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对辛亥革命的态度及其变化——以民国国庆纪念为重点的考察

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爆发为袁世凯重新出山创造了良好的历史机遇,没有革命的爆发,袁世凯出山是极其困难的①。出山后的袁世凯,先是走向了与革命相反的道路——积极镇压革命,最终选择了与革命党合作的道路。袁世凯与革命党的合作,导致辛亥革命的迅速胜利和廉价胜利,基本实现了革命党人的既定目标——推翻清政府的统治,废除封建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的中华民国。袁世     

袁世凯、徐世昌与中华民国的创立

袁世凯、徐世昌均为清末的封疆大吏。在大清帝国大厦将倾之时,此二人联手呼风唤雨,先是主张君主立宪,继之又赞成民主共和,玩弄清廷权贵于股掌之上;与此同时, 又与革命党人讨价还价, 最终使袁世凯坐上了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的宝座。《袁世凯、徐世昌与中华民国的创立》一文的作者在叙述这一历史过程中, 对徐、袁在辛亥革命及中华民国创立中的作用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     

论清末革命党人的爱国思想

辛亥革命推翻了反动腐朽的清王朝,结束了在中国绵延两千余年的封建专制,使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辛亥革命因这一伟大的历史功勋,彪炳史册,为后人所铭记。但是．怎样评述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之爱国思想,却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日：“革命派始终强调的是,推翻清政府,结束封建帝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从来没有把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作为革命的主要内容,甚至对帝国主义国家抱有幻想,予以轻信。”①一日：革命党人“不仅呼吁反抗帝国主义侵略,而且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方法及措施”,“制定了“驱除挺虏、恢复中华’的…     

辛亥革命与“多党政治”

辛亥革命之后,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出现了“多党政治”的局面。“多党政治”反映中国社会各阶级、各集团政治斗争的激烈,说明革命与反革命、新旧势力的重新组合与角逐。围绕民主共和与独裁专制两种前途、两个命运的大决战,革命党人做了不懈的努力搏斗。“多党政治”对于袁世凯窃国确实起了积极的抵制作用。但是,“多党政治”的消极后果也是不容忽视的。这是当时的革命家所始料不及的。马克思说过:“在人类历史上存在着和古生物学中一     

临时政府北迁后的民主宪政实验

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所倡导的,经过辛亥革命的胜利而付诸实施的民主宪政,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改造中国的最进步的社会政治方案。它从根本上打破中国历史在封建王朝——农民起义——封建王朝的循环道路上长久徘徊的状况,引进了崭新的民主共和政体,宣告了君主专制的终结;它维护中华民族的权益,保护资产阶级的     

暗杀，革命党人绝望中的冲动

清末的暗杀之风,肇始于清政府对改良派和革命党人的“赏格”或“花红”。戊戌政变之后,清政府对逃至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曾悬赏1027两白银索要两人的人头。而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被清政府用“花红”和“赏格”索命的历史更长。在孙中山领导创建檀香山兴中会的第二年,即1895年10月起,直到1911年清朝灭亡的17年间,清政府针对孙中山一人共发出各种密谕上百道。按照《大公报》1908年的报道,当时清政府对孙中山的悬赏总数已近2527。因为孙中山比较谨慎,革命党人对其严加保护,才没有被清政府暗杀,即便如此,孙中山也直到1911年才敢公开回国。     

民元定都之争

民元定都之争,是孙中山让位与袁世凯以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与袁世凯之间最先开展的一场斗争。这场斗争,实质上是民国初年三种政治力量,即以袁世凯为首的封建买办性的军阀官僚集团、以原立宪派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上层、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之间的斗争。弄清楚这场斗争的发展过程,和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最后所以不得不放弃定都南京的主张,将有助于我们提高对这段历史的认识。     

辛亥革命产生的历史逻辑

"辛亥革命"已整整一百周年了。有关辛亥革命的研究、争论却一直激烈,自上世纪90年代初起,有学者反思激进主义,批评革命党人,认为辛亥革命是激进主义,提出如果在清政府主持的"立宪"下,中国后来的历史可能更少波折。     

