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视野下的大陆东南亚早期历史——读查尔斯·海厄姆《东南亚大陆早期文化:从最初的人类到吴哥王朝》

查尔斯·海厄姆的名著《东南亚大陆早期文化:从最初的人类到吴哥王朝》,综合利用各种资料,首次系统构建起了大陆东南亚的早期历史,是当代关于大陆东南亚考古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该书认为,大陆东南亚文化面貌复杂,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对东南亚历史文化影响巨大,海上丝绸之路在东南亚社会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东南亚民族的稻谷起源神话与稻谷崇拜习俗

东南亚地区是世界上重要的稻米产区,东南亚民族保存了非常悠久、丰富的稻谷起源神话和稻作文化习俗。虽然东南亚的许多民族先后接受了印度教、佛教、基督教或伊斯兰教,但是由于他们一直生活在稻作农业的传统经济里,稻作文化仍然是他们精神生活中的重要内容。     

中国与东南亚的“T”字形环

一、序言从1990年至翌年的三个月间,我作为日越联合考察团（日方领队为东京上智大学教授量博满）的一名成员,有机会访问了越南。其间．承蒙越南考古学院的关照,有幸在调查结束之后又得允许．从事个人感兴趣的调查活动。通过参观遗迹、实地观看各种资料．收获颇丰,其中对越南玉器的资料的了解尤多①.越南红河三角洲的面积虽比日本关东平原大不了多少．但在此已发现许多玉器作坊遗址．其中多数的年代都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器时代初期之间。在玉器资料中,环状玉器又占了大半,形制异常丰富。尽管可见到具有种种特征的环状玉器,但特别…     

环北部湾地区铜鼓文化的起源与分布

文章阐述环北部湾地区铜鼓的起源与分布状况,挖掘和研究环北部湾地区的铜鼓文化。     

东南亚的黑色人种及其在中国和东南亚民族史上的地位

今天东南亚的绝大多数居民属于蒙古人种,但是还有一小部分人属于另外一个种族,那就是黑色人种.今天这个种族的人数虽然不多,而且主要分布在东南亚海岛地区,但是大量的资料表明,他们很可能曾经是中南半岛的主人,甚至很可能还广泛分布于中国大陆,特别是中国南方地区.     

东南亚地区农业起源研究综论

自20世纪50年代始,东南亚地区的农业起源探索历程至今已半个多世纪。大量考古发现表明,东南亚早期农业的性质是依赖于根系作物的驯化和块茎作物的栽培,该地区早期农业的特点与树木栽培的实践紧密相连,但农业起源的时间尺度仍未很好地建立。基于东南亚地区植物遗存和农业性质的特殊性,多种研究方法得以运用,也相继提出了许多不同的理念。东南亚地区农业起源的研究对中国华南地区早期农业的探索具有很好的启示作用。     

东亚稻作起源研究的新进展

农业起源是国际学术界的重大课题之一,而中国的稻作起源研究由于其丰富的材料在这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东亚稻作起源研究的新进展》一文是加拿大著名植物考古学家加里·克劳福德和沈辰博士综合中国、日本和韩国近年来稻作考古方面的发现和研究成果所作的述评,在高度评价东亚稻作起源研究成就并赞同某些观点的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首先,作者赞同中国水稻的本土起源说,认为可能起源于长江中下游地区,是一种热带型粳稻。中国考古发现中未见籼稻,籼稻系起源于南亚地区。但是,对于当前所发现一些最早的水稻遗存(如玉蟾岩、彭头山、贾湖,甚至河姆渡)是否为驯化种,作者却持基本否定态度,认为仍然属于野生种,甚至没有足够的考古证据证明是人为采集利用的结果,直到较晚期的龙虬庄,水稻遗存才有了明显的人工干预迹象。农业起源是一个数千年的漫长过程,而非一种突发的事件,这也是国际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另外,作者还对中国学者对野生稻的生物分类方法提出了意见,认为目前的分类方法不够细致,还应该作进一步的划分。作者比较重视稻作起源中的技术手段,对日本学者的DNA方法表示赞赏,认为它解决了如粳、籼不同起源等方面的一些重大问题。最后,作者还提到要重视起源问题的文化和生态背景,强调了多学科系统协作的重大意义。     

