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民主政治的危机与民主信仰的重塑

以人民主权为基本原则、以公民广泛参与国家管理为基本特征的雅典民主政治,在公元前5世纪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使雅典成为希腊世界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但人民主权的发展,也使民主政治与法治之间的紧张凸显。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遭遇的败局,富有阶层对民主政治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反对,令民主政治遭遇严重挑战。公元前5世纪末民主政治重建后,通过实现公民和解、提升法律权威、整顿思想,成功重树了对民主政治的信仰,确保了公元前4世纪雅典民主政治的稳定。     

公元前4世纪雅典民众法庭的政治权力

1990年由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名为《希腊城邦·从荷马到亚历山大》的论文集,收入了哥本哈根大学古代史讲师莫根斯·赫尔曼·汉森的近作,题为《公元前4世纪雅典民众法庭的政治权力》。 文中指出,存在于许多现代社会中的司法独立,使得许多历史学家或明或暗地把古代雅典的民主与现代民主加以类比,并且断言,在古代雅典的民主制度中,政权属于公民大会,司法权则归于祛庭。对史料的进一步研究揭示了与这种看法不同的     

本期寄语

正本期"古代地中海文明"栏刊出两篇专题论文和两篇文献译注。陈超的《僭主想象与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政治》针对传统的将公元前5世纪雅典政治理解为寡头派和民主派之间斗争史的看法提出,由于雅典存在古风精英的反僭主传统,僭主才是该时期政治话语中民主制的死敌,僭主符号在雅典政治实践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吴桐与张强合作的《伊利昂反僭主法译注》是公元前三世纪初     

伪色诺芬《雅典政制》史料价值初探

伪色诺芬《雅典政制》作为公元前5世纪后期雅典的历史文献,对于研究雅典政治状况、原提洛同盟"盟邦"与雅典的关系以及探析民主政治的实质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作者主要从平民的权利、海上霸权两个方面论述雅典民主制保持完好的原因,评述"盟邦"主权遭到雅典侵夺的历史事实,从而证明雅典民主制乃是建立在全体雅典人对非雅典人剥削、奴役基础之上的。当政者所采取种种强化民主的措施,其目的都是为了维护雅典人的根本利益。     

评《古希腊民主制研究的历史考察》

古代希腊以雅典为代表的民主制度,作为一项伟大的政治试验,从其产生之日起,就引起了众多的争论.希罗多德认为平等是一件绝对好的事情;伯里克利把它作为理想的生活方式来歌颂;公元前4世纪的演说家认为它是唯一可以实行的政体.但从民主产生之日起,对它的反对也同时开始.据说希波战争时期,就有寡头分子试图颠覆雅典的民主政治.对古典时代诸如柏拉图之类的思想家来说,民主政治或者是煽动家和暴民的统治;或者是穷人对富人的压迫;或者是无政府状态.这样一份是非杂糅的遗产,自然让后世的人们在发掘古代民主的价值之时,会得出大相径庭的结论.罗马人、中世纪的欧洲人、近代以来的西方思想家、政治家和古典学家,出于这样那样的动机,都对古代民主制度发表过自己的看法,积累了丰富的成果.     

僭主想象与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政治

传统观点认为,公元前5世纪雅典人的政治话语中,寡头制是民主制的对立面和死敌,雅典政治史是寡头派和民主派之间的斗争史。然而,由于雅典的民主政治话语继承了古风时代精英的反僭主传统,在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政治话语中,僭主才是民主制的死敌。僭主符号在雅典人的话语渠道不断地流传与再造,演变出一系列关于僭主的想象,发展成具有影响力的政治话语,在雅典政治实践中发挥着巨大作用。     

弗罗洛夫论古代雅典民主的特点

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刊登的著名古希腊史专家弗罗洛夫的论文,题为《古代的民主(对一种历史现象的评价)》。该文对公元前6—4世纪雅典有过的民主政体的一些特点作了有趣的分析。 文中指出,自从著名英国古希腊史专家G·格罗特在1846—1856年出版的12卷本《希腊史》问世以来,在史学、政论和哲学著作中,都流行一种观点,即雅典的民主政体是古典古代所创建的完美的国家形式。在过了一百多年以后的今天,应该怎样     

