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年代的南京《中央日报》

我在1946—1948年两年多的时间中担任南京《中央日报》副总编辑、采访主任并兼庐山版主任,对于这张报纸的内幕和演变有较为深入的了解。国民党《中央日报》简记 国民党《中央日报》最初是北伐后由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创办的机关报。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组织政府,也在南京出版了《中央日报》。     

何香凝与广州仲恺农校

何香凝(1878～1972),1926年曾担任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长,1949年后曾担任政务院侨委员会主任等职。她于1927年3月为纪念丈夫廖仲恺先生,在广州创办了广     

多变军阀盛世才

1933年后,盛世才担任了新疆边防督办、新疆省政府主席、新疆警备司令、国民党中央训练团新疆分团团长,成为新疆的军政首脑,人称"新疆王"。盛世才游移于苏联、中共和国民党政府三大政治势力之间,和这三大势力都曾关系密切。但是其人势利多变,当形势对自己不利时,即与这三大势力翻脸,最终为各方所不容,灰溜溜地离开新疆。     

“二陈”之争的牺牲品项致庄

此“二陈”,并非通常所说的陈立夫、陈果夫兄弟。其中“一陈”乃陈诚,另“一陈”才是陈立夫、陈果夫兄弟。文中涉及的主要人物为项致庄。 陈氏兄弟倚用的干才 顾祝同上台被贬 项致庄,浙江湖州人,陈果夫的姐姐所生之子,与陈果夫是甥舅关系。 项致庄在国民党中也还是有点地位的。他是保定军校三期炮兵科毕业,北伐中担任了国民革命军的炮兵团长。１９３０年后,又先后担任了国民政府警卫军炮兵旅旅长、军政部炮兵学校教育长、国民政府训练总监部参事等职。是国民党中央党务系统在军界中安插的为数极少的将领。职位还算可以,只是没有多大…     

一生辞职二十四次的蔡元培

蔡元培的一生主要从事教育方面的工作,所任职务大多也是教育科学方面的职务。在国民党政府中虽然任过的非教育类的职务较多,而且许多职务级别较高,如国民政府委员及常务委员、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中央监察委员等,但一般是同时担任多项职务。如他在任上述几项职务时,还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     

“泽东青年干部学校”考

正1940年初,一所用毛泽东名字命名的干部学校——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在延安创办。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所也是唯一一所用毛泽东名字命名的干部学校,由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直接领导。对于这所专门培养青年干部的学校,目前仅在一些文章中有零散记述,且提法多有不妥和不实。笔者有幸查阅到有关史料,为这所学校的研究与考证提供了坚实的史实依据,并依此撰成此文,以飨读者。     

蒋介石官职考

有人说蒋介石官职如毛,数也数不清.据说他的秘书做过统计,也没有完全查清.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想弄清此事,结果还是一笔糊涂账.连蒋介石自己也不知他究竟担任过多少官职.根据有关史料和报刊记载,从1911年辛亥革命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蒋介石担任的主要官职如下:     

女秘书眼中的钱学森

张可文,是钱学森回国后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第一任秘书。她担任钱学森秘书有两年多时间,离开秘书岗位后,又担任力学所科学技术学校教务科长,20世纪70年代调任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任研究室党支部书记兼副主任。但是,这两年多时间却是她非常怀念的一段岁月。采访中,张可文一直使用“钱先生”称呼自己的“老领导”,言语中充满敬意,也流露出一种在钱学森身边工作的幸福神态。     

“国共群英会”

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国民党中央在上海设立了执行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重要产物,中共中央对此也十分重视,为加强执行部的工作,派了大批重量级的共产党员参加进去,担任重要职务。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里协助和参加了多项工作,取得了良好的工作成绩,有力地推动了国共合作的发展和国民革命运动的进程,产生了重大的历史影响,     

“AB团”创办人段锡朋

正段锡朋,是一个曾在现代中国历史上留下有两处重大痕迹的人。五四运动时,他是发动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曾先后担任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会长、全国学生联合会会长。1926年9月到江西,出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特派江西党务指导委员时,一手创建了极端反共团体"AB团",是AB团的主要领导者。1926年底,时年31岁的段锡朋是国民党中     

军调部东北执行小组谈判轶事

军调部东北执行小组(也称三人小组)谈判时,可以说我是这一谈判的见证人。现将其中我所了解的一些情况讲述如下:我1915年2月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37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曾先后在陕西省立第二师范、兰州甘肃学院任教,1939年起,在国民党中央军官学校(黄埔军校)第七分校及西北干部训练团担任政治教官,讲授《西北史地》。1945年12月,我调任东北保安司令部政治部少将组长,同时兼中苏联谊社执行秘书(相当于总经理)。军调部东北执行小组谈判地点就设在中苏     

清华学人之六──清华学校的功勋校长周诒春

解放前的清华校长中，影响最大的是周诒春和梅贻琦。梅贻琦是终身服务于清华的名教育家，在校友中有口皆碑，据说在台湾是家哈户晓的人物。周诒春1913年10月任清华学校校长，1918年1月去职，任职不到4年半时间；即使加上1912年任副校长兼教务长的时期，也不过5年多时间。那时的清华学校不过是一所相当于中学程度的留美预备学校，离后来的正式成立大学还很远。周治春是如何赢得清华校友的赞誉的？他宪章对清华有何贡献？早期清华是由外交部管辖的，校长也多由外交部的人担任。对此，当时社会各界多有非议。从外交部木请教育、无暇管好学校的…     

