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册般铜鼋铭文新释补论

王射,与获、贯射四、无废矢一样,在当时都是记录射礼的专门术语或固定句式,也是射礼文辞有别于田猎文辞的显著标识;铜鼋既是铭功的庸器、展示商王射艺的实物模型,也是颂扬商王射技武功的纪念物,三者并不矛盾;铭文记载了同一日王所举行的弋射和射鼋两种射礼;当时可能是把鼋悬挂在两个立柱之间作箭靶的,这说明商周时代的射礼曾经历了一个从田猎竞射到射牲、再到射侯的发展历程,而铜鼋所反映的正是由实射动物到射侯的过渡形态。     

试论作册般鼋与晚商射礼

中国国家博物馆近期收藏的青铜器作册般鼋上的铭文反映了商王进行射礼的事实,而不是记载普通的田猎。作册般鼋就是射礼的箭靶。晚商射礼与西周及后代的射礼中有一脉相承之处。     

商铜鼋铭补释

《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1期发表了中国国家博物馆在2003年征集到的一件商代晚期铜鼋的器形和铭文。同期还发表了李学勤、朱凤瀚、王冠英三位先生的考释文章,即《作册般铜鼋考释》、《作册般鼋探析》和《作册般铜鼋三考》(以下简称“李文”、“朱文”、“王文”)。这三篇文章对铜鼋铭文作了很好的考释,读后获益甚多,现将可以补充三文或与三文不同的意见简述于下,以供参考。     

再论柞伯簋与大射礼

柞伯簋是考古发现的西周早期重要有铭青铜器,因铭文记录了西周早期柞伯参加周王举行的一次大射礼而受到学界的重视,但各家看法不一,意见分歧较大。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一些关键字句作了新的考释,并对铭文所反映的大射礼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同时对目前条件下可能存有多种解说者,也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并论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有铭铜器小考

本文对重庆三峡博物馆旧藏的三件有铭青铜器进行了分析考证,认为:斝的年代为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作器者""属于""族,该族自商代晚期一直延续至西周中期;顾龙纹鼎、夔纹鼎的年代均为西周早期,二器铭文从字形、内容等来判断应属于后刻伪铭,均有所本,分别仿自西周晚期的虢姜鼎铭、昜叔铭。     

作册嗌卣铭文所见拊祭典礼

作册嗌卣是西周早期时器,以文献与铭文相互参证,释读铭中关键字词,可知铭文不仅反映了大宗无嗣则取小宗支子继大宗为后的现象,同时也表现了西周初期祔祭典礼的情形,由此又进而得知此卣是为举行祔祭典礼制作的礼器.     

商代赏赐金交研究

商代末期铭文字数渐次增加,记事性金文也逐渐流行起来。商代青铜铭文中最常见的内容有族氏铭文、族氏铭文加祖先称谓、单纯的铭“某作某器”等。另外还出现了记事性铭文。这类记事性铭文．字数多在10字以上。这些记事铭文,以赏赐为其内容核心,附带的一些相关记事性内容则多是说明赏赐的因果。我们称商代晚期的这些以赏赐为核心内容的青铜器铭文为赏赐金文。下文从赏赐动词、赏赐物、赏赐地点、赐者与受赐者、赏赐缘由几个方面对这类铭文稍作分析。     

略论商周时期射牲礼

由花东甲骨文和作册般鼋铭文的记载可知,射牲礼起源不晚于商代中晚期,最初其举行的地点通常在自然形成的河流沼泽等水边,射牲结束后多伴随有祭祀活动。之后射牲礼逐渐发展完善,由麦尊和伯唐父鼎等青铜器铭文记载可以推定,至晚到西周早期,天子在辟雍乘舟射牲的仪式已明显区别于习射及以"择士"为目的的大射,其不仅与祭祀相关,且已具有象征天子亲自射猎以"示亲杀"的特点。     

燕侯旨鼎铭文与周代的朝见礼

燕侯旨鼎是一件珍贵的西周青铜器,器内铭文记载了燕侯朝见周天子的史事。西周青铜器铭文有关朝见活动的记载很多,是研究周代朝见礼的重要资料。     

文盨与周宣王中兴

香港中文大学张光裕教授近有<西周士百父盈铭所见史事试释>一文,刊布于在台北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的<古文字与古代史>第一辑[1].文中发表了一件前未著录的西周晚期青铜盈,并对其铭文作了很好的论述.本文试在其考释基础上,略抒己见,是非敬请读者指教.     

