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林在华活动述评

在1921年6月到1923年10月两年多的时间里,马林作为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第一位代表为中国革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不仅参与和帮助了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而且根据列宁的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理论和自身在殖民地开展革命的成功经验,提出国共合作,促使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接受党内合作的形式,对推动和实现国共合作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1930年代中叶乡贤推选活动考论

1934年,在新生活运动发起后不久,蒋介石在南昌发布通令,要求各省分别推选历代乡贤,报送中央,作为本省楷模.这场乡贤推选活动以激发民族精神和增进国家认同为宗旨,是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在意识形态领域塑造统一价值信仰的重要举措.活动发起后,在各地得到一定程度上的响应.各省围绕乡贤推选办法、乡贤具体名单、乡贤事略编纂等问题展开激烈讨论.乡贤推选活动是1930年代中叶由官方发动、民间参与的一场文化活动,最终因抗战的全面爆发而终止,虽曾在各地营造起崇敬乡贤、团结同乡的社会氛围,但并没有起到为国民党政权凝聚人心的作用.     

抗战时期日本在港澳湾地区的走私活动

抗战时期,日本一直在策动对国民政府统治区(大后方)的走私活动,其中香港、澳门、广州湾是日本重要的走私基地。日本在这些地区设立了许多公司,进行进出口走私活动。日本在港澳湾地区的走私活动给中国造成了很大危害。     

赛克特在华活动述评

赛克特在华活动述评李乐曾汉斯·冯·赛克特（１８６６－１９３６）两次应蒋介石邀请到中国活动,并在１９３４年４月至１９３５年５月担任南京国民党政府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蒋介石德国总顾问。本文试图评述赛克特来华背景、在华活动和在中德关系、德国对华政策中的作用...     

评近代日本对华军火走私活动

日本是中国近代最凶恶的敌人之一,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它在中国境内走私货品,贩卖烟毒,倒卖军火,制造动乱,极尽捣乱破坏之能事,以期分裂中国,供其永远欺凌。本文按照历史阶段,分析了日本在中国辛亥革命时期、北洋政府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向中国走私军火供应地方势力的情况。     

狩野直喜与20世纪20年代末日本在华劫购汉籍活动

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公开的战前外务省档案及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馆藏文书中,有部分内容涉及20世纪20年代末日本外务省出资并主持,京都学派代表学者狩野直喜参与的对陈毅边疆史地类旧藏、以丛刊为主的天津陶湘藏书等实用汉籍的劫购活动。研究表明,上述活动不仅完全背离其标榜的共同探究东方文化渊源、谋求中日两国共同福祉的动人口号,更是一场在和平掩护下对中国文化遗产的严重伤害。     

在华日本反战组织的建立与活动

正在华日人反战是在中国国土上发生的日本人民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一场特殊的伟大斗争。当时在华的一部分日本革命志士、觉悟了的日本士兵、居留民和日本俘虏,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争取和日本共产党人的积极配合下,毅然加入中国     

中日战争时期日本真宗大谷派在华活动初探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利用宗教教团的在华活动（日本学术界称这种活动为“开教”,更有些学者称之为“追教”,本文则借用“开教”这个词）来配合帝国政府的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这些宗教教团包括神道系统的天理教、金光教;佛教系统的古义真言宗、净土...     

从满铁看日本在华经济活动的本质

满铁”是日本“大陆政策”的产物,在日本 侵华战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名为经济实体,实质是日本政府在中国东北的国家机关,在进 行经济侵略的同时,还为侵华日军提供军事生产,运送军队和军用物资,是日本侵略战争的 生命线。     

上世纪50年代霍英东挑战对华禁运令的“走私”活动

正一、朝鲜战争爆发,联合国对中国实行禁运1949年,国共双方经过三年多的鏖战,国民党的天下终于垮了。这年10月,解放军打到了深圳,正式接管九龙关。香港已近在咫尺了。但共产党并没有打过深圳河。这时的香港,一片风雨飘摇。丢掉了大陆的国民党达官贵人和难民们,潮水般涌来。港英政府表面镇静,内里万分紧张。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异常活跃,在九龙、元朗、大埔、上水、吉澳岛、沙头角等地,建立了多条往内地输送人员和物质的     

抗战时期日本对国统区毒品走私活动述评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在中国沦陷区公然贩卖烟毒的行径 ,已为中外 (包括日本 )秉持正义的人士所揭露。① 那么 ,日本对它侵略势力鞭长莫及的国统区采取了什么政策 ?分割敌我的“阴阳界”是否阻挡住了日本汹涌的毒潮呢 ?对于这些问题 ,目前尚无专文述及 ,笔者拟对此做一些探讨 ,以求事实大白于天下。一、日本毒品走私政策的制定为困死中国抗日力量 ,日本采取了封锁中国沿海航行和向内地走私日货的两手政策。一方面 ,日本于 1 93 7年 9月 5日宣布封锁中国全部海岸。另一方面 ,它在侵占中国东部广大沿海地区后 ,建立了五大走私据点 :天津、徐州、上…     

