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历代书院设置述略(二)

<正>(续上期)(三)明清时期,福建经济和教育事业发达,书院创办如雨后春笋,获得蓬勃发展。明代福建新建的书院有170所以上,其数量超过了唐宋元三代的总和,在福建开发较迟的闽西各县都普遍建有书院。至清代,新建的书院有470所,数量又超过前面四代的总和,在经济发达县,还有不少乡族书院,全省性的书院也达到5所。明清时期,福建境内知名的书院有:     

河东书院

正山西运城市位于黄河东岸,历史上曾设置河东郡,习称河东。这里是明代理学大师薛瑄的故乡,也是薛瑄创立的在明清学术史上极有声望的河东学派的大本营,因而明清时期文教兴盛,不仅各县遍设书院,而且府级书院就有河东书院、正学书院、弘运书院3所,规模宏大、财力雄厚、名师荟萃,驰名三晋。其中,河东书院创办最早,办学时间最长,名声最著,是河东地区教育史上的一座丰碑,也是山西教育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     

孔林书院钩沉

距南雄县城120华里的油山镇平林村,在北宋初创办了一所孔林书院。这所书院创办的时间已查明是建隆三年(南汉后主大宝五年)(962)。它是南雄州的第一所书院,也是岭南(广东省)第一所书院。北宋时称天下四大书院:衡州石鼓书院、庐山白鹿洞书院、应天府书院、长沙岳麓书院。孔林书院的创办时间仅次于石鼓书院(唐光和年间,公元806—820年)白鹿洞书院(南唐升元年间,公元     

复礼书院的故事

正位于赣西边陲莲花县闪石乡的复礼书院,是一所古老的学府,是王阳明心学的传播之所。在明清时期,其影响很大,乃人文胜地。复礼书院由明朝理学家、文学家、教育家刘元卿创办,始建于明朝隆庆六年(1572)。复礼书院的组建,完全是民间行为。假如     

徽商与清代汉口紫阳书院--清代商人书院的个案研究

明清时期 ,徽商不仅致力于徽州本土的文教事业 ,还纷纷在侨寓之地创办书院 ,以为相从旅邸的子孙就学成名计 ,而汉口紫阳书院则是其中的典型 ,汉口紫阳书院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商业经济发展和徽商“贾而好儒”的产物。从汉口紫阳书院的创建、功能及经费的经营中可以窥探明清商人书院与传统书院的不同特点。     

清代河南书院的地域分布特征

清代是河南书院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伴随着书院的官学化,清代河南书院实现了自己的普及化,先后设置的292所书院已遍布省内各个州县。与明代相比,开封府仍然是书院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其他府州的书院发展则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完全打破了原有的斜十字状的分布格局,呈现出带状的分布特征。通过对书院数目、分布密度等要素的比较研究,各府州书院发展水平的差异可基本划定,黄河两岸诸府——开封府,河南府、怀庆府、卫辉府等成为清代河南书院较为发达的地区。     

兰州教育发展纪实

兰州是甘肃省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是教育中心。兰州教育大体经历了三个重要的发展阶段,目前已形成了多门类、多层次、大规模的现代教育体系,为兰州这座古老的丝路重镇和新兴的中心城市增添了耀眼的光彩。一以官办书院和民办私塾为主体的古代封建教育汉唐时期的兰州是军事重镇,战乱频仍,经济不发达,教育发展情况史无记载。元代以后地方官学逐渐兴起,至清代中后期,兰州教育才步入鼎盛时期。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创办的金州儒学为兰州最早的官办学校,以教授儒学。元顺宗至元五年(1339年)又创建兰州州学。明景泰五年(1454年)段坚创办容思学院,聚徒讲学,宣扬封建理学,是兰州最早的书院。明清时期,兰州共建书院11所,其中清代所     

台江近代学校的发展及其社会条件

台江系苗族高度聚居的县。其近代学校的发展,始于清朝雍正8年(1730年),终于民国38年(1949),前后经历291年的历史。 1729年以前,台江没有学校,苗族群众均为文盲。1730年,清政府始在台江城内创办第一馆义学,专为苗族富家子弟学习汉人文字和礼仪而设;不久又创办了台辰(又名拱辰)、三台2所书院及几馆义学。1751年,台江奉令撤掉所有义学。1856年,两所书院不幸毁于战火。1877年,重修三台书院并更名为台阳书院。1891年,创办义学32馆和莲花书院。1906年到1910年,共发展小学堂8所。1912年到1919年,创办国民学校14所。1920年到1929年,全县学校瘫痪,师生流离失所,各自奔命。1930年到1935年,恢复国民学校12所。1935年到1949年,乡中心国民完小发展10所,县中学1所,还办了师资培训,个别的地方试办了民众和学前教育。     

浙江古书院:万松书院、紫阳书院、五峰书院

正浙江书院始建于唐代,约有5所。宋元时期,达156所,著名的有金华丽泽书院、慈溪慈湖书院、杭州西湖书院、婺州正学书院等。明代浙江书院有170余所,其中较著名的有杭州万松书院、绍兴甬上证人书院、余姚姚江书院等。清代浙江书院更多达400余所,著名的有杭州崇文书院、紫阳书院、求是书院、诂经精舍等。浙江书院对浙江古代学术文化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曾起着重要的推进作用。著名学者吕祖谦、陈亮、叶     

安徽三年困难时期的严峻形势与为克服困难而作出的努力

安徽三年困难时期的严峻形势与为克服困难而作出的努力朱来常编者按：“当代史研究”栏是由当代安徽研究所和《安徽史学》杂志共同创办。当代史是以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所经历的和正在经历的历史为研究对象,它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卫生等。欢迎...     

