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和东方主战场。中国人民经过浴血奋战,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取得了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的首次彻底胜利,"开辟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开启了古老中国凤凰涅、浴火重生的新征程"。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     

战后“日本文化论”的轨迹

战后40多年来,日本国内外对日本人及其心理、文化、社会的评价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变化大致可分为几个时期,而每个时期又都曾出现过具有时代特征的“日本文化论”。“日本文化论”一般亦称“日本论”、“日本人论”或“日本社会论”,是一个广义上的概念。“日本文化论”因人们看问题的立场、视角的不同而千差万别。     

论日本在二战中的南进、北进战略

论日本在二战中的南进、北进战略徐勇日本在侵华战争的困境中,放弃了动议一时的进攻苏联的北进企图,发动了太平洋战争而实施南进。日本为什么作出这样的抉择,其战略目标何在,如何正确认识中国战场与太平洋战场的关系,是学术界分歧甚大并且十分重要的问题。本文拟就此...     

幕末时期日本对中国的认识

自古以来,与我们隔海相望的日本都将中国这片土地视为自己的文化母国,无论政治、经济、文化都尽其可能地吸收。尽管幕末以来日本实行"锁国"政策,但是并没有阻止部分日本人对"洋学"的吸收学习,相反却使得日本的观念发生变化,在"西力东渐"风气下积极学习西学,而清王朝在鸦片战争后发生的变化更明确了日本人的这一目标。本文以幕末时期日本对中国的认识变化为中心,分析日本幕末出现这一变化的原因。     

论近代中国从“轻日”到“师日”的转变

在近代,中国社会对日本的认识经历了"轻日"和"师日"两个阶段.初期,以日本吸收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并通过中国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为主流,中国仍然视日本为"蛮夷之邦",国民存在浓厚的"轻日"趋向.甲午战争之后,由于中国战败,导致对日本的认识发生根本的变化,中国由"轻日"向"师日"转变.明确提出"以日为师"的思想的当首推黄遵宪;在戊戌维新运动时期,康有为将"以日为师"思想理论化、系统化,并加以广泛宣传,使之成为全国性的行动和时代潮流.这种观念上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近现代中日关系的发展方向和基本轮廓.     

日本武士道论视野中的中国儒学

武士道论是近代日本在塑造民族认同过程中逐步发展和确立起来的一套非常重要的话语体系。本文选取"近世—转型期—近代"这三个历史时期三个代表性的武士道论者,分别是山鹿素行(1622—1685)、吉田松阴(1830—1859)和井上哲次郎(1855—1944)进行分析,以考察致力于建构本民族自我认同的日本武士道论者,在展开关于武士道的历史叙事时,究竟是如何处理儒学这一来自中国的"他者"。山鹿素行立足于儒学基本原理,但是他通过将儒学原理与中国刻意剥离,实现了将中国"他者"化的同时,将儒学"自我"化;吉田松阴则致力于摸索借助普遍主义的儒学,建构特殊主义的日本民族主义的可能性,并成为近代日本蔑华思想的重要源流之一;井上哲次郎作为近代日本武士道论定型时期的代表者,完全丧失了儒家普遍主义精神。以儒学为中心的中国文化,这一日本人无法回避的"巨大的他者",先是被利用,而后又被抛弃。"他者"与"自我"的双重建构,最终演变为双重的"虚构"。     

关于中国前近代社会“非封建”的对话

《"封建"考论》引起的学术争论,展现出学界对"封建"名实问题及社会形态学说的不同理解。日本京都学派代表学者谷川道雄与《"封建"考论》作者冯天瑜就此展开对话,取得相近的认识,他们以为,将秦至清中国社会称为"封建社会"的"泛化封建"观是教条主义产物,不能谓之"马克思主义史学成果"。从中国历史的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斯大林规定的"五形态"说出发,是论析中国前近代社会性质的健康起点;尊重马克思的封建观,恢复其本来面目,是正确对待马克思历史学说的首要前提,不应将马克思尖锐批评的泛化封建观强加到马克思头上。对"封建"概念的阐释和运用,应取古今演绎、东西涵化的正途。在精准概念与真确史实的相互观照中,显现中国前近代社会的非封建性及其与西欧、日本前近代社会的封建性之间的差异。     

