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已逝风范长存--深切怀念清史专家李鸿彬教授

鸿彬教授逝世的噩耗传来 ,我惘然若失 ,悲悼不已。半年以来 ,鸿彬教授的音容笑貌仍时刻浮现在我心目之中 ,我仍然不敢想象他的离去。因为他一直在倾心治学 ,从未放下手中的工作啊 !悲痛之余 ,不禁想起与他相处时的一幕幕往事 ,感受他高尚的学品和人品。我与鸿彬教授相识是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 978年 4月上旬。当时我调到辽宁社会科学院工作不久 ,出差北京到北京图书馆 (现国家图书馆 )查阅《明实录抄 (满洲篇 )》这部书。北图的同志说此书已外借 ,因见我查书心切 ,便告诉我借阅者是李鸿彬。于是 ,我按其所示地址 ,前往鸿彬老师家。鸿彬老师热…     

我和于右任的最后一次会见

1949年3月间,于右任先生来到上海,住在离徐家汇不远的一座楼上。一天上午,我和姚鹓雏(当时他和我是监察院上海留守办事处正副主任)去看望他,一见面,于先生紧握着我们的手说:“你们不去台湾,很好!”我们说:“还有极少数的职员因地位     

住在停尸房的夫妻

夫妻俩完美地诠释了“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这句俗语,满足又自豪地宣称。“就算被坟墓包围着,我们仍然住在一座正常的房子里”     

追忆我的伯父邓叔群

<正>我印象中的三伯伯一家我的爷爷、奶奶一共养育了六个儿女，四个男孩，两个女孩。父亲邓拓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他有一位比他年长10岁的三哥叫邓叔群，我们从小叫他三伯伯。童年时代我家住在城里，三伯伯家住在中关村科学院宿舍被称为“特楼”的一座灰砖楼房里，当时那里集中居住了一批为我国现代科学各学科奠基的第一代科学家。平日两家人走动不多，     

立德立言写人生--纪念鸿彬先生辞世一周年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教授、《清史研究》前主编、享誉学术界的清史专家李鸿彬先生归道山已经一年了。作为至近的朋友 ,我为他过早地离去而悲痛不已 ,心中的怀念绵绵无尽 ,每每忆及他的高尚人格和为我国清史研究所付出的巨大劳绩 ,不禁充满了崇敬。他以立德立言写出了他的光彩夺目的人生 ,为我们树立了一代学者的典范。一、谦虚谨慎 ,老老实实做人《春秋》云 :人生有三立 ,即立德、立功、立言。人一生中 ,若能立其一 ,已属不易 ,若得两立 ,其难可知 ,就更不用说“三立”了。以“三立”而观鸿彬 ,我以为他已达到了两立之境界 :一则“立德” ,已…     

四块糖果的启示

当年陶行知先生任育才学校校长。一天,他看到一名男生用砖头打同学,遂将其制止,并责令他到校长室等候。陶先生回到办公室时,见男生已在等候。陶先生掏出一块糖给他:“这是奖励你的,因为你比我按时到了。”接着又掏出一块糖给他:“这也是奖励给你的,我不让你打同学,你立即住手了,说明你很尊重我。”男生将信将疑地接过糖果。陶先生又说:“据了解,你打同学是因为他欺负女生,说明你有正义感。”陶先生遂掏出第三块糖给他。这时男生哭了:“校长,我错了,同学再不对,我也不该采取这种方式。”陶先生又拿出第四块糖说:“你已认错,再奖你一块,我们的…     

吉尔吉斯斯坦的“老陕村”

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农业部,我们竟见到一位操着一口地道陕西腔的当地人。我好奇地问他在哪里学的汉语,他兴奋地告诉我,他是“老陕”,住在“老陕村”——“坎不陇”,从小就会说中国话。     

给沈从文先生送信

我与沈从文先生素昧平生,但有一段珍贵的回忆。那是1957年我在青岛海军部队当兵的时候,为沈先生转送过一封被误投到我们部队的信,有缘近距离见到沈先生一面,而在20多年后又受到他和沈夫人张兆和先生的关爱。1957年夏天,青岛市文登路6号一座小楼(后来知道是中央文化部休养所),住进了许多位文艺界名人。而相隔一条小道的西邻,门牌也是文登路6号,是我们司令部的战士营房。司令部机关在隔一条马路的南海路23号,我在机关保密室做文印打字员,住在机关,到战士营房吃大灶。每当开饭时,就隔墙看到住在相邻这座三层小楼里的名人们饭后到庭院散步。我一…     

英国祖父母的育儿角色

我的好朋友沃克医生已经退休了,夫妻俩住在格拉斯哥城南别墅。他有六个子女,除了刚结婚的小儿子与他住在同一座     

羽毛球比赛

正在这美丽的春天里,我约同学王牧芊、叶文彬到学校操场进行一场羽毛球比赛。到了比赛场地,我们以石头、剪子、布分出裁判是王牧芊。接下来我就要和这位胖胖的男生叶文彬PK了!首先是我发球,我左手把球向上一抛,再用球拍猛地往前一推,羽毛球立刻像离弦的箭一样向对方飞去。只见叶文彬用球拍迅速一扣,只听见     

