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感知视角下居民支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以喀纳斯图瓦村落为例

为揭示民族旅游地居民支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和形成机制,本文整合社会交换理论和韦伯的合理性理论,构建了社区增权、居民公平感知以及旅游可持续发展支持关系的概念模型.以新疆喀纳斯社区的3个民族村落居民为研究对象,采用系统抽样方法收集363份问卷,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数据分析.结果表明:社区增权正向影响公平感知和可持续发展支持,社区增权是实现旅游公平和可持续性的有效途径;公平感知在社区增权和可持续发展支持间起中介作用,公平法则是居民参与旅游交换的内在机制;公平感知正向影响居民可持续发展支持.研究发展了居民感知和态度的理论框架,为实现民族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益指导.     

社区归属感对乡村旅游地居民社区参与的影响——以浙江安吉为例

乡村旅游地居民是社区参与的主体,社区参与是乡村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目前社区归属感对乡村旅游地居民社区参与的影响机制和路径研究较为薄弱。基于文献回顾,引入旅游获益中介变量,构建乡村旅游地居民的社区归属感——社区参与结构方程模型。以浙江安吉为例,通过实地问卷调查采集数据,探讨社区归属感对社区参与的影响机制及路径。研究表明：乡村旅游地居民社区归属感对旅游获益和社区参与均有显著正向影响,旅游获益是社区归属感影响社区参与的中介变量;社区归属感对社区参与既有直接效应又有间接效应,其直接效应（0．48）远远高于通过中介变量旅游获益对社区参与的间接效应（0．55×0．27）;旅游地居民对个人职业与旅游业的关系的重视程度要高于家庭成员职业与旅游业的关系。最后提出了促进乡村旅游发展的若干建议和研究不足。     

古村落旅游社会文化影响:居民感知、态度与行为的关系——以广西龙脊平安寨为例

以龙脊平安寨为例,从居民感知的视角,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对古村落的旅游社会文化影响进行研究,探讨居民主体因素与旅游社会文化影响感知、社区发展满意度及行为倾向之间的关系。主要结论:(1)居民文化认同感越强,对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的正向或负向感知越强。(2)居民的旅游参与程度越高,对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的正面感知越强。(3)居民对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的正向或负向感知越强烈,对社区发展的肯定或否定评价越强。(4)居民对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的正向或负向感知越强烈,其支持或反对旅游开发的行为倾向越明显。研究还对旅游开发中古村落的社会文化传承和发展提出建议。     

社会资本视角下社区参与旅游研究——以迁移型村落司马台新村为例

社会资本有利于强化居民的社区认同,是影响居民社区参与旅游的重要因素,以往社区参与旅游发展较少关注社会资本的作用。本文以北京市密云区司马台新村为例结合司马台新村搬迁的历史背景,基于社会资本理论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索社会资本与社区参与之间的关系,以阐释居民参与旅游行为的动力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资本中的社区信任资本、规范资本和网络资本均正向影响居民的社区参与,需要大力培育。     

旅游凝视视角下城市边缘型社区居民—游客价值共创研究

旅游凝视视角下居民—游客价值共创行为尚未得到学界的实证检验。基于旅游凝视理论,本研究构建了旅游者凝视、东道主凝视、地方依恋、感知价值和居民—游客价值共创行为的影响模型,并在泉州浔埔社区展开问卷调查。研究表明：①旅游者凝视正向影响东道主凝视;②旅游者凝视和东道主凝视正向影响居民—游客价值共创行为;③地方依恋在旅游凝视对居民—游客价值共创行为的影响关系间具有中介作用,感知价值正向调节了旅游凝视对居民—游客价值共创行为的影响。本研究拓展了旅游凝视理论,揭示了旅游凝视对居民—游客价值共创行为的影响机制。     

乡村旅游地居民相对剥夺感的前因和后果研究：基于个体心理学视角

旅游开发给乡村旅游地带来了深刻影响,作为东道主的当地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情感和行为直接关系到旅游业的长远发展。文章从个体心理角度,通过对婺源340位居民进行问卷调查,考察了内归因对积极应对行为的影响,并探讨了相对剥夺感的中介效应和自我效能感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①内归因对积极应对行为有正向影响;②相对剥夺感在内归因与积极应对行为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③自我效能感负向调节了相对剥夺感和积极应对行为的关系,即对于自我效能感高的居民,其相对剥夺感对积极应对行为的负向影响会被削弱。研究结果不仅从理论上丰富了归因方式、相对剥夺感、应对行为的关系研究,也为乡村旅游地社区治理提供了建议。     

