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东京女性国际战犯法庭纪实

在20世纪即将结束之际,国际社会在东京举行了旨在追究日本在二战中推行军事性奴隶制度的审判。具有民间性质的东京女性国际战犯法庭最终判定．昭和天皇和日本政府在制定、实施“慰安妇”制度、纵容日军凌辱和残害各国妇女等方面犯有战争罪和反人道罪;这是国际社会第一次判决裕仁有罪,法庭为受害讨回了正义,并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南京日军慰安所实录

南京日军慰安所实录■文／苏智良慰安妇是指按日本政府或军队之命令,为日本军人提供性服务、充当性奴隶的妇女;是日本军队专属的性奴隶。慰安妇制度是战时日本政府强迫各国妇女充当日军士兵的性工具、并有计划地为日军配备慰安妇的制度。慰安妇与日军的关系,是数千年人...     

日本企业的战争责任及民间赔偿问题——以制造“花冈惨案”的鹿岛建设公司为例

日本企业的战争责任及民间赔偿问题——以制造“花冈惨案”的鹿岛建设公司为例安平战时残酷使役,虐杀外国劳工的日本企业,在战后的军事审判中,并没有如德国企业那样受到严厉惩处,而是托辞没有确实的资料作证据,将其全部罪责转嫁给了战时的日本政府和军队。战后几十年...     

日本二战期间土地制度的演变

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不断扩大,近代日本开始进入战时体制,为了保证粮食供应和确保农村的稳定,军部控制下的日本政府开始实施打击寄生地主、扶植自耕农和保护佃农的战时土地政策。随着战争的不断深入,日本政府不得不对土地和粮食推行严格的统制政策,进一步使战时的土地制度走向极端,同时消弭了农村的寄生地主制。日本战时的各项土地制度是决战体制下的非常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法西斯战争。     

日军“慰安妇”制度在南京实施的再考察

“慰安妇”制度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实施的一项侵犯人权的制度,是有组织的国家犯罪。但是,战后日本官方矢口否认曾经实施过这项制度,辩解称其为个别从业者的私人行为,与日本政府和军队无关。然而,在已经发现的若干中日档案资料中,明确记载了日本政府和军队在“慰安妇”制度建立和实施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南京是日军“慰安妇”制度实施较早的城市。本文以南京地区为例,结合前人的研究和新近发现的部分档案资料进一步考察日军“慰安妇”制度在南京的实施过程及其特点。     

战后日本町内会废止过程

一九四零年,日本政府为了保证战时统制秩序的实行,在城市中实行类似中国居委会制度的町内会制度,将城市居民全部编入町内会进行管理,同是明确规定町内会是政府的基层行政辅助机构,一九四二年更是进一步接受了右翼军国主义组织大政翼赞会的直接指导,所以战时的町内会是战时日本行政体系的重要环节。战后盟军对日本开展民主改革的重要一环就是地方行政民主化,作为地方行政制度基层的町内会制度自然也成了改革的重要对象。     

骇人听闻:40万女性沦为日军的性奴隶──撕开日本军妓制度的秘幕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过去半个世纪了,但在这场战争策源地之一的日本,否认侵略历史的逆流却持续不断。每年的8月15日即日本的“战败日”,靖国神社便会上演为东条英机等战犯鸣冤叫屈的丑剧。近年来,日本的政界要人一面重弹对战争感到“歉意与悔恨”的旧调,一面却公然参拜靖国神社。这一迹象不能不引起亚洲各国人民的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在战争中,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累累罪行,包括令人发指的慰安妇问题。慰安妇问题经新闻媒介曝光后,世界各国瞩目,几乎家喻户晓。然而,却很少有人知道这种强逼女性充当日本兵性奴隶的军妓制度,是日军在…     

日军遗弃化学武器综考——兼评“5.15”判决书

日军在侵华战争期间违背国际公约进行化学战,战败之际又秘密按埋和丢弃化学武器以掩盖其罪行,在没有向中国方面提供任何资料的情况下,将大量化学武器遗弃在中国。这些遗弃的化学武器战后使众多中国人惨遭伤害,身心备受摧残。同时也造成环境的污染,潜在的危险性日益加重。根据《禁止化学武器条约》的规定,日本有责任销毁这些遗弃的化学武器。近年来,部分中国受害向日本政府提起索赔诉讼,要求日本政府道歉和赔偿,对促进日本社会关于战争历史问题的正确认识有积极的意义。今年5月15日日本地方法庭宣判,承认原告被化学武器伤害的事实,但日本政府不能承担法律责任,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这一判决是毫无道理的,是在寻找种种遁词为日本政府推卸责任。     

战火中的中华珍籍保护行动

<正>1894年秋,在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帝国博物馆总馆长九鬼隆一将他起草制定的《战时清国宝物搜集方法》呈给日本政府,该计划经日本天皇同意后,派发给日本各部队海陆军将领。从此,在之后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针对中国国宝文物的大规模掠夺持续不止。     

战时日本对华的图书政策及其实施述略

战时,日本对中国图书事业的摧残与破坏,给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造成巨大的灾难。目前国内对此的大量研究,多集中于图书损失和掠夺方面,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凶残与贪婪。中国研究者判定战时日军对中国图书事业的摧残无疑是一场“文化大屠杀”,战后日本政府及某些当事人却称,日军在占领区并没有蓄意掠夺和破坏中国图书文物,相反在华中、华...     

