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信息服务业发展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中国191个城市的空间横截面数据分析

采用空间统计和空间计量经济学原理和方法对2005-2010年间中国191个城市信息服务业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城市信息化水平和人力资本对信息服务业的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对外开放水平对信息服务业的发展影响不明显;城市间的产业关联对信息服务业发展没有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表明城市间物质层面的相互交换并没有对信息服务业的发展产生应有的正效应,而相反城市间的信息流动和知识溢出对信息服务业的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长江三角洲城市一日游的旅游经济空间联系测度与分析

本文通过计算长江三角洲中心城市的中心职能强度,对长三角中心城市进行等级划分,在此基础上,借助修正后的旅游经济联系强度、旅游经济隶属度及旅游吸引范围模型,测度城市间旅游经济的联系强度、隶属度及城市旅游控制范围,同时建立城市旅游经济联系的空间模型并分析长三角中心城市旅游经济联系的方向以及旅游系统空间结构等级层次性特征。结果表明:长三角中心城市旅游经济联系度不断增强,并逐渐向区域旅游经济一体化方向进展,同时区域内部城市旅游经济差异显著,且表现为随着旅游城市等级规模的变化呈现出正相关的旅游经济随之匹配,并在旅游经济的空间联系上按照一定的轴线发生关系,这种轴线在地理空间上表现为"沿线"并且这种联系的规律性在空间上总的方向表现为随城市距离增加而逐级递减规律。基于以上分析,最后针对城市间的旅游经济空间联系对长三角旅游系统空间结构影响加以论述,以此为提升长三角城市一日游的旅游经济活动效率,加快实现长三角旅游经济一体化进程,提供一定理论与现实的依据参考。     

高铁对中国城市可达性和区域经济空间格局的影响

从沿线城市加权平均旅行时间和中心城市“小时经济圈”两个维度分析高铁开通对中国城市可达性的影响,利用引力模型、区位优势潜力模型、Moran指数等研究高铁开通对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影响。研究表明：高铁开通显著改善了沿线城市日常可达性;高铁开通后33个沿线城市对中国261个地级市的“加权平均旅行时间”均值降低;东中西三大区域的城市交通发展不平衡性有小幅度改善;北京、武汉“小时经济圈”呈“面状蔓延”模式,上海、广州、西安的“小时经济圈”呈“轴线扩展”模式。高铁开通显著影响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沿线城市可达性水平提高,城市间经济联系更加密切,二线城市间经济联系强度增长率最高;长三角城市群区位优势最突出,长江中游城市群潜力巨大;高铁带来的扩散效应增强。最后,本文就依托高铁建设推动中国区域经济健康发展展开了进一步的讨论。     

昆明对周边城市外联经济量与地缘经济关系匹配研究

由于昆明市特殊的地理位置,对其与周边城市经济关联研究具有独特的意义。本文应用修正后的外联经济量与地缘经济关系模型,对昆明与国内外周边主要城市之间的经济进行匹配分析,划分出"经济联系-地缘经济关系"类型。结果表明,该市与曲靖、玉溪等滇中城市为强联系;从地缘经济关系上看,昆明与其他城市的明显互补型和竞争型关系存在较多的不确定性;对东南亚国家来说,和泰国、越南的联系强度大于老挝和缅甸。因此,依据匹配关系,昆明市经济发展应充分利用本地优势资源和未来巨大的可塑的城市合作空间,加强区域沟通,助力我国全方位开放新格局的形成。     

多样性、创造力与城市增长

是经济多样性或是产业专业化更有利于技术创新和城市增长是近几年来学界争论的问题。传统的研究方法,多利用经济分类(包括标准产业分类和专利分类)数据来探究产业构成与知识溢出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但这种方法并不能清晰地说明不同环境下知识溢出的具体过程,从而对有关争论无法给出令人信服的结论。本文通过比较人造事物与自然生物的演化差异,发现人类创造力的特性与技术创新的本质在于把现有的、以前不相关的资源或技术进行有效的组合。虽然专业化城市在特定城市体系中也能够促进技术创新及经济增长,但从单体城市的层面看,产业多样性较专业化不仅有利于各种不相关的事物的组合,而且还能提供创新者所需的企业家精神氛围和更大的集聚经济,因此更利于城市的长期增长。     

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资源诅咒效应及传导机制研究

通过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利用东北地区23个资源型地级城市1999-2012年的数据,分析了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资源诅咒效应的存在性与主要传导机制。结论显示东北地区资源型城市存在资源诅咒效应;物质资本投资对经济发展起到最为明显的促进作用,制造业投入和教育业投入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作用不够显著。城市开放程度与经济发展之间呈现负相关关系,而城市类型与经济发展不存在明显相关关系。传导机制方面,资源诅咒效应主要通过抑制制造业发展、物质资本投入和教育业投入来阻碍经济增长,其中对制造业的负面影响是主要传导因素。煤炭和石油型城市体现出较为明显的人力资本挤出,而其他类城市传导机制作用则比较平均。     