断石村社区旅游:契约主导型社区参与及其增权意义

以广东丹霞山断石村为例,通过田野调查分析旅游发展成熟阶段,非少数民族、景区依附型乡村社区旅游参与模式及其增权途径。研究发现,断石村在依靠丹霞山景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历程中,自下而上地自主构建了基于契约平等观的民主村治制度、土地征租制度和利益分配制度,并基于契约信守观自主执行了这些制度,有效的控制和化解了外部干预和内部冲突,确保了村民真正参与到旅游决策、管理、经营和利益分配等各个环节,基本实现了政治、经济、心理和社会增权,为我国社区旅游实践提供了一种具有典型意义的"契约主导型社区增权模式"。研究指出,断石村自我增权是嵌入于社区外部的和内部的双重制度环境下的行动结果,如何改革和完善现有制度以强化制度的强制性和制裁性,构建旨在促进社会增权的新制度,是其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     

世界遗产申报对居民地方感的影响——以湖南崀山为例

地方感已成为旅游研究的新热点,国内外关于旅游者、旅游地居民的地方感实证研究不断涌现,但关于重大外部事件对居民地方感的影响研究较少.本文以湖南崀山为例,通过设计量表以测量世界遗产申报作为外部事件对社区居民地方感的影响,通过发放问卷和访谈等方式进行实地调研.研究发现,世界遗产申报使居民对崀山有了全新认识,并对地方认同、地方依赖、自然环境感知和社会文化感知等4个方面产生了较大影响.虽然不同利益群体的居民对待申遗和旅游业的态度不同,但总体上世界遗产申报强化了居民的地方感,提高了其对当地旅游发展的期望和支持度.     

居民参与旅游价值共创的影响机制研究——以河南省5A级风景区为例

居民是旅游价值链中价值共创的重要参与者。本文以旅游地居民为研究对象,运用价值共创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构建居民参与价值共创的前因影响要素、过程及结果之间内在影响机理的理论模型,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居民感知经济效益、感知社会文化效益对生活满意度和价值共创均具有正向显著影响;居民参与度对居民支持度具有正向显著影响;生活满意度和居民支持度对参与价值共创均具有正向显著影响;生活满意度对居民支持度有正向显著影响。希望本文对提高景区核心竞争力,充分发挥当地居民在旅游产业发展中的参与优势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社区居民对景区开发企业社会责任的感知——基于地方依恋的视角

旅游景区开发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与行为是影响遗产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而社区居民对景区开发企业社会责任的感知直接影响旅游地企业与社区的关系。本文通过对世界自然遗产地武陵源社区居民的调查研究,分析社区居民地方依恋、遗产价值认知与他们对景区开发企业社会责任感知的关系,研究发现:①社区居民认为景区开发企业应对股东、游客、员工、遗产和政府承担责任,特别是要对周边环境与社区居民负责;②地方依恋感和遗产价值认知较强的居民对景区开发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着更高的预期;③地方依恋通过加强居民的遗产价值认知深化其对景区开发企业应承担社会责任的感知。     

历史文化保护区旅游开发的社区参与模式研究

近些年来,为了充分利用资源发展区域经济和满足社会的旅游需求,历史文化保护区(尤其是古城镇、古村落等)纷纷进行旅游开发,演化成旅游社区。社区居民以资产、人力资源、社区文化等不同的社区参与要素参与历史文化保护区的旅游开发,获得不同利益,形成三种不同的社区参与模式。论文在对三种参与模式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当前历史文化保护区社区参与旅游开发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思考并探讨其解决的途径,提出应激励投入增大总效用、认定和提高社区居民的分利能力以及构建"社区参与"的利益保障机制等。     

农业文化遗产地社区居民旅游影响感知与态度——哈尼梯田的生计影响探讨

探讨了农业文化遗产地旅游影响的构成及度量方法,并以红河哈尼梯田为例开展了旅游影响感知和居民态度的实证研究。研究表明,旅游对传统农业生计的影响着实存在,居民感知强烈,并且居民在生计方面的影响感知对其遗产保护态度（包括维持传统农业生产）、旅游发展态度具有显著后向影响,而经济、社会文化影响感知对旅游发展态度具有显著作用。未来旅游实践中需充分重视对传统农业生计的影响,积极发挥旅游在保障传统生计、提升生计输出等方面的正向作用,通过构建“观光权”入股等模式,关联居民生计与旅游发展。     

