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板桥与杜甫

以书画闻名于世的郑板桥同时也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文学家。他的身世命运与唐代大诗人杜甫颇为相似。郑板桥也十分推崇杜甫。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杜甫的诗学观,其诗作也自觉地学习杜诗,读其诗者不难发现,无论题材内容还是形式风貌,郑板桥的诗作都深受杜诗的影响。     

《钱注杜诗》与“诗史互证”的批评方法

学史上有“千家注杜”的说法,“千家注杜”的热潮始於末代,而现存的各种杜诗注本和选本则有二百多种。其中,杜甫诗集或全集的注本以宋、清两代为多。而清代似以钱谦益的《杜诗笺注》、仇兆鳌的《杜诗详注》以及杨伦的《杜诗镜诠》流传最广。但後两种的流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乾隆以後钱被列为禁毁书,直至清代末年才得以再度传播。万曼的《唐集叙录》认为,清人杜诗注释本中比较通行的,首先是康熙三十二年(1693)雕版的仇兆鳌的(杜诗详注》,其次是雍正二年(1724)印行的浦起龙的《读杜心解》,而後便是乾隆末年(1795)杨伦的《杜诗镜诠》。     

巴蜀杨慎和杜甫“蜀中诗”

在中国文学史上,杨慎与杜甫有着独特的因缘关系。这不仅体现在他对六朝诗学的审美评判,与杜甫有某些契合之处,就是在诗歌创作上其学杜时间之久,可谓矢志不渝。特别是谪戍云南和生命的后期,其对杜甫晚年的人生况味和杜甫“蜀中诗”的体悟尤深。其诗更得杜诗风韵。     

也谈杜甫的佛教信仰问题

关于杜甫的佛教信仰问题,郭沫若先生在《李白与杜甫·杜甫的宗教信仰》中认为:“他(指杜甫——笔者注)虽然没有落发为僧,看他的情绪似乎比所谓‘僧宝’还要虔诚.‘不复知天大,空馀见佛尊’的老诗人.与其称为‘诗圣’,倒宁可称之为‘诗佛’;难道不要更妥当吗?与郭沫若观点相反,萧涤非先生在《杜甫研究》中指出:在他(指杜甫——笔者注)的头脑中,佛教思想只如‘昙花一现’似的瞬息即逝.”企图用“人道主义”来涵盖杜诗中显露出的佛家气味.郭、萧两人的不同见解在学术界颇具权威性,但都难辞偏执之咎.郭氏有意夸大杜诗中的“佛”味,只见树木,不风森林,用“诗佛”代替“诗圣”,已早为学术界所非.萧氏的“人道主义”是否就可以荡杜诗中的“佛光”呢?从他的《杜甫研究》看,很难令人信服.笔者无意细绎他们的观点,只是想指山,作为一个生长在中世纪的伟大诗人,在外来文化,尤其是释家教义盛行大唐帝国的文化氛围中,其思想受之感染是十分正常的,我们没有必要回避或作夸大.从他的“筑场怜穴蚁”(《暂住白帝复还东屯》)以及“恐有无母雏,饥寒日啾啾.我能剖心血,饮啄慰孤愁.心以当竹实,炯然无外求.血以当醴泉,岂徒比清流”.(《凤凰台》)等诗句看,很难抹去杜诗中“佛”的成份.     

“活法”和“法度”——论杨万里对杜诗之接受

杜诗到了宋代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崇,江西诗派接受杜诗毋容置疑。但是,江西诗派的后学者因为没有黄庭坚的才力学识,加上对黄庭坚学习杜诗的方法的一些误解,导致学习杜诗从"活法"变成"死法"。杨万里是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之一,他在吕本中"活法"的基础上上升到"法自然",完成了杜诗接受由江西诗派之"死法"到"活法"之转变的任务。     

《钱注杜诗》禁毁后原刻批校本题识辑述

<正>《钱注杜诗》是清初成就甚大的杜诗注本,对有清一代治杜注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清高宗乾隆三十四年(1769)六月,下旨钱谦益《初学集》、《有学集》禁书毁板。禁毁旋即波及钱谦益所有著述,辗转牵连,即使片简寸纸,亦难幸免,《钱注杜诗》当然亦在其列。幸而钱注禁毁后亦不乏暗中收藏、批校者,经清之     