论十九世纪东南亚华人秘密会党

十七世纪秘密会党传入东南亚各国 ,十九世纪发展达到了顶峰。随着华人秘密会党势力的增强 ,各殖民政府对华人秘密会党的政策也随之发生了演变 ,这种演变是视其殖民统治需要的变化而变化的。华人秘密会党组织作为华人社会中的一种社会现象 ,在华人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是广泛、深刻的 ,其地位是特殊的。     

论中国瓷器起源与文明

中国的瓷器源远流长,是人类历史上不朽的丰碑,陶与瓷的各种关系也是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有的用现代的科学解释、研究陶瓷;有的人用考古学的观点解释陶瓷。作者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对陶瓷粗浅的研究得出釉陶是中国最早的瓷器,出现在夏朝,南方地区烧制。     

论中华龙的起源

中国是龙的国度。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和象征。古往今来,神州大地上到处都能见到龙的身影。它能大能小,随时变幻,或奔雷挟电,腾飞于九天之上;或偃伏俯仰,潜隐于江海之中。虽是虚幻之物,但从平民百姓到帝王将相都对它顶礼膜拜。由此产生的龙文化蔚然大观,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我国历史的进程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能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对一个伟大民族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这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是极其罕见的。     

论杜鲁门时期的美国东南亚政策

在杜鲁门总统任内,随着冷战向亚洲扩展,美国逐步重视东南亚在美苏对抗中的地位和作用,其东南亚政策从无到有,插手东南亚事务,加强东南亚地区的反共力量以应对新中国的建立。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政府全面遏制中国,确立以制华为核心的东南亚政策,为冷战期间的美国东南亚战略奠定了基调。     

论东南亚华侨援助新四军的历史成因及其贡献

本文考察了东南亚华侨与新四军的历史渊源 ,指出东南亚华侨与国内革命血肉相连的社会基础、寄希望于中共抗日救国的直接动因、香港“八办”合法地位的充分运用所创造的重要条件 ,是构成和实现东南亚华侨援助新四军的主要历史成因。东南亚华侨对新四军的重大贡献 ,具体体现在财力物力援助、输送人力参加新四军助战、发扬光大新四军革命传统和以社会舆论声援新四军抗日等方面     

论延安时期东南亚华侨的历史作用

延安时期可分为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两个阶段。抗日战争时期中共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团结海内外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东南亚华侨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他们的努力壮大了祖国的抗日力量,为祖国抗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这一时期东南亚华侨的历史作用,更能让我们深刻体会到海外华侨的爱国之情。     

论广告的起源问题

传统观点认为,广告是伴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而出现的,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这种观点所揭示的只是“商品广告”的起源问题。从广告的发展、演变历史及人们对广告的理解来看,无论是原始意义,还是现代意义上的广告,均并非单指“商品广告”。它还应包括政治、军事、文化广告,统称为“社会广告”。其产生的时间早于“商品广告”。本文的主要观点是：广告是人类有目的信息交流和传播活动的产物。     

东南亚华人在中国大陆投资的文化逻辑——以郑氏家族企业集团为个案

作为个案研究,本文试图通过描述郑氏家族企业在东南亚成长和扩展的经历,以及在中国大陆的投资和运作的轨迹,探索他们如何做出在中国投资的决定,以及他们跨国战略背后的文化逻辑,并探讨他们的网络,尤其是社会和政治的关系网络,是如何形成和运作的以及他们的经营和管理及其成果是如何由这些网络关系决定的.     

