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和苏轼为何反对“王安石变法”

正"王安石变法",是由北宋神宗主导、宰相王安石负责推行的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教育、文化等方面的改革。这场变法开启于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结束于宋神宗去世时的元丰八年(1085年),前后16年有余。由于时间长,牵涉面广,牵连的人多,掀起的滔天巨浪对北宋的官场形势、人情冷暖甚至国运兴衰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王安石变法"的争议由来已久。     

王安石接待群众“上访”

正熙宁四年,也就是公元1071年,王安石作为宰相,登上帝国权力顶峰,变法派"高层领导班子"也建设到位:韩绛升任参知政事,吕惠卿升任太子中允,章惇升任翰林学士,曾布升任集贤校理,蔡确经王安石推荐,也升为三班主簿。变法早已有序展开,王安石与宋神宗经过两年琢磨的"免役法",也开始在开封府郊区进行试点。然而,就是熙宁四年的一天,王安石正在家中办公,忽听门外传来喧哗之声,他刚要叫人询问发生了什么     

吕嘉问与市易法

北宋中期，尤其是宋神宗熙宁年间，各种社会危机日益尖锐，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王安石秉承蚤意，实施变法。吕嘉问积极支持，并率先推行市易法，他对新法的推广，特别是市易法的实施发挥了重要作用。     

王安石货币思想研究

王安石（1021－1086年）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和学者,又是宋神宗熙宁年间的宰相和变法的领导人。关于他的货币思想,在其本人文集和一般史书中均极少记载,因而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至今还是一片空白。笔者摭拾零星史料,欲对王安石的货币思想作一次初步探索。     

引黄淤灌：熙宁变法中的重大成就

<正>宋朝建立,结束了唐末五代以来的分裂局面,经济腾飞,科技发展,文化繁荣,创下了东京梦华的辉煌。然而,由于当时兼并土地现象严重,大批农民丧失土地,百姓苦难,怨声不断。同时,兼并发财的富豪刻意隐瞒土地,导致国家财政收入锐减。因此,在朝政繁荣的背后,也蕴藏着深刻的国内社会危机。宋神宗赵顼即位后,决心改变这一状况。熙宁初年,宋神宗任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大力推行新法,史称“熙宁变法”。     

宋神宗与王安石变法

宋神宗的名字是和王安石变法紧密相联的。王安石变法曾经引起了许多史学家和研究者的兴趣,写出大量的文章和专著。然而,对于和这次变法密不可分,且决定变法命运的宋神宗,在研究中却被忽视了。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宋神宗这样一个颇为重要的历史人物进行一番考察,本文试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宋神宗加以评述:     

试论王安石两次罢相

王安石执掌国政,变法图新,成为十一世纪中国历史上的风云人物,是和宋神宗的重用、支持分不开的。同样,王安石两次罢相,宋神宗也难脱干系。王安石和宋神宗的关系是王安石变法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弄清这个问题,方能找到王安石两次罢相的真正原因。本文拟就此作些探讨。     

“改革皇帝”宋神宗

正宋神宗是一位"改革皇帝",他在位期间一直在推动着改革,前期有"熙宁变法",后期有"元丰改制",但人们提到他时往往只会想到"王安石变法"。这说明,他在那场改革中所发挥的实际作用显然被低估了。一、帝国的财政困境宋神宗赵顼是宋英宗赵曙的儿子、宋仁宗赵祯的孙子,出生于庆历八年(1048年)四月,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宋英宗驾     

司马光与宋神宗的三次对话

回顾北宋历史,大臣司马光与王安石同仕一朝但政见不和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司马光（1019-1086,山西夏县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改革家。王安石变法也名扬千古。但司马光却是王安石变法的激烈反对者。作为一国之君的宋神宗,又是怎么处理这两位爱臣之间的矛盾的呢？与宋神宗谈话时,司马光又是怎样议论王安石的呢？为了排斥政敌,他会奴颜媚骨地刻意去讨好皇上吗？     

王安石变法的悲剧

公元1074年是北宋的熙宁七年,正忙于变法的王安石碰到一件麻烦事,一个本来由他奖掖提拔的看城门的小官郑侠要和他的变法过不去,画了一幅《流民图》进呈天子神宗,说变法有问题。     

试论宋神宗时期的州县省废

撤废州县政区建制是熙丰变法的重要内容之一。自熙宁元年至九年,尤其是王安石当政期间,一批户少役繁的州县被撤销。虽在宋神宗主持新政时期,有部分已废州县得到复建,但整个宋神宗时期仍有22个州、116个县被撤。省废州县,裁官减役,省费节流,对缓解当时冗官冗费和减轻百姓的负担,具有重要意义。这项务实的改革,遇到的阻力不大,在元祐初大部分得以幸存。     