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日本的华南政策

从 1 93 1年上半年的“宁粤分裂” ,中经“福建事变” ,到 1 93 6年上半年的“两广事变” ,华南地区掀起了以广东—西南派主导的反蒋抗日运动 ,两广地区也维持了 6年之久的半独立状态。还在“九·一八”事变前 ,日本就与广东派发生了联系 ,企图以此促进“满洲问题”的解决。事变后 ,日本企图利用以胡汉民为首的西南派的反蒋运动 ,按照伪满洲国成例 ,建立华南地区的亲日政权 ,分治中国。上述政治目标因“福建事变”的失败而落空后 ,日本转而在华南地区采取以扩张经济为主的政策 ,并改以台湾为其华南政策的基地 ,在华北事变期间加紧实施。随着日本南进政策的确立 ,海军也加入其中 ,并在“两广事变”期间企图借北海事件侵占海南岛。日本此一时期实施的华南政策 ,既是其对华政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又构成了其南进政策的重要的先头部分。中国内部的分裂政局 ,无疑为日本制定与实施上述政策提供了可乘之机 ;只有团结才能抗日。     

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传播与理论扬弃北大核心CSSCI

20世纪30年代是近代中国大量译介国外各种唯物史观理论书籍的时期,一本多译的情况比较普遍。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一书便是其中中译本较多的著作。民国时期《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多种译本的广泛流行,对传播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时人注意到布哈林的理论中存在机械性等问题,故在将其作为知识资源时,逐渐扬弃之。深入考察《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一书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译介、传播和理论扬弃,可以一窥民国时期国外同类理论著述影响中国思想界、学术界的复杂面相。研究唯物史观在近代中国的构建,不仅应梳理理论内在的演变逻辑,也须梳理其文本传播的演进脉络。在此基础上,对唯物史观理论中国化的具体历程,则会有更深入的认识。     

30年代蒋介石对日思维——以《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一文为中心的考察

<敌乎? 友乎?>一文,学术界评价不一.本文在对该文写作的策略意图进行考察的基础上,以其为中心对蒋介石 30 年代对日思维的基本内容进行了探讨.本文认为:在写作意图上,该文主要是为了推动将华北当局与关东军的交涉转变为国民政府与日本政府外交部门的交涉,借以消减日军武力威胁的压力.而其中所表达的对日思维,则是以中国存亡为核心,以中日友好为理想原则,结合国际关系、军事战略、中国国家地位,阐述了日本现实扩张政策的局限性和危险性;同时,也结合转型时期中国国家的特点,阐述了中国不会亡于日本的必然性,以及中国抗日政治的基本思路.这些集中体现了蒋介石的对日思维,是其抗日思想的理论基础.     

美国对华鸦片从走私到公开贸易的演变

美国对华鸦片输出经历了鸦片战争前、五口通商时期及《天津条约》后鸦片贸易合法化三个阶段.从美国进行土耳其鸦片的行销开始,美国就开启了对华非正常贸易的道路.相比英国,美国鸦片走私时间晚、质量次,但鸦片走私的速度与影响力一点不弱于英国.中美《望厦条约》中,美国以支持鸦片走私的态度换得了中国政府的信任,此后,美国国旗成了掩盖鸦片走私的最好保护伞.18世纪中后期,随着美国西部开发及工业资本在国内的发展需要,美国商人逐渐将在华资本回调到国内参与经济建设,活跃的美国商界先驱与鸦片走私逐渐淡出中国市场.     

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和平主义运动

20世纪30年代,在人们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进行反省和日益恶化的国际形势的影响下,美国社会出现了一股与孤立主义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和平主义思潮。和平主义者主要由妇女、宗教界人士和在校大学生组成。他们反对战争和军备,主张以和平的手段和方式解决国际纠纷。在法西斯主义猖獗的时代背景下,和平主义者的理念及其实践显得与现实严重脱节,最后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20世纪30年代吴晗史学述论

20世纪30年代是吴晗学术历程中的辉煌时段。他一直受到唯物史观派与史料派的双重影响,出入于两派之间。吴晗在学术起点上具有二元性,同时蕴涵着社会史学与考据史学两种基因。正是这种学术上的综合与兼容,使吴盼的研究成果获得了恒久的生命力。     

Radar and Air Defence in the 1930s

The article sets out to demonstrate that radar played a central,but hitherto unrecognized, role in the formation of Britishair policy during the 1930s. It is generally conceived thatthe secret of radar was stumbled across, as if by accident,in early 1935, and was then employed to devastating effect inthe Battle of Britain. The article, however, shows that thedesire for an effective instrument for air defence had gestatedduring the First World Wart—when Britain sought to fightoff the Zeppelin and Gotha bombing raids—and the searchcontinued throughout the 1920s and early 1930s. Moreover, theprinciple of radar had been known since 1904, but scientificbackwardness precluded practical progress. There is detailedexamination of the intricate political manoeuvring by PrimeMinister Stanley Baldwin and others which accompanied the adoptionof radar as Britain's primary line of defence against the Luftwaffein preference to the increasingly obsolete doctrine of bomberdeterrence. In conclusion, radar was deliberately developed,and consciously conceived of, as a device that would be slottedinto a proved framework of observation and organization constructedon top of Britain's First World War air defence syst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