中日复交前日本政府"两个中国"政策的历史考察

从新中国成立到中日复交前,日本多数首相是"两个中国"论者,日本多届内阁奉行了"两个中国"政策,只是表现或露骨或隐晦而已.这一政策既是导致日本长期成为"台独"活动的大本营和中日郑交正常化迟迟不能实现的重要原因之一,也出人意料地为中日复交后的日本朝野右翼所沿袭,继续干扰两岸统一和阻挠中日关系的发展.本文就迄今尚未系统梳理的从吉田茂到佐藤荣作五位日本首相及其内阁的"两个中国"政策进行纵向考察,对认识和把握今天台湾问题中的日本因素及其政策源头和来龙去脉,不无裨益.     

在学识与良知之间:国策学者内藤湖南的“支那论”

民国初期,日本的"支那学"代表人物内藤湖南发表了大量涉华言论,其"支那论"的核心框架和主要内容是:从对民族感情、国家统一的经济成本、民主制的代价三者的相关性的分析入手,得出了中国"本土"统一但"五族"应该"分治"的结论;以中国人"没有国家观念"为由,断言中国"国防无用","国际管理"势在必行;以"国家树龄"、"异族刺激"、"文化中心移动"、"殖民开发"等一套组合观点为支撑,兜售日本的对华使命论。内藤对中国历史的把握及对中国社会现状的分析,虽然显示了丰厚的学识,但他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出发,不遗余力地鼓吹适者生存这一"没有理性的"合理性,站在日本民族国家本位立场上,为日本的对华殖民扩张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则无所保留地彰显出其帝国主义时代御用文人的冷酷和人类良知的缺失。从一个泰斗级"汉学家"堕为一个庸俗的"国策学者",是内藤等战前日本一些知识分子的悲哀。     

日本神道的发展及形成

正中国和日本传统文化均有三根支柱:儒佛道。不同的是,中国的道是道教,日本的道是神道。神道也称神道教,是日本的本土宗教,对日本文化有深刻影响。被称为"中国知日第一人"的戴季陶,在《日本论》一书中写道:"表面上,日本最盛的宗教是佛教,而骨子里日本人普遍信仰的是神道。"但是,神道也是在与外来思想文化和宗教的影响下形成和发展的。     

小议思想史研究中的古今贯通性认识

<正>古今贯通性认识是思想史研究中一个普遍性的认识方法。这些年,有关国学、儒学复兴论大规模铺张,古今直接贯通、甚至古今一体论甚为时兴。下边先罗列一些大论,以彰其要:1.或曰:"中华民族的复兴要靠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来支撑。孔子的儒学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处于主流地位,影响着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需要我们世世代代传承。""它(儒家)曾是中华民族发育、     

日本是“无条件投降”吗?

中国学界和媒体一直称日本接受《美英中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简称《波茨坦公告》)是"无条件投降",甚至有称"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如此认识和表述,或更能彰显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完全彻底的胜利,但并不完全符合史实。日本投降条件是"不变更天皇统治大权"     

简析“攻日论”之说的出现——20世纪中叶日本“中国人的日本观”研究一侧面

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以后,中国人民的反日浪潮以此为触发点日益高涨。中国人的日本观,也开始成为部分日本学者、研究者关心和注意的对象。然而,当时日本学界不少"中国通"只是以自己熟知的中国古代文献来解释两国间的现实问题。七.七事变以后,随着日军的全面侵华,更多的日本学者、研究者开始投身于"宣扬国威"的热潮之中。顺应这一学术研究为政治服务的潮流,实藤惠秀受青年研究者佐藤三郎相关研究的启发,提出了"攻日论"这一说法,现存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的《惠秀文存》,既是解明"攻日论"之说如何提出这一问题的关键性资料,而且也是反映实藤惠秀坦诚对待"非友好"历史的重要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