最后一次看望陈永贵

我最后一次拜访陈永贵,是1984年的初冬,11月下旬的一天。这时的陈永贵,已经是没有任何领导职务的一个平民百姓了。他住在北京木樨地的一座公寓楼房里。作为农家子弟,我从幼年时起就崇敬劳动模范。直到退休之时,仍然如此。看看他们那憨厚、淳朴的笑脸,听听他们充满泥土芳香的庄稼话,就感到亲近。对那些上了年纪的老劳模,总觉得他们就是自己的长辈。而陈永贵,我还没有看到他作为一个普通农民是什么样儿。从1972年夏天开始,十几年间,我多次采访他,1974年在大寨、昔阳住过一年时间,与他有一些交往。可惜,那时,他已经不是一般农民,政治上正处在节…     

都市里的历史驿站

在上海,有那么一些“拾荒者”,不分寒暑走南闯北,搜集被人们遗忘的历史,被历史遗忘的记载,以及被记载忽略的细节。他们来自社会的各行各业,倾其财力为我们的城市构筑了一座座历史的驿站。冯建忠是上海“拾荒”部落中的一位,他收藏早期的中国期刊,而且是创刊号,数量已愈万种。在中国,他是唯一的。     

小白兔和老虎(傣族)

一天,老虎来到一条小河边,看见马鹿、麂子和小白兔在青草坪上吃草,有说有笑,很是羡慕,便走上去说:“朋友们,看你们玩得多欢呀!我也跟你们交个朋友吧!”小白兔说:“我们是吃草的,你是吃肉的。吃草的怎么能跟吃肉的做朋友呢?”老虎说:“我们既然做朋友,怎么会做出对不起朋友的事呢?你们放心好啦!”马鹿和麂子也说:“我们大家都住在一座山里,既然虎大哥愿意和我们做朋友,我们就欢迎它吧!朋友多力量大。”     

当代中国需要顾准这样的思想家

顾准是我的老师和挚友。重读他的遗文,真是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不但在河南息县明港劳改队中和他同窗共读的情景历历如在目前,而且觉得他好像仍然活着,正在和我们一起探讨中国当前面临的种种问题,或慷慨激昂或娓娓道来地发表议论。我曾经有两次和顾准密切相处的机会。第一次是1956年,那时我在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财政组从事企业财务的研究,当时顾准是我的领导。第二次是从1963年他重回经济所到1974年12月他因病辞世。特别是1968年到1972年期间,我们两人在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五七干校”同为已被定罪的“反革命分子”,在“隔离室”里…     

儿子遭遇追求者

没想到,儿子竟在他即将初中毕业那一年,猝不及防地遭遇了“爱情”。 儿子和我,是无话不谈的。有一天他突然吞吞吐吐地问我：“您说要是男生收到‘我爱你’的纸条该怎     

正安的“一土两制”

１９７６年秋,我们国家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变,然而,“左”的幽灵还在祖国大地上肆虐,广大农民还在贫困线上挣扎。一个晴天的上午,我到凤仪区凤山公社,党委书记张永州高兴地对我说：山峰生产队今年包谷长势特别好,套种的红苕多,也长得很茂盛,你去看看怎么样？我说好！随即同他到了生产队。队长和几个社员见到我去了,喜笑颜开地说：李书记好久没有到我们队,先进屋歇歇气,吃杯茶,再到山上去看看庄稼,有啥子意见就给我们指点指点好吗？这个队三十多户,分散住在一座大山岗上,主产包谷,都是种在坡土梯土里头。我们稍坐一会就动…     

忆旧东安市场

北京的中心地带,东安门大街的东口,自清朝末年在这里由空地上摆摊,逐渐形成一座市场,这就是原来的“东安市场”。在老北京的口语中没有“东安”二字,只说“市场”就是指东安市场而言。如西安门外还有一座“西安市场”,但这个西安市场从来没有简称。 我幼年时住在王府井的西堂子胡同,到东安市场很近,我母亲带我去,坐家里的马车,大概几分钟就可以到市场的西门。当时市场的西门是正门,另有北门和     

我家的“惹祸精”

因为一篇《愚公移山》的课文,儿子又惹祸了。他认为愚公实在愚蠢,干吗不打一条隧道,目的一样,而且省时省力。老师强调我们学习的是愚公的精神。儿子反驳:“方法不当,空谈精神——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师生二人越说越激动,当场吵了起来。这下可好,扰乱课堂纪律,我再次被请到学校。老师在电话里很生气。那天工作忙,我紧赶慢赶到了学校,老师已经走了。儿子说:“愚公破坏原始生态,野蛮施工,凭什么要我们去学习?”“当时的技术条件允许他去打隧道吗?你这孩子怎么钻牛角尖啊?”“不要自欺欺人了,他可以搬走一座大山,就不能打通一条隧道?拜托你考虑…     

心里永远的痛

土匪枪杀他后,残忍地割下了他的头颅。几十年过去了,我仍然记碍他常常跟我说的话：“我们参加革命就是把自己的生命交给党和人民了,死也是为人民而死。是光荣牺牲。”     

劳伦斯·布洛克 不满足是所有痛苦的根源

“说我因为喝酒结的婚并不夸张,”布洛克在书中写道,“而说我是喝酒离的婚也不过分。” 1973年,布洛克结束了第一次婚姻,搬回纽约,住在西58街一间小公寓里。第二年9月,他决定戒烟。此前。他也曾尝试过多次。这一次,他成功了。又过了几个月,他决定戒酒,并且开始长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