公元前5世纪阿尔戈斯的民主政治

公元前5世纪阿尔戈斯的民主政治诞生于塞佩亚战役的惨败以及随后公民队伍成分变化的过程中。在民主政治体制下,阿尔戈斯的基本制度包括公民大会、议事会和官员。与雅典等比较,阿尔戈斯官员的任期只有半年,并且受到议事会和公民大会的制约,民主特征鲜明。然而,阿尔戈斯议事会和官员的相对强势,公民大会出席者成分的限制,使它的民主政治更接近亚里士多德所界定的温和类型,其民主程度与雅典民主政治有一定距离:一方面,民主政治时代的阿尔戈斯虽然是一流强国,但它很少在希腊世界扮演决定性角色;另一方面,在竞争激烈的希腊城邦世界,阿尔戈斯成功维持了政治独立,特别是能够在大约二百年中保持政治稳定,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其民主的制度设计。对阿尔戈斯民主政治的研究,不仅有助于理解古典时代阿尔戈斯和伯罗奔尼撒的历史,也会丰富古代希腊民主政治的图景,有利于打破希腊史研究中雅典与斯巴达中心的倾向。     

雅典民主政治新论

雅典民主政治新论黄洋近期有一种以中国古代的公卿执政制与雅典民主政制相比较的趋向。笔者以为等同二者的比较不妥。然而,本文的主旨不在讨论雅典民主政制同中国古代政制的比较,而在探讨雅典民主政治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目前学者的研究似仍停留在制度本身,而较少注...     

海军与斯巴达霸业兴衰

长期以来,学术界普遍认为古代斯巴达是一个农业国家,步兵是斯巴达主要的武装力量,也是斯巴达霸业的军事基础。事实上,海军也是斯巴达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希腊海军发展的早期,斯巴达海军至少与希腊半岛的其他城邦不相上下。最迟在公元前5世纪初就成为独立的军事力量,此后,斯巴达海军开始逐步落后于以雅典为代表的海上强国。但此后,在波斯的支持下斯巴达海军快速发展,取代雅典成为希腊世界的海军强国,斯巴达也借此在公元前5世纪后期、公元前4世纪前期成为整个希腊世界的霸主。斯巴达海军发展对其霸业的影响,斯巴达对海洋及海军认识方面的目光短浅,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与民众结盟——阿尔克迈翁家族与雅典民主的诞生

阿尔克迈翁家族是长期活跃于雅典政坛的一大显赫家族。该家族成员多次被流放但又都回到雅典重掌权力;曾与僭主竞争,又在僭主统治下任职;曾主持民主改革,又始终保持贵族理想。可以说,它的发展兴衰及其与其他家族的相互斗争深刻影响了古风时代的雅典政治。本文将回顾阿尔克迈翁家族在公元前6世纪的政治历程,以考量它对于雅典民主政治和公民意识形成的作用。意图指出阿尔克迈翁家族的相关斗争是民主诞生的原动力,而在贵族争夺过程中觉醒的公民意识,则逐渐具备更大的反作用力,两者共同促成了民主的诞生。     

古代雅典民主政治的确立和阶级斗争

对于古代雅典各种政治机构、制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学者们已作过多方面的研究,但是,雅典民主政治产生的原因以及阶级斗争对民主政治的形成有何影响这样的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注意。本文的目的侧重于探索雅典民主产生的根本原因和早期阶级社会阶级斗争的特点。由于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以及资料和学力的限制,笔者只是本着抛砖引玉的精神,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意见以就正于专家、学者。     

古代斯巴达的公民大会

公民大会是古代斯巴达重要的权力机构。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公民大会所拥有的权力与地位并不完全一样。大体上,斯巴达国家建立伊始,斯巴达公民大会已经产生。但直到公元前7世纪初,它一直是贵族统治的装饰物。在这之后,公民大会在斯巴达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与监察官一道构成古典时期斯巴达立法机制的核心,使得斯巴达政制成为特殊的民主政治。自公元前4世纪初,斯巴达公民大会逐步失去了政治意义,至公元前3世纪,完全退出了斯巴达政治舞台。     