战后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综述

引子:从一起战后对日诉讼案件的一审胜诉说起时间:2001年7月12日地点: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法院审判厅内座无虚席,法庭正在审理一起特殊的案例——中国公民刘连仁状告日本政府案。刘连仁是当年日本侵华战争期问被日军强行抓往日本的一名中国劳工,由于不堪忍受非人的特遇,逃往深山,在日本战败后仍过了13年与世隔绝的“野人”生活,直到1958年被     

遣唐使废止原因刍议

古代日本政府通过派遣遣唐使将中国的先进文化制度带回日本,对日本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这一制度在公元894年被废止,其中的原因一直是众多学者争论不休的主题。通过对唐朝的日益衰落、日本吸取唐文化趋于饱和、日本政府遣使负担沉重以及出使航行艰险等观点的逐一分析,进而找出导致遣唐使被废止的根本原因和合理解释。     

卢沟桥事变前日本基督教界的反战言行及其本质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基督界发表了大量反战和平言论,并在实践上作出中日和解的尝试。但多数人并未认清日本对外战争的非正义性,他们反对的只是战争本身,而非制造战争的日本政府。这种不纯粹的和平言行本质上与真正的和平主义相去甚远,且缺乏稳定性。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基督教界之所以迅速转向支持侵略,直接诱因固然是日本政府的高压政策和舆论蒙蔽,但更重要的是民族主义语境下日本基督徒的自主选择。这种情形在日本宗教界具有普遍性,反映出战时日本宗教界并未真正清醒。扩大来看,战时日本国内的和平话语需要重新评估。     

日本土肥原机关的“吴佩孚工作”及其破产

一九三八年下半年,日本土肥原特务机关根据日本政府对华新方针,对退隐在北京的北洋军阀直系著名首领吴佩孚,开展劝降活动,以促其出山,收拾时局。这项“吴佩孚工作”,从一九三八年八、九月开始,断断续续进行了约一年多,直到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吴佩孚突然死去才告结束。它是日本战时对华推行诱降政策的重要一环。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此中内情,多不了解。     

道奇路线的产生及其执行

一、道奇路线之前的日本经济和美国对日政策的变化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军国主义被打败,日本的战时经济结构,全部进入急剧地崩溃过程之中。当时的日本政府,为了维护旧的垄断资本主义体制,实行了紧急处理军事物资和发放临时军费的决定。对在战时接受军需订货的企业,支付合同中所规定的尚未支付的金额。仅战后一个月,就支付了二百亿日元。结果使生产军需用品的公司和高级官吏、高级军官取得了大量的非法收入,并使通货膨胀急剧地发展起来。     

日本的产业技术扶持政策与实施手段 以太阳能产业为例

日本经济的核心是日本企业以持续技术革新为基础的国际竞争力。日本企业之所以能持续进行技术革新是与日本政府的政策引导和支持分不开的。本文指出日本政府在国家总体目标之下,利用自身的信息优势和资源优势,根据时代的变迁,制定不同的产业技术政策,通过政策引导,使企业能够明确技术革新的方向,并通过对市场的增进为新技术提供需求,从而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     

松本正一关于日军细菌战罪行的证词

松本正一,日本崎玉县人,1920年生,从1939年到日本战败投降,一直在731细菌部队航空班服役,多次参与对中国杭州、南京、衢州等地的细菌作战。1997年8月,中国浙江、湖南等地日军细菌战被害者及其遗属向日本政府提出了国家赔偿诉讼。2000年11月15日,松本正一作为证人向东京地方法院递呈了该证词,并在法庭辩论时宣读。本译文标题为译者所加,其他依原文译出。     

战时日本对亚太地区的殖民统治机构之演变——以“大东亚省”的设立过程为中心

1931—1945年的十五年战争期间,日本陆续发动了"满洲事变""中国事变""大东亚战争"一系列对外侵略战争。日本政府为了实行对中国东北与本土以及亚太地区的管理与统治,陆续设立了前后连贯的三个国策统制机关——"对满事务局""兴亚院""大东亚省"。本文主要围绕"大东亚省"的设立过程,考察战时日本的殖民统治机构从"对满事务局""兴亚院"到"大东亚省"之演变过程,以及"大东亚省"的殖民统治之本质,用以再现与佐证战时日本对亚太地区进行殖民统治的史实。     

日本政府的庚款补给中国留日学生政策研究

为缓和留日学生与日本政府之间的矛盾,以培养留日学生的"中日亲善"感情,日本政府顺应国际上列强退还庚款以资助中外文化教育交流的趋势,于1923年3月在第46届国会上通过了《对华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案》,并以此为基础,经与中方协商建立了一般补给生制度,正式开启了庚款补给中国留日学生工作。此后,日本政府为垄断庚款补给中国留日学生的大权,独自推出了特选留学生制度和选拔留学生制度,并在九一八事变后将一般补给生制度置于可有可无的地位。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由于中国停付庚款和对华文化事业经费的扩张,日本政府的庚款补给中国留日学生政策也是几经变化,并随着日本的战败投降而彻底终结。     

日据时期台湾的专卖制度

1895年,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虽然在日据初期台湾一度成为日本政府的经济负担,但得益于总督府有效的财政政策,尤其是专卖制度的实行,台湾的财政收入很快就扭亏为盈,并逐年膨胀。总督府在台实行专卖,一方面是因为专卖收入作为一种间接税,比较隐蔽,不容易受到台湾人民的反抗;另一方面,通过专卖制度的实行,开创了日本国家资本和日本内地人资本在台的独占企业,有利于日本资本对台湾的控制。日据时期台湾的专卖制度始于1897年的鸦片专卖,从无到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