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城市旅游经济联系的演变与思考——以南京都市圈为例

一体化是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文化融合的必然趋势,一体化具有多种空间结构形式,对区域内城市间旅游经济关系产生重要影响。都市圈是推进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有效载体,文章以南京都市圈为例,对都市圈城市旅游规模体系进行了纵向和横向的比较分析,揭示城市旅游经济格局的总体特征。从交通通达性指数和旅游者结构的角度对传统引力模型进行修正,测度2006-2010年城市间旅游经济联系度的演变情况,呈现出旅游经济联系量的区域差异明显、交通的作用逐渐增强、"沿线"式距离衰减规律以及区域旅游协作方式相对固化等特征。在此基础上,提出密切都市圈城市旅游经济联系的对策思考,为推进都市圈旅游一体化发展提供借鉴。     

城市群网络化联系研究——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城市群网络化是城乡之间多种物质的动态流的最高表现形式,也是城市群形成发展过程中理想的城市化模式。本文根据城市流强度值确定长株潭城市群三级网络节点,构建城市网络联系模型来确定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网络联系,从而构建长株潭城市群网络的基本形式。研究表明,长株潭城市群处于单核心集聚的城市群演化初级阶段的特征,与发展成为功能互补、水平联系和交互增长的网络城市差距很大,必须通过调整网络各节点产业结构、加强交通运输网络建设、发展信息网络化、建立政府合作新机制等措施增强城市网络联系,加快长株潭城市群网络化发展。     

京津冀地区城市间行业工资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2005-2012年京津冀各城市工资及其它社会经济数据,探讨了市场潜能、产业集聚、人力资本、制度改革等因素对城市间各行业工资差异的影响。结果表明：①市场潜能对各行业工资水平的增长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②除消费性服务业外,各类产业集聚对地区平均工资水平的提高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制造业集聚带来的拥挤效应也已开始体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够带动公共性服务业工资的提升,而公共性服务业缺乏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反哺;产业集聚对消费性服务业工资缺乏带动作用。③在控制变量方面,交通基础设施对工资水平的带动作用逐渐弱化;科技投入、人力资本对服务业工资水平的带动作用较高,而对制造业影响较弱;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对工资水平的带动作用仍未体现;政府市场干预能力的提高仅带动了公共性服务业工资的提升,而外向度的提升则仅对公共性服务业缺乏带动作用。     

云南省旅游驱动型城市旅游产业与城镇化耦合协调驱动因素分析北大核心CSSCI

城镇化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旅游是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旅游与城镇化协调发展有助于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文章基于2009-2018年云南省旅游驱动型城市的相关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研究驱动旅游产业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的因素。结果表明:云南省12个旅游驱动型城市的旅游产业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属于中高度协调水平且具有空间自相关性,消费能力、产业结构、交通条件、政府能力、区位条件、文化资源禀赋对本州市旅游产业与城镇化耦合协调水平具有显著的直接促进作用,消费能力、资本投入、对外开放程度、区位条件、政府能力也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但各因素的空间影响程度不同。因此,促进旅游产业发展,并与城镇化耦合协调应该注重驱动因素的差异化作用。     

基于演化理论的我国城市合作机理研究

全球化和区域竞争引发了广泛的城市合作实践。城市合作是特定地域空间中城市共生演化的动态过程,城市合作的形成与发展,是多种行为主体在多种环境因素和历史因素作用下互动博弈的结果。以新近兴起的演化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地理学为基础,建构了一个城市合作研究的演化分析框架,探讨了城市合作的本质和内容,分析了我国城市合作模式的类别、演化过程和不同模式的有效性。城市合作的本质在于追求包括分享、匹配和学习三大效应的更高层级的集聚经济,演化理论可以为研究城市群的演化过程,探索适合我国国情和区域发展实际的城市合作模式。     

淮海经济区城市空间影响范围与城市经济区划分

运用因子分析法求取淮海经济区20个地级市的综合实力指数及等级划分。根据城市综合实力指数和等级划分,选取4个一级城市作为中心城市,然后运用断裂点公式计算中心城市与邻近城市的空间影响距离。再根据空间影响距离划分各中心城市经济影响区范围。最后以城市经济影响区为基础,综合考虑各城市的区域特征、发展潜力、现有经济规划、历史习惯和人文特征,确定城市经济区界限。研究淮海经济区城市经济区形成和划分的目的是指明各城市在整个区域内劳动地域分工中的地位,了解城市经济发展现状和主要特点。     

高速铁路对中国城市产业结构的影响研究

交通是影响城市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高铁作为一种新型交通工具必将对城市产业发展产生影响。修正市场潜力模型分析高铁对中国城市产业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①总体上,高铁提升了城市服务业的比重,降低了城市制造业的比重;制造业型城市和服务业型城市的服务业比重都得到提升,制造业比重都下降;从单个城市来看,高铁提升了大多数制造业型城市和大多数服务业型城市服务业的比重。②对于制造业型城市的产业结构升级,高铁主要促进该类城市一般服务业比重的提升;对于服务业型城市的产业结构强化,高铁主要促进这些城市高端服务业比重的提升。③高铁的开通增强了中心城市的溢出效应,促进了中心城市及其周边城市的产业结构升级。     