《钱币法令》与雅典的经济霸权

公元前5世纪下半叶,雅典颁布了意在提洛同盟内建立统一的货币及度量衡体系的《钱币法令》。该法令的出台不仅是为建立统一的货币、度量衡体系,雅典也希望籍此加强对提洛同盟成员的控制,进一步巩固在同盟内的地位。对《钱币法令》的深入研究,有助于全面认识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对外经济政策。     

欧美学者对古希腊城市的研究简述

国内学者对于与古希腊城市相关联的城邦问题的研究大约始于20世纪中期.1957年,胡钟达先生在<历史教学>发表<雅典的民主政治及其阶级基础>一文,率先指出城市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对雅典城邦民主政制的决定性作用①,至20世纪80年代,在日知(林志纯)、刘家和、王敦书等前辈学者的努力下,中国世界古代史学界对希腊古代城邦史的研究不断深入.笔者据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统计,自1985年至2003年,国内学者发表的有关希腊古代历史的研究论文约300篇,其中近1/3的论题是研究希腊古代城邦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②,专门研究希腊古代城市的论文、论著则较少.③.     

古代雅典的民主与法治

古代雅典的民主与法治是人类早期历史上两颗璀璨夺目、交相辉映的明珠。雅典演说家艾索克拉底说过:“我们的法律是大众的利益,并且对于人道的生活具有重要的贡献。”本文拟就古代雅典民主政治与法治的关系作一初探,对于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也许会有一些有益的启示。     

《雅典谷物税法》译注

雅典于公元前4世纪初针对勒莫诺斯、因布洛斯、斯库洛斯三岛颁布的谷物税法,是由货币税而实物税的一次税法改制,目的是保障雅典的粮食供给,所得税款则用于城邦的军费支出。该税法对谷物的运输、存储、度量、出售以及监管等均有明确说明,是为解读公元前四世纪雅典经济及法律制度的重要史料。     

"美塞尼亚"问题研究

美塞尼亚地区对斯巴达的历史发展曾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在荷马时代之前,希腊历史上并没有关塞尼亚国家.在古风时期,斯巴达吞并提盖泰鸟斯山以西地区之后,美塞尼亚只是一个地理概念.公元前5世纪中期,雅典与斯巴达的争霸斗争全面展开,关塞尼亚问题成为雅典的削弱、肢解斯巴达的外交工具.公元前4世纪前期,底比斯打败斯巴达,它延续了雅典的政策,最终肢解了斯巴达,建立了美塞尼亚国家.西方学者提出的先有关塞尼亚民族和美塞尼亚国家,后被斯巴达征服,最后在底比斯的帮助下复国的理论是不成立的.     

古代民主政治和贵族政治的比较

在历史教学中,学生常提出如何对比古代民主政治和贵族政治这个问题,今就其主要之点谈谈个人的看法。不同的政治制度,对城邦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极不相同。无疑,民主政治对激发公民的爱国主义热情和政治责任感,对公民智力的发展会产生了巨大的作用。摩尔根曾经高度评价了雅典的民主制度,他说:“雅典在新的政治体制下勃然兴起,声威并著。由于民主制度的鼓舞,天才洋溢,智慧跃进,雅典人已上升到了人类历史上诸民族中最卓越的地位”。“迄今为止,在全人类中,雅典人按其人口比例而言     

提秀斯改革新论

发生在公元前13世纪中期的提秀斯改革与雅典氏族制度的解体和国家的产生、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关系。提秀斯大约是来自南希腊的一支希腊人的首领,在击败阿提卡原有居民的联合抵抗后,把当地贵族分子迁居雅典城,从而实现了阿提卡诸地方公社的初步“统一”或联合。针对泥沙俱下的“所有外来人”,提秀斯做了适当安排,从而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了因争夺土地所有权而必然引发的大规模激烈冲突。这样,一支数目较多、势力较强的外来人通过“改革”,以武力的方式强行定居雅典。此后,“外来人”比较顺利地加入雅典居民的社会组织,进而成为雅典公民,似乎逐步成为一种惯例,直至古典时代。这是雅典民主制产生和发展不可忽视的历史因素。提秀斯改革虽对阿提卡原有居民的社会组织产生过一定影响,使散居阿提卡的诸公社初步联合起来,但决不是地域关系取代血缘关系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更不是国家组织取代氏族部落组织过程中的决定性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