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吁重新评价桐城派

呼吁重新评价桐城派周中明第二次史学沙龙活动的议题是：桐城派与中国近代社会。由于我近年来担负着国家教委下达的一项科研任务,正在着手研究清代的学术思想与桐城派古文,看了不少资料,所以我对桐城派多少有一点发言权。乘此机会,我想向学术界呼吁：重新认识和评价桐...     

袁世凯与桐城派

袁世凯与桐城派关系密切,在袁世凯生平中的一些重要阶段都有着桐城派的身影存在。袁世凯发迹之时的贵人吴长庆,后保荐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都深受桐城派影响。袁世凯总督直隶时先后建校士馆、文学馆,聘请桐城派学人为师,亲为桐城派学人著作作序,大力宣扬桐城派古文。民初总统任上亦不忘提携,积极支持,桐城派得以在北京大学和清史馆一度占据重要位置。清末民初之际,为助其施政,袁世凯网罗任用了一批桐城派名流于其幕下,他们对教育、经济、政治变革多是积极参与。袁世凯与桐城派之间的政学互动,无疑对近代中国的历史演变产生了一定影响。     

桐城派研究百年回顾

本文将百年来的桐城派研究分为20世纪前20年、20至60年代、改革开放新时期三个发展阶段,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回顾与考察,同时对香港、台湾地区以及国外的桐城派研究状况也作了简要介绍.     

试析桐城派作家心态发展变化

桐城派萌动于清初,鼎盛于乾嘉,衰亡于清季。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桐城派作家在不同时期表现出截然不同的心态。本文试以桐城派主要作家的心态为切入点,探讨他们在面对不同社会情况时的心态变化,并由此亦可对桐城派发展的轨迹窥见一斑。     

戴名世与桐城派关系辨析

戴名世生前与桐城派创始人方苞交往密切,故研究者常将戴名世视为桐城派的开创者。但客观而论,戴名世与桐城派的创建并无关涉。戴名世只是一位与桐城派创始人方苞有着密切往来,并持有相近文学、学术观点的桐城籍学者。     

桐城派的传承与传统教育

桐城派的传承相当程度上依托于传统的教育制度。书院讲学、家学传授、私人授徒等传统教育方式使桐城派在人员构成上迅速扩展,成为一个超地域关系的文学派别。桐城派成员之间广泛存在着“师事”或“私淑”等不同类型的师生关系,这些关系是维系桐城派的重要纽带。桐城派的存在是如此依赖于传统教育,以至于传统教育体制在晚清走向瓦解时,桐城派也就自然失去了生机。     

桐城派的阅读、知识谱系与流派风尚

桐城派效法韩愈的读书旨趣,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读书法。这也规定了桐城派的书籍选择范围,甚至推衍成独具桐城风味的书单。其书单的增删,能反映桐城派在不同时期的新气象及其酝酿的缘由。桐城派的说经实践又是其读书法的具体运用,“文本于经”“文能通经”“说经之文是古文”是其三个重要内涵。而对桐城派“空疏”的批评因此得以展开,这一批评直接影响到对桐城派学术品格的判断。由此还可以进一步得出桐城派的经典化与知识系谱建构一直处于“进行时”的结论。     

桐城派与汉学关系辨析

从表面看,桐城派与汉学家的矛盾似乎起于个人恩怨,但从本质分析,学术分歧才是两者交恶的根本原因。晚清以降,面对内忧外患的社会危机,汉宋学兼综会通成为当时学术的一个重要特征。桐城派出于现实的而非学术的原因,顺应了汉宋兼采的学术大势。     

论《续文苑底稿》对桐城派史的续写

桐城派是清代最大的古文派别,桐城派史深受学界关注。清史《文苑传》对桐城派有系统而持续的记载,但未为学界注意。本文基于台北故宫档案清史《文苑传》第四次稿的工作本《续文苑底稿》,讨论该书对桐城派续写的内涵和价值。《续文苑底稿》将"桐城派"名义正式写入国史,进一步确认了桐城派古文正统地位。该书增立六位桐城派人物正传,重点记载了姚鼐之后的桐城派学脉分布皖苏、远播岭西的状况。该书揭载,桐城后学的古文创作展现了新貌,纠正了桐城文"苶若枯涩"的弊病,桐城派诸传人尊奉程朱理学,对汉学则兼收并蓄,更以经世实学思想和经世业绩彪炳史册。《续文苑底稿》彰显了桐城派的古文正统地位,是桐城派史的重要文献。     

论桐城派与清代文化、政治之关系

桐城派与清代化、政治的关系问题是目前学术界争议较大的一个问题，从总体上来看，又以持否定意见的居多，如认为桐城派“基本上是和统治阶级一个鼻孔出气的”是“从属清朝政治，维护清朝政治的”，或认为他们是清王朝的“御用人”，他们的论是“以清廷的统治思想为依据，以清廷的化政策为准绳”的等等。我们认为，对于桐城派这样一个历时二百余年，前后共有作家六百余人，影响波及大半个中国的学流派，(刘声木《桐城派学渊源撰述考》)不能简单地予以肯定或否定，而应该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下面，我们拟从三个方面来谈一下自己的看法，并就教于各位专家。     

