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以来利用出土文献研究上古音的新进展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利用出土文献研究上古音又取得了新的进展,研究材料有新的发现,研究方法有所创新,成果丰富。地下出土文献不但可以弥补传世文献的不足,而且还可以和传世文献互相印证。可以说,利用出土文献研究上古音,是为上古音的研究开启了另一扇"大门",必将成为今后研究上古音的主流。     

出土文献中的战国名将李牧

<正>说到战国时期的名将,大家一定会想起赵国的廉颇和李牧。这两位大将在当时和后代都很有名,古书合称"颇牧","颇牧"后来甚至成了名将的代称。他们的事迹,在传世文献中主要见于《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在出土文献特别是战国兵器铭文中,有时也能够见到一些与这两位名将有关的记载。据学者研究,廉颇的名字已经在战国兵器铭文中出现,原作"波"即"埶波",是"廉颇"的通假写法^[1]。此说业已得到学界公认^[2]。有学者认为,李牧的大名也已经见于战国时期的兵器铭文,原     

出土文献数字化整理简述

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为解决出土文献整理难题提供了全新机遇。短短的二十多年间,国内外利用计算机技术编制了大量的出土文献数字化资源。虽然数字化整理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仍有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亟须我们解决。     

出土石刻文献中新见唐人著述辑考

《全唐诗》及《补编》,《全唐文》《全唐文补遗》《全唐文补编》等专书,所涉文献至广,允称煌煌巨著,然远非唐人著述之全貌。近年来,新出土唐代墓志数量丰富,陇右地区唐代摩崖亦时有发现,已经刊布的部分唐代墓志中仍有一些学界未注意到的唐人著述信息。文章利用各种唐代石刻文献,考证出13位唐人著述,包括唱和诗集1部,别集4部,训诂著作5部,史部著作1部,政书2部,笔记小说1部;能考知题目的文5篇,诗3首,赋1篇,均不见于两《唐书》之《经籍》《艺文》二志记载,亦未见于后世编纂唐代诗文之各种选集;新见唐代作家1人。立足出土石刻文献补充史籍失载的内容,为学界今后编纂唐人著述全编贡献微薄之力。     

据出土战国楚简文献校读《鹖冠子》

近年来,楚简文献研究成果日益丰硕,可借之以校读经秦汉人转写整理过的传世楚国古书。根据楚简校读战国时楚人所著《鹖冠子》,发现有些字形为楚文字中特有,秦汉时期的人整理时误认,例如误“斩”为“轸”、误“■”为“顺”等;有些字根据楚简文献所反映出的楚人用字习惯可作出更为妥帖的破读,如将篇名“著希”读为“书希”、将“随君”读为“惰君”等。这可以体现出土战国楚简对校读传世文献特别是楚国古书的重要价值。     

出土文献与《续汉书·郡国志》郡县名称校勘札记

《续汉志》郡县名称的书写存在一定的讹误现象。在结合传世文献的基础上,依据目前已经刊布的东汉时期的印章、封泥、金文、石刻、砖文等出土文献,可以对河东郡蒲坂、右扶风渝麋、汝南郡汝阴和汝阳、汝南郡定颍、梁国榖熟、魏郡黎阳、泰山郡梁甫、济北国茌平、丹阳郡、安定郡乌枝等地名进行校订勘误,从而呈现一份更为精准可靠的《续汉志》文本。     

敦煌文献语词与汉语史研究

敦煌文献和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大量俗语词,从这些俗语词中可以发现许多传世文献不载的新词新义,这是从事敦煌吐鲁番文献语词研究的主要目标.此外,敦煌吐鲁番文献俗语词还可以帮助我们理清词义发展脉络、丰富古书通假材料,并可以佐证前代语言学家成说,这在汉语史研究中同样具有极大的价值.本文即考释了四组敦煌吐鲁番俗语词,并从中揭示出其丰富的汉语史价值.     

近代出土档案文献的社会价值

出土档案文献,不仅为学者研究古代社会生活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而且也宣示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不单具有史学的价值,同时也具有文字学等方面的价值。出土档案文献是档案中的瑰宝奇葩。     

以出土文献为据再论召公不是文王之子——兼与张懋镕商榷青铜器上的“日名”与“族徽”问题

学术界的传统观点认为召公是文王之子,与周公为兄弟。但是,研究周代历史比较可靠的传世文献,不能为召公为文王之子提供可靠的文字依据;出土的有关召公家族的青铜器上所见"日名"与"族徽"符号,表明召公家族属于殷商文化圈而非姬周文化圈;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综合证明,召公在周初分封赏赐活动中,被排除在宝物赏赐之列。综合权衡,召公不是文王之子,其真实身份应当是周初开国之异族功臣。     

出土先秦两汉文献中的避讳材料述论——兼论避讳的起源问题

甲骨文、金文、简帛等出土先秦两汉文献里有一些反映避讳心理和人名避讳的材料,它们可以用来进行文史考证。但由于秦汉时期避讳不严、传抄等原因,在利用避讳字考证时还需其他相关材料印证,进而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以确证。如果找不到其他材料验证、仅有避讳字材料时,也可"大胆立论,慢慢求证"。即使不严整的"此避彼不避"之文字避讳,对文本断代也有价值。分析出土文献中的避讳材料,结合传世文献,我们认为,俗讳(畏惧、憎恶、迷信心理形成的避讳)起源于原始社会时期,敬讳(礼制、政治原因形成的避讳)萌芽于殷商,形成于西周,风行于秦汉及其以降。     

