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当区的互助合作运动

一、组织生产互助组1951年10月,乌当区胜利地完成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土地改革,彻底摧毁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土地制度,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广大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了解放。在生产力得到解放的条件下,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很高,他们购买耕牛,添置农具,修圈积肥,努力发展生产,改善生活,为国家提供工业原料,支援社会主义建设。但他们仍然是小农经济,一家一户进行生产,发展生产困难很多。特别是在土改中获得土地的贫雇农,家底薄,生活尚不能自给,发展生产困难更大。所以,有的农民依然处在讨饭,甚至出卖土地的境地;而另一部份农民,土改后打倒了地主,再不受人剥削,家底丰厚,有技术、生产好,生活有节余,总想发家致富,开始买田置地。如此下去,要不了多久,又会出现新的两极分化。     

土改：镜头前后的土地革命

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中国共产党任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决定在解放区没收地主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从此,存在了2000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被彻底摧毁,中央国家政权得以前所未有地深入农村,广大农村的潜在能量被新政府极大地发动起来。不幸的是,就过程来看,出于从根本上打倒地主阶级的目的,土改的手段相对粗暴：就结果来看,由于农民对阶级斗争的恐瞑,不敢扩大生产,致使土改后最初两年解放区的粮食收成反而显著下降。土改以后,农民并未能长期保有土地的所有权——土改后不到5年,席卷全国的农村公社化运动便使耕地国有化。     

从土改到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中的山西农村

1949年9月29日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要有步骤地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革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1950年6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土地改革的决议。自此开始了以消灭封建剥削的土地地主所有制为宗旨的土地制度改革运动,到1952年9月,土改工作基本完成,全国约有3亿农民分得了约7亿亩土地和大批生产资料,免去了每年向地主交纳的约350亿公斤粮食的地租。这大大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热情,推动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为以后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1949年9月山西建制恢复时,全…     

建国后土地与农民社会保障问题的历史演变

自20世纪50年代农村土改至今,土地对于农民兼具生产资料及社会保障双重功能。20世纪80、90年代以来,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导致农民无法从土地获得必需的生活保障。彻底解决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有赖于中国经济的高度增长。     

建国以来乡村居民物质生活变迁问题研究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昭示了中国社会发展、民生改善有了极大的可能。大规模的战争渐告停息,广大农民通过土地制度的变更第一次拥有了土地和土地上的大多数收益,以改善生活水平为主要目的的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由此而带来的粮食增产也确实改善了他们的生活。贫雇农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得最明显。除生产收益外。     

福建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上）

土地改革后,尽管福建农业生产有了一定的发展,农民生活有了改善,解放了生产力。但仅仅土地问题的解决,并不能使农民彻底摆脱贫困．一些底子薄,缺乏生产资金、劳力、耕畜、农具以及遇上天灾或家庭不幸的农户,土改后不久就面临不得不卖房卖地、借高利贷来维持生活的困难处境。     

蒙古族的马崇拜浅析

蒙古民族被誉为“马背上的民族”。马,对该民族而言,具有无法替代的作用,它既是生活资料,也是生产资料。长期的生产和生活经验及实践造就了蒙古人尊马、崇马的思想观念。这一思想观念必然要反映到社会意识范畴,深嵌在社会文化领域,从而形成了丰富的马文化。马崇拜是蒙古族马文化的重要特征与体现。在祭祀、通过礼仪和文学艺术等诸多方面,蒙古人都展示了他们对马的崇拜。     

浅析我国农村土地保障的困难处境

土地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是人类一切生产生活赖以生存的根基。对于现代的农村家庭来说,虽然不少家庭都发展除种植业以外的第三产业,但是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还是以耕地为生活的主要来源与保障,以土地为家庭最基本的生产生活资料。“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土地作为我国农民的“衣食之源、生存之本”为广大劳动人民提供着重要的保障功能。但是近年来,由于我国农村土地政策的改革以及土地本身的因素,导致了土地对于家庭生产生活资料保障方面已经逐步减弱。为此,笔者查阅相关土地的文献资料以及走访调查,进一步研究了致使土地保障制度减弱的原因,希望从中找到问题所在,并为我国土地资源保障提供合理化的建议。     

公有制的历史嬗变

从历史上来看,公有制包括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生活资料的公有制。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生产资料的公有制逐渐没落,而生活资料的公有制却不断发展。西方国家公共产品的不断增加,社会福利的日益提高,都充分说明,西方国家在满足公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保证国家健康稳定发展方面,为现代公有制注入了新的活力。强调生活资料的公有制,就是要改变我国当前的财政税收政策,通过减税藏富于民。政府征收各种税费之后,应当优先为公民提供公共产品,千方百计地改善公民的福利,而不是通过追加投资的方式,盲目扩大国有企业包括国有金融企业。     

集体化时期山西农民的食品消费生活

本文对集体化时期山西农民的食品消费生活进行了考察,研究表明集体化时期山西农民的食品消费恩格尔系数居高不下,属绝对贫困型,食品消费支出增长缓慢,消费结构属以粮食为主要能量来源的主食型消费,营养水平低。食品生产、分配、流通中均强调国家、集体利益,农民的个人利益长期得不到重视,使山西农民生活水平无法得到提高。     

土地改革前的辽东民族乡村状况研究——以辽宁岫岩满族自治县为例

土地问题是中国农村问题的总根源,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前后成功地领导了辽东民族地区的土地改革,本文对土改前的辽东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政治状况、农民生活状况等方面进行了深入考察。     