殷墟青铜器铭文的制作方法

殷墟出土青铜器铭文的制作方法,可分为铸铭和刻铭两大类。铸铭占绝大多数,刻铭极少。铸铭的制作方法有模作铭、芯作铭和范作铭等三种形式,以模作铭为主。刻铭出现于殷墟四期,目前虽然只发现4件刻铭铜器,但其意义重大,不仅把中国青铜器刻铭的历史追溯到商代晚期,而且为研究青铜器铭文的制作技术,尤其是刻铭技术,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实物资料。     

周夷王经营南淮夷及其与鄂之关系

西周铜器铭文中常见到"南淮夷"之称.迄今所知记载南淮夷活动的铜铭,有翏生盨、鄂侯驭方鼎、敔簋、禹鼎、兮甲盘、驹父盨诸篇,均在五十字以上,内容丰富.这些铜铭的年代均属西周晚期.由于这些铜铭记述了当时周王朝经营南淮夷的过程,同时涉及到鄂国,所以对上述铜铭作综合的深入的研究,实事求是地揭示这一段历史面貌,无疑是很有必要的.一、南淮夷集团的形成     

商周青铜器铸后制铭工艺考证

学界普遍认为商周时期青铜器的铸造铭文早于铸后制铭,并认为铸后制铭技术只出现在西周晚期以后。本文通过对商周时期若干铸后制铭青铜器的研究发现,铸后制铭可分为錾铭、刻铭与琢磨铭文三类,后两类的出现与应用不晚于铸造铭文。这些技术脱胎于夏商时期的玉器加工工艺,当与甲骨文的契刻技术同源,工匠至迟在商代晚期就已掌握,但出于生产效率与容错代价方面的考虑,选择了出现较晚但更为节省时间和人力的铸造铭文技术。铸后制铭因为其本身的缺陷,只作为一种边缘技术长期存在。     

首都师范大学收藏的两件西周青铜器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商周青铜器中,多件器物带有铭文或族徽。其中一件利鼎腹部有铭文69字,从铭文可知其制作年代为西周晚期,即夷厉时期,作器者利是西周王室的贵族。此鼎铭文是研究西周晚期礼仪制度的重要参考资料。另一件铜盘的年代为西周晚期,属典型的晋国铜器。     

■盘铭文考释

2003年初,陕西省宝鸡市杨家村发现一处保存完好的西周铜器窖藏,共出土27件青铜器。其中的逐盘共铸有373字,是1949年后发现的铭文最长的西周铜器。该盘铸于西周宣王时期,其铭文记述了逐先祖考的事迹、历代王世的史事,及宣王对他的册命赏赐,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本文对逐盘铭文作了考释,并初步讨论了该铭涉及的西周历史问题。     

商代中期有铭青铜器探讨

对商代武丁以前的青铜器铭文的探讨是学界所关注的一个问题。本文对以往学者所辨析出的部分商代中期有铭青铜器的年代与铭文性质进行讨论。提出其中一些青铜器的年代当属商代晚期,一些所谓的铜器铭文实际上是花纹。同时,根据近年来新刊布的材料新增若干商代中期有铭文的青铜器。并参照同时期其他质料器上的文字,讨论了商代中期青铜器铭文的特点。     

商代赏赐金文研究

商代末期铭文字数渐次增加,记事性金文也逐渐流行起来。商代青铜铭文中最常见的内容有族氏铭文、族氏铭文加祖先称谓、单纯的铭"某作某器"等。另外还出现了记事性铭文。这类记事性铭文,字数多在10字以上。这些记事铭文,以赏赐为其内容     

晚商作册般青铜鼋的工艺及相关问题

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作册般青铜鼋是一件造型特别、铭文多歧见的晚商青铜器,曾引起学界对其真伪及诸多问题的持久讨论。事实上,另有一件与之成对的青铜鼋散落台湾,通过对两器的比较分析,特别是借助X光成像,明确了该器的铸造工艺,具有若干商代南方风格青铜器的工艺因素,应该出自南方迁殷墟铸工传人之手。其工艺渊源清晰,确非伪作,为技术辩伪一实例。此外,文章还对两件青铜鼋的作器者、作器目的以及商代青铜俏生器略作引申讨论。     

霸伯盂铭文与西周朝聘礼——兼论穆王制礼

正目次一宾主身份二盂铭所记朝聘礼三穆王制礼霸伯盂出土于山西翼城大河口墓地M1017~([1]),属西周中期穆王前后~([2])。霸伯盂铭文是目前所见最为完整的关于西周朝聘礼的第一手史料,内容极为重要,学术价值突出。霸伯盂铭文十行,凡一百一十六字:     

新乡市博物馆藏商周青铜器铭文铸刻位置研究

通过列举新乡市博物馆藏商周有铭青铜器铭文铸刻位置,分析出从商代到西周青铜器铭文铸刻位置演变的大概趋势,即从较为隐蔽转化为较为明显的地方。进而以铭文铸刻位置作为切入点,探讨古代文字所蕴含的历史价值、演变的过程并思考演变的原因,以及反映出来的社会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