基于社区能力的旅游小企业成长机制研究——以宏村为例

社区能力强调发展的内源性,旅游小企业嵌入在旅游地中,具有明显的内源性成长特征。本文以宏村旅游小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扎根理论进行编码分析。研究发现：民居房屋、传统技能和地方文化等社区原始资源是旅游小企业成长的基础;同行引导、邻里支持和知识获取等社区主动参与方式促进小企业加速成长;企业主开展的企业合作和景区宣传等社区集体行动助推企业持续成长;企业家精神作为社区发展动力存在于企业成长的全过程,引导着社区资源、社区参与和集体行动等各环节作用的发挥。研究进一步发现,旅游小企业成长和社区能力建设具有循环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有利于社区能力的培育和旅游小企业在目的地的集聚成长。     

游客亲环境行为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基于情感与认知的双重视角

现有游客亲环境行为驱动因素研究大多从游客认知层面进行,鲜有对情感层面的探究,尚未明确情感因素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价值与机理,导致对游客亲环境行为的解释和预测力度有限.为解析认知、情感因素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机理,本研究以江西省婺源县6个景区为典型案例地,结合现场与线上调研,引入心理契约和自然共情概念,尝试构建"情感—认知"...     

社区参与和旅游社区一体化研究

社区参与被视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和环节,但由于社区参与在实施过程中受到社区经济发展水平、体制、政策、居民价值观念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制约了社区参与的程度和效果。本文从这一角度出发,对社区一体化思想理念的形成、内涵、思想构架和制约因素进行了深入阐述,旨在为我国社区参与的有效实施和社区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制度嵌入性与民族旅游社区参与——基于对泸沽湖民族旅游社区的案例研究

本文运用新经济社会学所创立的“制度嵌入性”分析框架,对泸沽湖民族旅游社区两个典型的社区参与制度——即“家屋制度”与“人头制度”是如何嵌入具体的社会情境中从而发挥预期作用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影响社区参与制度的构建;行动主体通过社会网络开展社会交往,构建并维系社区参与制度;行动主体在制度构建中体现出较强的能动性;社会网络受制于制度背景,两个社区构建出的社区参与制度有所差异.鉴于上述发现,本文提出了从借用社区的非正式制度、重视既有的社会网络、推动民族旅游社区的精英治理、发挥行动主体的积极性等4个方面更好地构建社区参与制度.     

旅游社区治理多主体共生模式研究——基于青海省两个典型社区实例

旅游社区治理与多元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密切相关,多元主体和谐共生是旅游社区治理的关键所在。本文基于共生理论,选择青海省两个典型社区为案例地,将当地政府、社区居民、游客和旅游相关企业作为研究对象,从定量评估的角度分析了不同主体之间的共生关系和模式,通过构建不同主体之间的理论模式,力求把旅游社区治理主体间的关系研究从"消极或积极"的态度研究转向各主体"共赢关系"的格局研究视角。研究结果显示：不同旅游社区治理主体之间：①均存在正向共生关系;②相互影响程度是有差异的;③共生关联的紧密程度有别;④不同旅游社区的政府、居民、企业和游客等共生主体相互之间均属于正向共生模式。其中,湟中县塔尔寺景区为核心的旅游社区是CRGT非对称互惠共生模式;互助土族故土园景区为核心的旅游社区是RGCT对称互惠共生模式。     

社区参与和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在旅游业迅猛发展的同时,旅游地问题日益突出,促使人们重视旅游与社区关系问题的研究,从社区的角度思考和寻求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可行途径。目前,我国旅游学界对社区参与的研究方兴未艾,但仍然缺乏社区参与的历史演化进程的纵向分析和归纳研究。本文通过分析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个别参与、组织参与、大众参与和全面参与,并描述了"近S形"的总体发展曲线;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为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防止旅游地衰落和旅游地社区解体,社区应该全面参与到旅游业发展过程;当前,社区参与需要在旅游规划、旅游地环境保护、旅游地社区文化维护等三个方面得到加强。     

旅游地农户生计资本与社区可持续生计发展研究——以秦巴山区安康一区三县为例

在DFID可持续生计框架下,构建旅游地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模型,测度其生计资本规模及结构变化,并分析乡村旅游社区发展对农户生计资本变化趋向的影响。研究发现：①秦巴山区乡村旅游地农户生计资本得到整体提升,农户生计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②乡村旅游影响下的农户金融资本、物资资本、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本均得到提升,社会资本则处于相对较低水平;通过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社区居民的旅游获利程度、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程度、社区旅游发展基础条件等对农户资本趋向好转与优化具有正向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