试论抗战胜利后国统区土地改革大辩论

一、战后国统区发生关于土地改革大辩论的历史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整个世界都注重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战前封建土地关系占统治的国度,战后纷纷实行土地制度变革。中国也不例外。抗战的胜利使中国历史到了转变的关头,是和平民主建国的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在土地问题上,中国土地属于日本人抑或属于中国人的问题已经解决,现在土地属于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抑或属于不从事农业生产的地主的问题,即尖锐地提到日程上来了。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农民群众,尤其是原来在前方执枪的战士,再也不愿恢复其原始的雇农或佃农的生活,要求土地改革。而且早在我国抗战时期,美国前副总统华莱士于访华时发     

三年大饥荒中亳县城乡市场片断

毫县土地改革以后,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到1957年城乡市场已初现繁荣,很多新的商品投放市场.在农业生产资料上,新式农具已开始推广,排灌机械亦有应用,化肥、农药也开始供应,粮食生产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在生活日用品上,解放前很多人没用过的热水瓶、胶鞋等一大批商品走进了农家.就食糖销售而言,1957年比1952年增长了50％以上.所有这些,都与生产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相适应.对此,全县城乡人民都比较满意.     

未分的果实:土改前后晋西南的果树分配与乡村经济

传统乡村经济结构类型多样,既有以农、林、牧、副、渔等其中某项为主的单一化经营,也有农林、农牧等多元型经营,粮食、经济作物种植业所占的土地比例有多有少,对乡村经济的影响千差万别。通过解读山西西南部永济县一些村庄的《阶级成份登记表》发现,果树收益对乡村经济影响重大,果树分配和家庭经济状况存在密切关联。土改时期,重新分配土地对于改变村庄土地占有的不平等显然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这些村庄的家庭经济收入并不完全取决于土地面积的多少,同时还要受到果树经营种类、规模的影响。根据《土地改革法》,各个阶级家户的果树受到保护,没有被重新分配,从而影响了土改后至高级社时家庭经济的发展和演变。这不仅有助于重新认识土改的意义,而且有益于理解土改后乡村的社会分化问题。     

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土特产品购销探析CSSCI

中国幅员辽阔,自然条件存在较大差异,农村土特产品分布地区广、品种丰富,是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由于经历长期战争和剧烈的通货膨胀,道路交通不畅,流通环节梗阻,加上帝国主义的封锁,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土特产品流通滞塞,影响了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各级人民政府组织多方力量,从疏通交通入手,通过土产展览会、土产交流会等贸易形式,恢复和拓展商业路线,沟通产销情况,扩大了土特产品推销,增加了农民收入,提高了农民购买力,活跃了城乡经济。     

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土特产品购销探析

中国幅员辽阔,自然条件存在较大差异,农村土特产品分布地区广、品种丰富,是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由于经历长期战争和剧烈的通货膨胀,道路交通不畅,流通环节梗阻,加上帝国主义的封锁,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土特产品流通滯塞,影响了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各级人民政府组织多方力量,从疏通交通入手,通过土产展览会、土产交流会等贸易形式,恢复和拓展商业路线,沟通产销情况,扩大了土特产品推销,增加了农民收入,提高了农民购买力,活跃了域乡经济。     

国家、农民与“工商业兼地主”:南昌县土改中的“清算”斗争

在不同的革命阶段,“清算”发挥不同的作用,但都是为达到某种政治或经济目的.在南昌县土改中,“清算”不仅从政治上打击了“工商业兼地主”,更为重要的是,农民通过“清算”获取了大量的经济果实,有效缓解了由于乡村公粮负担繁重而造成的生活、生产危机.在这个意义上,新中国初期土改中的“清算”已不同于1945-1947年的“隐性土改”,而是一种策略性的“救荒”措施,这是中共新政权把民政工作“政治化”的表现.     

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土特产品购销探析

中国幅员辽阔,自然条件存在较大差异,农村土特产品分布地区广、品种丰富,是农民收入的重要来源。由于经历长期战争和剧烈的通货膨胀,道路交通不畅,流通环节梗阻,加上帝国主义的封锁,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土特产品流通滞塞,影响了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各级人民政府组织多方力量,从疏通交通入手,通过土产展览会、土产交流会等贸易形式,恢复和拓展商业路线,沟通产销情况,扩大了土特产品推销,增加了农民收入,提高了农民购买力,活跃了城乡经济。     

简评《广东土地契约文书》

土地是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买卖则反映了社会进程中地权所有制的变更和买卖方式的演变,它是社会经济形态最鲜明的体现。故历代的土地文书总被人们所珍视,成为研究社会经济中不可缺少的资料。广东土地问题的研究向来比较薄弱,原因是资料的欠缺。近几十年来,由于政治上、经济上的巨大变动,土地契约大量散失,客观上增加了研究的困难,因而在史志的编写工作中,难免会忽略对这一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粮食问题研究

位于黄土高原上的陕甘宁边区,粮食生产环境不算优越,但为了渡过抗战最艰难时期,中共和边区政府在增加粮食生产和保障粮食供应上做了巨大的努力。一是做最广泛的农民动员和组织劳动力,通过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以增加粮食总量;二是规范和调整粮食管理与供给制度,最大程度的节约用粮,以保障粮食供给;三是制定限制粮食出境和用粮食酿酒,以减少粮食消耗。上述三个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首先,边区的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都有大幅度提高。其次,通过调整政治与经济政策,建立比较合理的粮食制度,以减轻农民负担,解决了与民争食的问题。粮食问题的成功解决,成为边区渡过抗战最困难时段的首要因素之一。因此,在讨论边区自给问题时,粮食生产因素不能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