方志所见宋代记文补遗

方志为一地史事之渊薮,其中所载宋代学记为研究宋代官学、书院等教育组织的重要文献,不过因其分散保存在不同方志中,使用起来十分不便。曾枣庄、刘琳主编的《全宋文》收录了宋代绝大部分的记文,对宋代研究颇有助益,然此浩大工程难免挂一漏万。如《长洲县学记》为迄今所见宋人俞掞唯一存世文章,徐鹿卿《罗必元故宅记》等记文对宋代书院、祠堂、家族研究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全宋文》皆失收,今据相关方志对此9篇文章进行补遗,以期为宋代相关文献研究提供新的史料。     

金代书院考

金中后期,在辽、北宋书院发展基础上,受南宋书院影响,金修复和新建了一些书院。本文经考证得出金有书院11所,其中新建书院6所、修复和延续前朝书院5所。这些书院集中分布在中原地区的山东、河南、河北、山西等地,是汉人地区的办学行为。从办学途径看,均为民办书院,其建筑与当地的传统民居相结合,呈现出地域特点和民俗风格。同时概因私家积书之多而建书院,故金代书院藏书亦应不少。修复和新建书院,是金代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标志,对后世元、清等少数民族政权书院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     

安徽泗县刘圩汴河故道遗址发掘简报

2011年3～4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安徽泗县刘圩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揭示一批汉至唐宋遗迹。其中,唐宋汴河北堤的发现,在隋唐大运河泗县段尚属首次;宋代踩踏面及相关遗迹的发现反映了汴河漕运的繁华;北宋末至南宋初土坑墓的发现印证了相关文献记载的汴河废弃时代。     

清代誠齋詩學與唐宋詩之爭

南宋詩人楊萬里的詩歌創作甚豐而風格別樹一幟,他受到同代人賞識,卻不見重於元明兩代,到清代更是屢受惡評。在當時詩學的唐宋詩之爭中,誠齋詩往往不容於雙方。直至清末,纔受到同光詩人的推尊。本文通過梳理清代誠齋詩在唐宋詩之爭中的各期發展,最後聚焦到同光詩人的誠齋詩觀,指出夏敬觀是清代第一個全面肯定誠齋詩的學者,楊萬里的詩史地位最終因同光派而得以確立。     

安徽隋唐至宋墓葬概述

文章从梳理安徽隋唐至宋墓葬的发展脉络入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安徽生产力及人们观念形态的发展变化。     

唐宋人物軼事的不同風貌

唐宋人物所處時代有異,軼事的記載中面貌有所不同。唐人承前代志怪餘風,又受傳奇體的影響,記載中多真真假假的情況,宋代作者則以親身見聞爲主,很少羼入道聽途説。唐人重國史,而國史又大量散入民間,一些作者納入己作,因此時有同一題材的類同文字出現,宋人受司馬光等修史觀的影響,舊史與小説並重,惟求其真。唐人承貴族執政之餘風,李德裕在功業文章上均有建樹,其人又爲牛李黨爭中的關鍵人物,相關軼事中時見彼此攻擊造謡污蔑的不實之詞。蘇軾爲文治格局中涌現的一位新型人物,瀟灑隨意,多方開拓,充分展示出宋代文士的風采。     

论孙里衍跋南宋小字本《刘子》

现藏于上海图书馆的南宋小字本《刘子》是目前惟一可见的宋板《刘子》,该书经多位名家收藏,研究价值极高。本文考察它的流传过程,比对文字和注释,发现该书问题很多,有后人补配痕迹,并非全宋本。另附录部分考察了清代宫廷所藏宋本的流传情况。     

宋代的宗族祠堂、祭祀及其它

The Song Dynasty is the most important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in terms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type of clan system. During the Song, Chinese social organization, at the grass-roots level, experienced a fundamental change. In the wake of the late-Tang collapse of the local power system, it was necessary for the Song to replace the ancestral lineage structure and develop a new system to adapt itself to the new circumstances brought on by drastic changes in its economy. Song Confucians played a vital part in the changes. Not only did they gradually solve the theoretical problems of the new type of clan organization, but they also developed many feasible and standard models. Eventually this model would gain even wider acceptance after the Yuan Dynasty with the rise of Neo-Confucianism. Thus, ancestral halls, serving as the major centers for the new clan activities, became prevalent among common people. Translated from Anhui Shifan Daxue Xuebao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 (Journal of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2006, (3): 322–327 This paper is part of a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und project, Research on Chinese Folklore History (Song and Yuan Volume, You Biao, ed.)     

西夏榷禁制度渊源考

西夏榷禁制度与唐、五代、北宋的榷禁制度关系密切,西夏"巡检"、"三司"、"栏头"、"群牧司"之名移植自五代、北宋。西夏榷盐价格基本与第五琦榷盐改革后税率相仿,榷盐根据不同产地、不同品种定价沿袭自五代定规;西夏榷曲告赏法借鉴自宋,收税职吏"栏头"与北宋后期的栏头更为接近;西夏畜牧榷禁中注籍、号印、禁杀牲畜规定的渊源可溯自唐代。总体而言,北宋榷禁是西夏榷禁制度的主要渊源。     

宋代宣徽使初探

宣徽院是唐代以来的一种宫廷服务机构,长官为宣徽使。唐宋时期,宣徽使的权力经历了从盛到衰、由实到虚的变化过程。鉴于唐代宣徽使专权乱政之弊,宋代的宣徽使不再任用宦官,并将其职权逐步虚化;到元丰官制改革时,先后废除了宣徽院和宣徽使。宋代的宣徽使地位高,叙位仅在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同知枢密事之后,但除宋初外,其多为寄禄官,已无实权。宋代设置宣徽使近130年,任用的宣徽使有44名。宋代对宣徽使的选任较为谨慎,这种防弊之政维护了皇权,收到了良好的政治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