“敬天”与“射天”:上古夏、夷族群融合之殇

上古中国西部族群多源于氐羌,其酋豪曰"大",死则火葬,灵魂"登遐"升至山上(祖山)谓之"天"。甲金文"天"字即"大"上加一横或圆圈,表示在上、上面、神灵之意,是以又有"天在山中"之说。文献如《墨子》《荀子》《吕氏春秋》等记载西方羌戎之人对于被俘本身并不特别担忧,最为担心的是死后灵魂能否"登遐"升天,即回归祖山圣地,此即西部族群的"敬天"传统。上古人认为族与族之战也是神与神之争,因此东方殷人、夷人西征夏、周要"射天"、射山、搏木偶"天神"。这个习俗远可追溯到尧时的羿"射日(天)",晚则战国宋王偃还在"射天笞地",都是对于西部族群神灵之"天"的厌胜之术,所谓"威服天下鬼神"。汉民族融合早期主要是西部诸夏族群与东部商夷族群之间交合的历史,长期交往中伴随着征战与杀伐,最后形成血的凝聚。新石器时代以来考古学文化区系的逐渐明晰,让我们进一步看清了这一点。     

北宋皇陵兖王墓志考略

兖王名俊,系宋神宗赵项第三子.兖王墓志的出土,为研究北宋皇族宗室的历史和北宋皇陵的丧葬制度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Ritual and Politics: An Examination of the 1072 Primal Ancestor Debate in the Northern Song

In considering the vital role played by imperial rites in claiming political legitimacy and maintaining social stability, Chinese emperors endeavored to present themselves as the perfect model for their subjects in terms of ritual performance. Focusing on a Northern Song (960–1127) ritual debate over the placement of imperial ancestors’ spirit tablets and ancestral chambers, especially that of the Primal Ancestor, this study aims to contribute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discussions on ancestral rituals and how they were intensified dur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Wang Anshi’s New Policies. More importantly, this study reveals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Song scholar-officials’ political positions and intellectual interests, thus providing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Song factional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itual politics.     

试析熙丰之际御史台的畸形状态

宋神宗熙宁、元丰时期 ,最高监察机构———御史台呈现出一种畸形状态。具体表现为 :三院御史中地位较高的侍御史极少除授 ,殿中侍御史全无 ,监察御史亦几乎全属试用性质的“里行” ,并有长期建员不足、任期太短、迁罢太速的现象。出现这种状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仁宗以来严密的御史选任制度遭到全面破坏则是最直接的因素。这一现象的出现亦非偶然 ,乃当时变法者有意为之。王安石诸人为实施变法而控制御史台 ,似无可厚非 ,但严重破坏了监察制度 ,开了权臣操纵御史的先例 ,对宋代政治带来极为消极的影响     

堆塑长颈瓶上“天门”探论

堆塑长颈瓶是一类特色鲜明的随葬明器,主要流行于宋元时期,其本身不具备实用功能,主要通过造型、装饰、铭文、内盛物及摆放位置等因素构成组合,象征天门,整体上传达了引魂升天的象征意义。     

论北宋的封桩缺额禁军钱制度

王安石为解决团教保甲、训练将兵的经费问题,赋予封存缺额禁军俸廪的北宋惯例以新的意义,建议神宗实行封桩缺额禁军钱制度,从而收到了训练保甲、将兵“未尝费户部一钱”的一定效果。元祐占旧党执政,曾有意将其取消,只是迫于经济压力而未果。绍圣以后,虽然“民兵亦衰”,封桩缺额禁军钱却畸形发展,至徽宗宣和年间造成了禁军严重缺额的恶果,以至于金军南下时素号“冗兵”的北宋竟然无大军抵御,这却是王安石始料未及的。     

新发现湖北《茅田王氏宗谱》所存冯京等宋人佚诗文辑考

湖北通山茅田王氏系江西德安王韶第八子王定的后裔,新发现《茅田王氏宗谱》自宋淳熙戊戌年(1178)至民国辛巳年(1941)凡13次续修,完整连续,可信无疑。该谱所存冯京、王厚、王彦融等宋人诗文未被《全宋诗》《全宋文》所录,甚为珍贵,本文辑出且略加考证。     

五管瓶初论

五管瓶为古人沟通天地的媒介,发源于东汉,经历代发展至宋到达鼎盛,其作用也由随葬的明器发展为具有象征意义的陈设用器。其象征意义与阴阳五行等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相关,蕴涵吉祥之意。     

宋代宣徽使初探

宣徽院是唐代以来的一种宫廷服务机构,长官为宣徽使。唐宋时期,宣徽使的权力经历了从盛到衰、由实到虚的变化过程。鉴于唐代宣徽使专权乱政之弊,宋代的宣徽使不再任用宦官,并将其职权逐步虚化;到元丰官制改革时,先后废除了宣徽院和宣徽使。宋代的宣徽使地位高,叙位仅在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同知枢密事之后,但除宋初外,其多为寄禄官,已无实权。宋代设置宣徽使近130年,任用的宣徽使有44名。宋代对宣徽使的选任较为谨慎,这种防弊之政维护了皇权,收到了良好的政治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