陆荣廷智倒袁世凯

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果实当上中华民国大总统后,极力鼓吹帝制,以实现其黄袍加身的野心。革命党人如何密谋策划倒袁方案,从何着手？从当时情况分析：江西、安徽、江苏、广东、福建、湖南、四川7省的革命力量,在参加＂二次革命＂中被袁世凯摧毁了,     

汪精卫与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期间,汪精卫为了利用和影响袁世凯,做了一些工作,虽然取得一些结果,但反为袁世凯所利用。汪精卫力图对京津地区的革命活动进行控制,并坚持以政治手段来推翻清朝。汪精卫以双重角色参与南北议和,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为袁世凯夺权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并使革命党人过快地失去革命领导权。     

热释光前剂量激活法与熄灭法测定瓷器年代 结果比较

为找到一个合适的测定不同时代烧制瓷器样品年代的热释光测年方法,用热释光前剂量熄灭法与前剂量激活法分别测定97个现代、民国、清代、明代、元代、宋代、五代以及唐代瓷器样品的古剂量。研究结果表明对现代、民国以及清代晚期烧制的瓷器样品采用热释光前剂量激活法测定,可以获得比热释光前剂量熄灭法更为准确的结果。对于清代中、早期、明代晚期的瓷器样品用两种方法测定的古剂量结果基本相同。但对于明代中、早期、元代、宋代、五代与唐代以及年代更长的瓷器样品,则采用热释光前剂量熄灭法测定可以得到较为满意的结果,而前剂量激活法无法用于这些年代较长的瓷器样品年代测定。因此,采用合适的热释光方法测定不同年代烧制的瓷器样品非常重要。     

试论晚清时期袁世凯幕府的特色

与晚清时期其他幕府相比,袁世凯幕府具有如下几个重要特色:人员来源广泛,极强的实践创新能力,娴熟的社会交际能力,对幕主的绝对效忠.之所以形成这些特色,是由于清末变革的时代给幕府人员提供了施展才能的机会,同时也由于袁世凯的政治需要和幕府人员的积极主动意识.     

西南边疆政区名称教化功能演变研究

本文认为中国西南地区政区教化色彩名称比例经过了在西汉时期很小、从东汉到明清变大、而民国以后又变小的发展过程。在空间上呈现从四川向云南、贵州民族地区随时代发展比例逐步增大的趋势 ;级别差异上一级政区 (州、道、路、省 )历史上多以山川风物名称为主体 ,而二级政区 (郡、府、州、地区、地级市 )教化色彩名称比例经过了由小变大再变小的发展过程 ,三级政区 (县、县级道、州、军、监等 )变化与二级政区有相似之处 ,只是民国以来比例变小幅度没有二级政区大 ,保持相对的稳定。三级以下政区名称历史上相对较稳定 ,主要以山川风物等名称为主。中国历史上行政区划教化名称的演变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关系密切 ,也与中原汉族文化向周边民族地区发展的轨迹息息相关。元明清时期政区教化色彩名称比例的大增 ,显现了元明清时期中原对西南边疆控制最深入的时代特征。民国以后的比例下降则显现了现代文明意识对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文化的影响。     

从君宪到共和:袁世凯的一段心路历程

在辛亥传统叙事框架中,袁世凯重出江湖后一味搅局:先是利用武昌危机与清廷讨价还价攫取权利;继则用清军打压南方,威逼革命;终则利用南方革命党人逼退清帝,进而交换中华民国大总统宝座,"窃取"辛亥革命胜利成果。这个传统叙事框架在过去特殊年代自有其解读的合理性,但显然不是从史料发出,用事实论证,多少带有以袁世凯后来帝制自为倒推其重出江湖时的心情和作为,与历史事实具有相当差距。本文根据新旧史料最大限度还原袁世凯在武昌起义后的一段心路历程,重建袁世凯从君宪到共和的踌躇、无奈、顺势及转变的限度。本文认为,作为晚清重臣,袁世凯从维新到新政,再到仿行立宪,一路走来,基本上充当着晚清政治变革重要推手,他们那一代政治精英能够认同的也就是君主立宪,所以袁世凯重出江湖后的政治选择就是利用政治危机推动政治变革,实现君主立宪,只是当君主立宪被各方面抛弃后,袁世凯方才顺势而为,变成一个有限的共和主义者。     