论杜甫对屈原的继承

水与汩罗接,天心深有存。远移工部死,来伴大夫魂。流落同千古,风骚共一源。江山不受吊,寒日下西原。——徐介《过杜工部坟》这首诗出自宋代注杜名家王得臣的《麈史》,它以明确而又形象的语言表明了杜甫与屈原的渊源继承关系。屈原自沉于湖南的汩罗江,杜甫也病卒于隔汩水仅十里之远的平江(详见拙论《杜甫卒地在平江》,载一九八三年第二期《湖南师院学报》),这可能是一种巧合,     

乾坤一草堂——从杜诗中看成都杜甫草堂

成都杜甫草堂名扬中外,但这是后人所建,已非昔日面目。那当日杜甫所居住的草堂究竟是何样面貌?本文就力求从杜诗中的记载描绘,还原出杜甫草堂的大致面貌,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杜甫的思想人格以及诗艺。     

稿本《杜解传薪》提要

在我国古代诗人中,唐代大诗人杜甫诗的注本是最多的.早在宋代,已号称"千家注杜".其后,注杜、评杜、研杜著作可谓汗牛充栋.今特选世所罕见者--清赵星海所撰《杜解传薪》简介如下,以飨读者.     

《八家后汉书辑注》校辑献疑

有清一代,经过姚之骃,汪文台等六、七位学者的努力,诸家散佚后汉史书的辑佚工作成就颇丰.《八家后汉书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下称《辑注》)在清人研究的基础之上,于辑佚、校勘等方面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绩.但是,由于佚文量大而驳杂,问题很多.要解决这些问题,恐怕并非朝夕之间即能办到.虽然《辑注》对所有一千九百多条佚文都进行了校点,并加了详注,但在阅读时,笔者觉得《辑注》的校辑在以下几个方面仍有可再加商讨之处:一是原文有误而《辑注》漏校者,二是前人校辑误而《辑注》承之者,三是断制未允者,四是佚文偶或漏辑者,五是佚文归属未允者等.本文就以上诸方面择取二十例,略陈管见,冀或有释疑补阙之用.为便于行文,正文不再分类;每条后除注明《辑注》页码外,一并注明出自何家后汉书.囿于见闻,不当之处,亟盼方家教正.     

试论杜甫的个体生命意识

“江海之志”、“独往之愿”,是杜甫对个体生命意识的体认和追求,伴其一生,至老弥笃。但迄今为止,学术界对此重视不够,人们多强调杜甫“致君尧舜”的一面。这种研究格局,无论是就杜甫文化心态的认识,还是对杜诗深层意蕴的理解,都显得软片面,不够深刻。本文认为、杜甫的“独往之愿”,反映了他的独立人格和自由个性,与“致君尧舜”共同组成了一个完整的人生价值体系,且在其文化心态中与后者占有同等重要的位置。杜甫的“独往之愿”．来源于道家、道教和怫教三大文化思潮。据现有资料,杜甫萌生“独往之愿”是在他第一次漫游时期。…     

琐议“父母官”

古时将州、县的地方官叫作“父母官”,此称谓世传始于宋代,但“父母官”这个词的雏形,可以追溯到汉代。据《汉书》记载,西汉时,召信臣在南阳任太守期间,为老百姓办了不少好事,巳视民如子。因此南阳老百姓尊称召信臣为“召父”（“吏民亲爱信臣,号之日：‘召父’。”《汉书媚吏传》）。到了东汉,有个名叫杜诗的,也在南阳出任太守。杜诗对南阳同样施行过不少的“惠政”,亦备受老百姓的拥戴。所以杜诗被南阳的老百姓尊称为“杜母”。召信臣和杜诗都先后职居南阳太守,为民兴利,名昭南阳,广被时人所称道：“前有召父,后有杜母”。…     

《元稹集》辨伪与辑佚

现行《元稹集》的主体是北宋宣和年间辑录刊刻的,南宋、明代及近现代续有辨伪补辑,但其中仍有一些伪作未经甄辨,也尚有一些作品未被辑录。经考辨,发现疑伪之作9篇,未辑佚文9篇(包括残篇)。     