论麻雀牌的几种起源演变之说

麻雀牌是一种大家喜爱的娱乐游戏。本文介绍了麻雀牌发明的几种学说及唐宋以来历史演变、发展形成过程。     

论马桥文化的起源

众所周知,马桥文化是太湖地区一支夏商时期文化,然而对其起源问题,学界一直争论较大。近些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浙西南和闽北的肩头弄文化大量北上涌入太湖地区是马桥文化形成的主要来源,其数量甚至超过了马桥文化中的良渚文化因素。当然马桥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也多少接受了中原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冈文化的一定影响。总之,马桥文化是从浙西南和闽北地区移民来的文化观点似已趋于为大家所公认。然而,年来《南方文物》先后收到两篇有关马桥文化探源的论作,它们各自对上述较公认的观点都提出了不同程度的挑战,甚至是截然不同的观点,现一并予以刊载,期盼能引起学界的关注和讨论。《论马桥文化的起源》一文所持观点,不仅与前述学界一般所公认的观点截然不同,与《试谈马桥文化的泥质红褐印纹陶》中的观点也判然有别。此文在分别对马桥文化和肩头弄文化的第一、第二、第三单元的文化特征、年代逐一进行介绍和分析后,特别详细介绍了近十余年来闽北地区的一些重要考古新发现材料,如光泽马岭遗址、武夷山市的葫芦山遗址、邵武斗米山遗址和浦城猫耳山遗址等,指出这些考古学遗存除有的下层有更早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外,其出土器物与浙西南肩头弄第一至第三单元的基本一致,表明它们属于时代相近的同一类文化遗存。这类遗存有着自身的文化发展系列,福建有的考古学者将其称为"马头类型",焦天龙则认为,考虑到武夷山市的葫芦山遗址发掘时间最早、发掘规模最大、获取资料又较丰富,建议将其统一称为"葫芦山文化"。此文在对分布于浙西南和闽北地区的葫芦山文化与太湖和杭州湾地区马桥文化进行比较后,认为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空间上,过去将肩头弄的所谓"第一单元"陶器群作为马桥文化的祖先文化带有很强的假设性,缺乏系统考古材料的支持。根据碳-14测年数据,两者的年代范围基本是重合的,葫芦山文化的主体年代应在距今3500年至4000年之间,马桥文化的年代则为距今3200年至3900年,所以不存在两者有前后传承关系。从陶器和石器群特征看差别更是巨大,最明显之处就是葫芦山文化根本不见鼎、甗等三足器和觯、觚等饮器,而鼎、甗、觯、觚等则是马桥文化主要器物。即便是两地均有的罐类器,除共有凹底特征外,其他在陶质、陶色和装饰纹样等方面,均差异很大。葫芦山文化的陶器群绝大多数都通体施加黑衣,但黑衣陶在马桥文化中只占少数。在石器特征上,两者的差异更大。葫芦山文化根本不见马桥文化的有段石锛和斜柄石刀。到目前为止,葫芦山文化仍未发现任何青铜器,很有可能仍处于新石器阶段,这也与马桥文化有很大不同。为此,作者认为马桥文化的主体不是发源于浙西南和闽北地区,而是另有来源。由于目前对处于良渚文化和马桥文化之间的广富林文化的认识还很不全面,马桥文化是否是广富林文化的延续目前还无法作出判断。所以,从现有材料分析,马桥文化很可能主要是外来北方文化因素与环太湖地区原有的文化的混合变化体,在文化形成过程中,也接受了来自南方的一些影响(如鸭形壶、凹底罐等)。对焦天龙先生所持马桥文化之源的上述观点,当然我们尚可深入探讨,但文中特别重视和引证福建闽北地区一系列考古新发现材料确是很有意义的事,我想,随着今后浙西南地区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这一地区的新石器晚期至青铜时代初期即早期文明的面貌必将日趋清晰。对马桥文化之源的探索,我不曾深入研究,但有一点笔者认为必须特别关注的是,即焦先生在文中提到的介于良渚文化和马桥文化之间的广富林文化。近年来,上海考古学者对松江广富林遗址的发掘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发现了众多的考古遗迹和大批文化遗物,随着今后资料的公布,相信对探索马桥文化之源会大有裨益的。     

论郑和与东南亚的伊斯兰教（下）

三、关于郑和在东南亚传播伊斯兰教问题的思考 1．郑和在海外传播伊斯兰教，这是不难理解的。 首先，明初，伊斯兰教在中国已有空前的发展，提供了向海外传播伊斯兰教的良好条件。     

东南亚的非传统安全问题

后冷战时期,东南亚地区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恐怖主义、海盗、毒品生产与贩运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困扰。尽管表现形式各异,但是东南亚地区各类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形成与贫困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各类非传统安全问题无论对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还是对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东南亚国家与区域外部大国的关系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为了有效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挑战,东南亚国家在调整自己的安全观念的同时,还从不同层面出发采取了很多切实有效的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