“近代”、“近世”,历史分期与史学观念

本文考察了古典时间名词“近代”和“近世”在清末民国时期词义的演化及其给中国史学近代化和近代中国史学发展带来的影响 ,认为清末民国时期“近代”和“近世”词义的翻新 ,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历史时间分期法 ,促进了中国通史研究的近代化 ,促进了专门史、边缘史、近代史研究的发展 ,同时又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广度和深度。     

清代誠齋詩學與唐宋詩之爭

南宋詩人楊萬里的詩歌創作甚豐而風格別樹一幟,他受到同代人賞識,卻不見重於元明兩代,到清代更是屢受惡評。在當時詩學的唐宋詩之爭中,誠齋詩往往不容於雙方。直至清末,纔受到同光詩人的推尊。本文通過梳理清代誠齋詩在唐宋詩之爭中的各期發展,最後聚焦到同光詩人的誠齋詩觀,指出夏敬觀是清代第一個全面肯定誠齋詩的學者,楊萬里的詩史地位最終因同光派而得以確立。     

从复数“中国”到单数“中国”——试论统一多民族中国及其疆域的形成

由于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及其政权多自称“中国”,以及当时一些政权虽没有自称“中国”,但为后来的“中国”所继承,并仍被称为“中国”等原因,致使中国古代自秦统一以后仍然存在复数“中国”的现象。经过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辽宋夏金的发展,到了元朝统一全国,复数“中国”开始过渡为单数“中国”,明朝时期稍有反复,到了清朝统一全国,作为单数概念的“中国”最终确定下来,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及其疆域最终形成和确立下来。     

纵贯历史：辛亥前后的铁路国有

1911年,由铁路国有引发的保路运动,正是辛亥革命爆发的导火线,辛亥革命则导致了清朝的灭亡。不过,铁路国有的政策却并未成为清帝国倒台的殉葬品。民国建立以后,铁路国有化的整体趋势却是不可逆转的。铁路国有在清朝和民国的不同命运,揭示了辛亥前后政治格局的变动。     

1650～1850年伊克昭盟人口复原研究——以蒙古人为研究对象

清代伊克昭盟的人口数字,尤其是蒙古族的人口数字一直比较模糊。一是因为史书缺乏记载,二是民国以来相关研究太少。相关学者在涉及这一问题时或者避而不谈,或者仍沿用民国时期贺扬灵的估计数字。作者在做相关课题时也涉及到这一问题,并发现贺扬灵的人口估计方法值得商榷。本文以1650～1850年为研究时段,以蒙古人为研究对象,以讨论丁的性质和户均人口为切入点,运用现代人口学的研究方法并结合相关资料,对清代前中期伊克昭盟的蒙古族人口进行复原研究,得出的结论是:1650年人口为14万左右,1750年为17万多,1850年为21万多,达到人口高峰。     

民初宋教仁遇刺案探疑

宋教仁遇刺是民初影响深远的重大历史事件,在以往的著述中,袁世凯阴谋策划刺宋的说法几成定论。但此说存在不少疑点,从宏观政治形势上看,袁世凯未必愿意刺杀宋教仁;根据具体证据,刺宋是会党头目应夔丞主动提出并策划的,受到洪述祖的推动,袁世凯、赵秉钧是否知情只能存疑。参与推翻清朝的各派势力在民初成为分享政权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彼此虽有矛盾,但并不会轻率冒险决裂,惟独会党由于自身素质的局限,被排斥于权力格局之外,心怀不满并积极寻找出路,其行为方式又带有浓厚的暴力色彩,成为民初社会中的破坏性因素。会党力量有限,常常依附于其他势力,这样其暴力活动在各势力间起到了激化矛盾的作用,最终加速了合作局面的瓦解和大规模内战的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