杜甫草堂遗碑考析

座落在成都市西郊浣花溪畔的杜甫草堂,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风景幽雅,文物繁富,其中尤以碑刻颇具特色。 据现存资料,草堂立碑之始起自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年),有成都知府吕大防刻杜公遗像碑。元祐三年(1088年)胡宗愈知成都府,取杜甫成都诗刻石置草堂之壁间。南宋绍兴八年(1138年)张焘知成都府,尽刻杜诗于石置堂之四周,高二十有六尺,气势伟然。明代有朱日藩、房子桥、张三丰等诗碑及何宇度杜甫像碑。入清则有金(亻隽)、果亲王、曹六兴、董肇勖等碑刻。先后立碑数以百计,真是洋洋大观,自成体系。但惜人事沧桑,草堂几经兴废。     

独具异彩的金圣叹《杜诗解》

诗圣杜甫诗歌问世后,各种评论,研究、注解的书籍卷积浩繁,汗牛充栋。其中清代几个著名的注杜本尤为引人注目：钱谦益的《钱往杜诗》在史实考证、名物训诂方面很有成绩;仇兆鳌的《杜诗详注》则网罗来以来注杜评杜精英,体大思深,不愧“详注”;浦起龙的《读杜心解》则以引典简明,注重探索杜诗深意为胜,杨伦的《杜诗镜铨》博收前人注评,删繁就简,去茺存精,又具一特色。而另一注杜本──金圣叹《仁诗解》却不太为人注意。其书尽管很不完备,却能发人所未发,独放异彩。清初杰出的文学批评家金圣叹,有一个评点“六才子书”的计划,因…     

宋代官办的幼儿慈善事业

宋代官办慈善事业中,有专门针对幼儿设置的机构,当时称之曰慈幼局,或称之曰慈幼庄、婴儿局、及幼局,名字虽然不同,但皆“为贫而弃子者设”。宋代官办慈善事业是在于欺骗麻醉劳动人民,维护其统治政权,但任何事物都需作具体的历史分析。宋代不少地方的官办慈善事业,是在同贪官污吏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其政绩虽然有限,解决不了当时严重的社会弊端,但对当时社会矛盾的缓和,不无作用。本文就幼儿慈善业作些具体探讨,可能会对宋史的研究有所帮助。     

范仲淹在山西

宋代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范仲淹,曾经两次在山西做官,虽然时间很短暂,但也留下了后人称道的事迹。了解范仲淹的这一段历史,对于研究北宋前期的政治形势,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     

宋人刘斧小说辑补

刘斧,北宋时期重要文言小说家,编著有<青琐高议>、<青琐摭遗>、<翰府名谈>等文言小说集,都程度不同地在流传过程中散佚,学人对其佚文已有所收辑.其中程毅中先生辑有36则,载于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青琐高议>之后;李剑国先生<宋代志怪传奇叙录>(南开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辑126则;赵维国先生<〈永乐大典〉所存宋人刘斧小说集佚文辑考>(载<文献>2001年第2期)辑有7则.此检索诸书,复寻得佚文二十馀则如下.     

北宋《学士年表》的史料价值与缺误

北宋《学士年表》是关于宋代翰林学士与学士院的基本史料之一。北宋《学士年表》的整理者当为南宋入洪遵,其系统记录了北宋翰林学士的名次及官职迁转,据之可对《宋史》进行补充和正误。然而《年表》亦存在颇多疏失、讹误与体例的混乱,如王著、李昉、张方平等曾再任翰林学士而《年表》失载,李穆、宋白、苏易简等任翰林学士年月《年表》所记有误,翰林学士们是否曾任承旨、侍讲、侍读《年表》或载或否。如能结合《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宋会要辑稿》、《全宋文》、《全宋诗》、《全宋词》等文献,依《学士年表》的架构对其逐条作以正补,当能更好地发挥《学士年表》的史料价值,同时也为学界研究宋代翰林学士提供一些帮助。     

宋代学者对族氏铭文的整理与研究

族氏铭文是金文的重要构成部分,其见于商周铜器,大多为作器者的族氏名号.族氏铭文构形奇特,考释困难,至今仍是金文研究领域中的一大难题.自北宋嘉祐年间,有关族氏铭文的搜集、著录、考释就已经开始.毫无疑问,这是研究族氏铭文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工作,宋人筚路蓝缕取得的成果值得珍视.然而,在今人有关论著中,除对宋代金石学评价较高外,学者们对此多以随意猜测论之.宋代学者的族氏铭文研究是否真的乏善可陈呢?这是一个值得深入考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