从韩国文献看15～16世纪中韩两国的瓷器交流

前言在陶瓷史的研究中,除了考古学的实证资料以外,古代文献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参考资料。通过阅读古代文献,再根据传世品和发掘出土的实物资料,我们可以对一些疑难问题进行推测,比如当时陶瓷工艺的用料、流传等问题。在韩国文献中,关于十五世纪至十六世纪中国明代陶瓷的记载并不是很多,所以《朝鲜王朝实录》(即中日习称的《李朝实录》)与《慵斋丛话》与中国瓷器有关的记载便成为极为重要的文献。本文即通过这些记载来探讨两国朝贡贸易瓷器的情况及禁止在朝鲜境内使用中国     

出土简牍法律文献的定名、性质与类别

百年来出土、发现的出土简牍法律文献,数量众多,类别丰富,因而从文献学、法律史学的视角辨析其定名、性质、类别的必要性毋庸赘言。就定名而言,律令类简牍或可不从"文书"之类,而当归入书籍并作为独立门类。就性质而言,应辨析墓葬出土法律文献抄本与原本的关系,追问"为何抄写"、"如何抄写",将有助于对文献的产生、性质、流播的判断。简牍法律文献的大致类别,有律、令、课程品式、法律解释、案例汇编、散见案件、司法档案、司法文书及官箴吏训。类别之明,可透视当时法律文献的生成途径。     

出土文献数字化建设现状研究

出土文献的数字化在推动出土文献的保护、研究和传播方面都有重要意义。当前出土文献数字化资源建设在重大项目的推进、多主体开发格局的形成、综合性及专题性数据库建设等方面都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但还存在数据库资源重复建设、数据库不能相互兼容以及推介共享不足的问题,需要针对不同问题不断改进提升。     

评《出土文献与早期道教》

<正>自许地山等人首倡现代学术意义上的"道教史"研究以来,巫觋方术、求仙信仰始终是探索早期道教的重要内容。然而,囿于材料的限制,早期道史研究只能关注《太平经》、《老子想尔注》等少量传世道教文献。这种尴尬的局面,长期未能得到改善。可喜的是,利用出土文献、考古材料对早期道教进行研究,近年来日益受到海内外学界的重视,相关成果亦不断涌现。姜守诚《出土文献与早期道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就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一部专著。     

出土文献所见秦南郡属县三题

本文结合出土秦简与传世文献对秦南郡属县进行考察,分析认为当阳、邔、鄀在秦代末年降级为乡,并推论北京大学藏秦水陆里程简的断代应在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以后。本文研究认为高成、西陵不应列入秦代南郡属县,西陵在秦代应归南阳郡管辖。本文还对左云梦、右云梦进行了分析,认为它们只是苑囿之名,并不是南郡下辖的县名。     

略论中国古典文献对中国民族学发展的贡献

古典文献一直都是古今中外人们所珍视的宝贵文化财富。中国素以文献名邦著称于世,其所拥有的极其丰富的传世和出土文献,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民族学尤其注重中国民族史和56个民族族别史的研究,因此借助于中国古典文献尤为重要。中国古典文献对民族学界澄清关于中华民族起源和汉族源流具有重要作用,对我国民族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献。     

试论江南明墓出土折扇

针对明代江南地区浇浆墓时常出土折扇的现象,本文结合墓葬考古发现和相关文献,将出土折扇和传世折扇以及同时期日本的折扇进行了初步的比较分析,指出明人仿制的折扇既继承了日本折扇的一些传统,同时又有自身的特色.墓葬随葬折扇的现象与明代中晚期江南地区士绅们艺术化生活的风尚密切相关.     

清人所编清代骈文总集的文献价值与文学批评意义CSSCI

清乾隆至光绪年间出现多种以清代骈文为辑录对象的骈文总集,这些骈文总集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与文学批评意义。从文献价值来讲,一是保存了没有文集传世作者的骈文作品;二是保存了作家传世文集之外的骈文作品;三是在文本校勘方面具有一定价值。文学批评方面,一是与乾嘉骈文尊体思潮相呼应,编选者表达了推尊骈文文体地位的态度;二是提出了符合儒家正统文艺思想要求的骈文创作原则与审美标准;三是对清当代骈文创作进行了总结与评论,包括对清代骈文创作的总体肯定,对清初骈文作家的指摘,对清代骈文风格的评论等。     

敦煌文献与一般文献所见婚仪文学的异同

敦煌文献中存有大量丰富的关于婚仪文学的资料,这些资料与一般传世文献中所记载的婚仪资料有所不同．但其中也多有相同之处。本文从障车词、催妆诗、却扇诗、呪愿文等几方面对敦煌文献中记载的婚仪诗文与一般传世文献中记载的婚仪资料做了详细对比,认为敦煌文献所记载的婚仪文学有自己的特点,是研究古代婚仪的重要资料。     

从出土文献看城旦舂刑名的适用范围

城旦舂作为一种刑罚主要存在于秦汉时期,史书中关于城旦舂刑名的适用范围语焉不详.根据出土文献可以看出,秦汉时期城旦舂的刑名适用范围是非常广泛的,既有与国家政治紧密相连的犯罪行为被处以此项刑罚,也有普通的社会犯罪行为被处以此项刑罚.城旦舂的刑事法律逐步趋于严格化和细密化,表明封建时代的法律体制的框架已经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