城市企业主义视角下的中国城市增长机制研究

我国城市发展自本世纪以来呈现出加快发展的趋势。然而,这一进程尚不均衡和协调。本文通过城市企业主义这一视角,分析中国城市实现空间与经济迅速增长的机制及其所面临的问题。文章首先考察了2001-2009年间的公共财政结构,揭示出中国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并对其背后的制度原因进行了分析,以体现出城市企业主义是如何受到高度集中的行政考评体系和分税制这一转型期财政体制的影响。文章接着对地方政府为实现其城市企业主义战略而采用的土地驱动型发展模式进行了研究,最后提出了中国城市发展亟待转型的呼吁。     

东部地区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比较研究

以东部地区城市特色比较明显的6个城市的问卷调查为基础,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构建了衡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指标体系,通过主成分分析对6个城市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程度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6个城市流动人口融入程度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环渤海的青岛和沈阳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程度最高,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东莞和长三角的温州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程度最低,介于两者之间的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无锡和京津冀地区的北京。总体而言,北方城市流动人口的融入程度总体上要高于南方城市。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程度的差异反映了城市特色或性质的不同。城市规模、城市所在区域的文化特色、城市经济特征、流动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都是影响城市融入的重要因素。对于南北方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差异,方言具有很大的影响,推广普通话有利于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     

城市空间结构增长原理

城市空间结构是城市地理学、城市规划学的核心研究内容之一。城市结构增长作为一个十分复杂的空间现象,而一直引起各方面学者的关注。本文基于对西方各学派相关研究方法及成果的系统考察,从结构增长、空间组织、增长过程三个方面,以若干具体的原理,对城市空间结构增长进行了全面、深入地阐释,研究了新经济环境、技术要素的相关影响,揭示了城市空间结构演化是建构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空间过程这一基本原理。本文对城市空间结构研究进行了丰富与完善。     

制度变迁与中国城市的发展及空间结构的历史演变

我国的城市发展水平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偏离,说明对城市发展及其空间结构演变分析不能仅局限在物质经济领域,需要我们寻求影响城市发展及其空间结构变化的新因素一制度因素,把制度作为影响城市发展及其空间结构的一个主要的变量,来对此加以解释。为此,本首先构建了“制度变迁一城市发展变化”的理论框架,然后用该理论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来检验1949-1998年间制度变迁对城市发展及其空间结构的影响。与西方国家的以市场经济为主要动力驱动型的城市发展模式不同,中国城市的发展及其空间结构的演变在很大程度上是制度变迁而诱致的结果。但不同的制度对城市数量增长、组织体系及空间布局和对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作用力度又不尽相同。改革开放后,由于制度变迁带来的激励作用,中国城市获得了快速发展,城市空间结构快速变化。但与此同时,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水平与相同发展条件下的世界城市化水平的差距却在拉大。而且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影响城市增长及空间结构的演变力量的因素越来越趋于分散化,制度变迁对城市发展所带来的激励作用正在弱化。为适应新世纪我国城市发展的战略目标,需要进行体制创新,为中国城市的发展及其空间结构的演变提供新的制度支持。     

高速铁路对湖南城市群可达性的影响

引入可达性的概念,以现阶段与预期2030年的湖南城市群综合铁路网数据为基础,选取加权平均旅行时间、经济潜力和日常可达性3个度量指标,比较分析了高速铁路的发展对湖南城市群城际间8城市可达性的影响。结果表明:高速铁路大大缩短了城际之间的时空距离,将全面提升湖南区域可达性水平,促进区域均衡化空间结构的形成;另一方面,尽管高速铁路将推动多中心空间结构的形成,但对湖南城市可达性水平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可分为两个层级,各城市在新的交通格局下应抓住机遇,探寻符合自身特点的发展道路。     

城市系统演化的复杂性研究

城市演化是由复杂多样的动力和主体推动的,受全球、国家和地方尺度的多重影响,表现出复杂的演化规律和特征。笔者认为城市系统演化模式与过程的研究需要发展一个基于复杂性理论的跨学科的分析框架。本文首先提出一个城市系统演化的概念模型,然后运用层次理论分析了城市系统演化的复杂相互作用,论述了城市系统演化的组成异质性、时空复杂性、决策复杂性等复杂性表征,最后讨论了城市系统演化的各种复杂规律。     

INTRODUCTION: PROCESSES OF CHANGE IN URBAN SYSTEMS*

ABSTRACT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will be one of intensified urbanization, on a scale never before experienced. How do urban systems and individual cities change and develop? The social sciences have many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analyzing the economic, social, and spatial dimensions of urban change. We inventory some of these approache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public policy toward cities, urban chang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