毛泽东与柳亚子《沁园春》唱和颂真情

1926年5月15日,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二届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毛泽东以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身份出席会议。当时担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柳亚子也参加了会议。会上,毛泽东与柳亚子一见如故,他们在珠江畔的一座古色古香的茶楼里品茗叙谈,大有相见恨晚之感!毛泽东的岁数虽然比柳亚子小6岁,但柳亚子却对毛泽东的才华与气度及对斗争时局的敏锐洞察力深表钦佩,并认定毛泽东是中国未来了不起的人物。会议期间,在表决蒋介石等人提出的“整理党务案”时,柳亚子第一个站出来表示反对,毛泽东对此深感佩服,对柳亚子的立场与为人也有了更深刻的印象。     

抗战时期的国民党干部教育

抗战前夕，国民党中央力图将干部培训统一规范化，但积习难改，举步艰难。各地均意识到“政治重于军事”、“训练重于作战”，各种政治势力，比如新疆盛世才、山东韩复渠、山西阎锡山、四川刘湘和刘文辉等打着“抗战建国”的旗帜，大办地方干部培训。1928年3月，国民党中央曾经设立训练部，但实际运作一段时间后，与中组部、中宣部因权责不清导致互相推诿的事件时有发生，最终被裁撤。这一时期，全国就有188个省部级的干部培训机构，培训人数高达7万人之众。这些培训机构名称五花八门，有团、班、所、校等，培训课程及时间也不一而足。     

鲜为人知的盛世才“入党”秘闻

1933年后,盛世才担任新疆边防督办、新疆省政府主席、新疆警备司令、国民党中央训练团新疆分团团长,成为新疆的军政首脑,人称"新疆王"。盛世才为人狡诈,残酷善变,曾秘密杀害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在新疆工作的中     

金陵大学师生抗日爱国的光辉事迹

正私立金陵大学是民国时期中国一所十分知名的教会大学,这所学校的历史可以上溯到美国美以美会1888年在南京成立的汇文书院。此后,1891年美国基督教会在南京成立了基督书院。1894年美国教会长老会在南京成立了益智书院。这三所学校几经合并,最终在1910年成为了金陵大学堂,校名由当时的书法家,曾担任两江师范学堂监督的李瑞清先生题写,首任校长为美国人包文。金陵大学虽然是一所带有     

蒋介石与“一一·二二”惨案

1927年11月22日,蒋介石为东山再起,制造打倒西山会议派、搞垮中央特委会的藉口,唆使亲信陈果夫利用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学生搞街头政治。后游行队伍遭军警武力弹压,造成多人伤亡,即"一一·二二"惨案。蒋遂利用此惨案,将西山会议派逐出国民政府权力中枢,重掌大权。     

朱家骅与战时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改组(1940-1944)

抗战时期,国民党为实现"抗战建国"的任务,朱家骅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积极推进国民党的党务建设,尤其重视与日军反复拉锯的湖南省。朱家骅与时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湖南省政府主席薛岳广泛沟通,改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由组织部空降人选到湖南省党部担任执委,以平衡派系之争,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朱家骅遭遇了CC系等派系的攻击,不得不辞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湖南省党部再次改组,此前所派驻的执委被迫离开。由此可观,抗战时期国民党省市党部建设受到了派系冲突的严重制约,人事难以保持稳定。而一个没能强化组织建设与作风建设的执政党,注定了其不良命运。     

东南亚华文教育若干宏观问题的思考

关于华文学校的性质和类型问题当前东南亚的华文学校有以下几种：1．仍按以往华侨学校模式办学,。以华语为主要教学用语,当地语言仅作为一门课程教学,学校有办学自主一权,其性质可归为华侨学校者,仅有老挝的家都公学一所。近年来,台商在印尼、马来西亚和泰国开办四所教育子女的侨民学校,也属这一种。2．以华文为主要教学语言,兼校中华传统文化和当地文化,仍保持华文教育体系者有马来西亚的华文小学和华文独立中学。其中华文小学已接受政府津贴成为国民型小学。这类学校堪称真正的华文学校,但目前仅在马来西亚存在,从国家来说,是…     

全面抗战爆发前国民党的涉日危机应对：以《新生》周刊事件为中心

1935年华北事变期间,日本方面以上海发行的《新生》周刊所载《闲话皇帝》一文有“大不敬”文句为由,挑起事端,威逼中方接受种种无理要求。在持续一个多月的交涉过程中,不仅天津和上海地方当局疲于应对,相继接受日方的各项条件,国民政府外交部乃至国民党中央党部也成为日本驻华使领馆官员的直接交涉对象,最后以全盘接受日方要求并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代表公开多次道歉而收场。围绕《新生》周刊事件的对日交涉和结局表明,在日益严峻的民族存亡危机之下,国民党对日妥协让步政策必然导致误国害民的恶果,国民党中央决策体制也无法正常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