嘉道时期桐城派兴盛原因考论

嘉道时期,桐城派盛极一时。既缘于《古文辞类纂》等不断完备的传衍内容为其提供了基础条件,也缘于书院讲学、家学传授、私人讲学、文人雅集、书信往还、文人游幕等多样化传衍方式为其提供了有力保障。这不仅是此期桐城派壮大自我的必然选择,也是其在风云变幻时局下寻求发展的策略抉择,蕴涵着深刻的文化动因。     

岭南三大家与桐城派

<正>岭南之广东与江南之安徽、江苏相距千里之上。清初,交通尚不发达,舟船缓慢,人马劳顿,迁徙不便。然岭南三大家与桐城派确有交集。第一,三大家核心人物屈大均与桐城方以智、钱澄之同为明末高僧觉浪道盛的弟子,在承传和发展高僧衣钵上,有共同思想基础。第二,三大家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与方以智、钱澄之,以及戴名世等桐城派早期作家,都是明末遗民,反清复明的心理情结又自然地相通相惜。第三,屈大均、钱澄之、汪琬、薛熙,以及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等桐城     

桐城派与徽州朴学

姚鼐代表的桐城派与戴震代表的徽州朴学,常被视为水火不相容,章太炎称之为文士与经儒之争。但乾嘉时代同属安徽的两个学术重镇之间颇有渊源,两地学者相互影响,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方苞与江永有学术上的交往,两人学术志趣极为相近;刘大櫆则融入并深化了徽州青年才俊中盛行的"古文"学风。     

清末民初桐城派的中国史编撰

清末民初桐城派学人在史学领域颇有作为和影响,尤其是中国史编撰方面。他们或编纂贯通古今的中国通史,或以史学家敏锐的意识记载亲身经历的民国史,或参修政府组织的官方正史。他们的中国史编撰具有几个方面的特点:宣扬进化之史观,撰写历代兴衰之内容,注重史料之搜集和征引,追求真实之历史,书写雅洁之语言。清末民初桐城派的中国史编撰新旧杂糅,既能因时而变,又能坚守着传统史学的一些特点,真实地存在于那个时代的学术谱系之中,不应被忽视和遗漏。     

桐城派与清代歙县岩镇金氏家族关系考论

乾嘉时期快速兴盛的歙县岩镇金氏家族与桐城派代表人物及传承者刘大櫆、吴定、王灼、张惠言、恽敬等关系密切.金氏家族特别推重刘大櫆的古文,器重桐城古文的传承者,并以新兴大族的实力吸附着文人学士讲学习文,俨然成为早期桐城派古文传播的中心;桐城派作家应金氏家族请求而写的传状类文章以及与金氏家族相关的诗文成为记录其家族发展、展示其精神风貌的重要资料.金氏家族及其历史因桐城古文的书写而穿越地域时空至于不朽,桐城古文因金氏家族这个徽州文化交流中心的推崇得以广泛传播.探讨桐城派与歙县金氏家族的关系,对于研究桐城派的传播和徽商家族文化都是很有学术价值的.     

桐城派的经世致用与“中体西用”论

桐城派的经世致用与“中体西用”论汤奇学桐城派是有清一代最重要的文学派别,但是它绝不仅仅是一个文学派别,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思想流派。他们主张“文以载道”,在文和道之间,他们更重视道,“文章之事,学问中之小者”。其所谓道,是孔、孟、程、朱之道,桐城派要以...     

燕地贾恩绂手稿中所见桐城派学者资料

桐城派学者吴汝纶(1840-1903)光绪十五年(1889)接任保定莲池书院山长,时直隶士子纷纷来学,很快确立了以莲池书院为基地的桐城派在畿辅地区的"学府地位"①,不久出现了一批深受桐城派学风影响的直隶学者.直隶盐山人贾恩绂即为其中之一.     

桐城派文人在清史馆

民国初年,设清史馆,赵尔巽为馆长,所聘总纂、纂修、协修100多人,桐城派文人,如马其昶（通伯）、姚永朴（仲实）、姚永概（叔节）、吴间生（北江）,均入馆修史。     

"中国近代史上的激进与保守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

"激进与保守"是上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思想界争论的中心话题之一.这场论争最初发生在中国近代思想史领域,随即波及到整个近代史学界及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并引发了一系列相关议题,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     

桐城派"文气"理论述评

历来文学家、文论家对"气"都多有论述,清桐城派尤甚。本文选"桐城三祖"--方苞、刘大櫆、姚鼐,对他们的"文气"理论作简要评介,以擘肌分理,显其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