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国民党“一大”精神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的胜利召开是中国国民党和孙中山一生革命事业中的一件大事。“一大”通过了十三项议案,其中最能体现“一大”精神的两大成果是：通过“一大”《宣言》和国民党新章程的确立,使濒临瓦解的国民党从此焕发了青春活力,向着一个有鲜明主义、有严密组织、有群众基础的党迈进。本围绕国民党“一大”两大成果的达成,探讨国民党“一大”精神与孙中山的思想,以便真切地了解孙中山晚年的思想。     

“国民党教父”魂归家乡湖州始末

在中国近代史上,陈果夫是一位不可忽略的人物。他曾经是国民党“C·C”系首脑,历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兼组织部部长,第三、四、五、六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务委员．中央政治会汉委员等一系列高职,长期掌管国民党党务系统,可谓权倾一时。他与其弟陈立夫进入国民党权力中枢,把持人事和组织大权,成为民国时期最有名的一对兄弟,遂有“蒋家天下陈家党”的特殊政治格局。     

论国民党改组后的社会构成与基层组织

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其基本力量主要是一批“有些知识而又没有充分知识”的知识青年。这些知识青年的纷纷涌入,大大强化了国民党的党势和声威,但随之而起的是对国民党构成新的政治参与压力,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国民党的组织运作。就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初衷而言,党务组织是其改组重心所在。然而正是在这一方面,国民党改组实际上是不成功的。在“中体俄用”的治党策略下,仅袭用了俄共的组织形式,而未能得其组织内蕴,改组后的国民党并未如孙中山所期望的那样改造成为一个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党。在国共合作的背景下,两党组织形态的异同与互动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两党合作的命运。大量事实表明,国共后来成败分殊的结局,实际早在两党第一次合作之际即已渐露端倪。     

新生活运动和国民精神总动员论析

新生活运动与国民精神总动员是本世纪３０年代国民党发动的两个重要的思想统一与“精神建设”运动,两者一脉相承。蒋介石自称新生活运动是“救亡图存复兴民族之基本的革命运动”,~①国民精神总动员是“抗战的最大武器”,是“抗战民族的精神堡垒”。~②确实,两个运动都有动员民众抗战的意图,但它们又都有加强思想控制、为国民党一党专制服务的趋向。同时,两个运动无论在其基本的思路上,抑或是其发动、推展的方式、方法上,都存在着诸多弊病,这些也限制了两个运动的抗战动员目的的实现。本文试图从两个运动的发动背景、基本思路、实际…     

蒋介石最早的特务组织“密查组”

在国民党的“军统”、“中统”两大特务组织形成之前,蒋介石曾建立一个早期的特务组织——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密查组(以下简称密查组)。那时的戴笠仅是密查组的一个最低级的小特务。“密查组”的建立国民党的“军统”、“中统”两大特务组织是在1931年以后形成的,而“密查组”早在1927年四一二政变以后蒋介石到南京就建立了。那时国民党内的派系组织如雨后莠草,蔓生各地,如江西的“AB团”、江浙的“实践社”、黄河流域各地的“民主大同盟”,国民党军内更是山     

合作与分裂——1924~1927年湖南国共两党关系的再分析

1923年4月,湘区中共帮助国民党在长沙建立两大分部(学界和工界),实现了湘区的国共合作,并在中共的“包办”下,国民党组织和党员数量迅速得到了发展,遍及整个湘区;与此同时,湘区中共借国民党之躯壳,也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但国民党组织的数量与组织的凝聚力成反比例,缺乏向心力;与之相反的是,共产党的向心力让国民党产生担扰,并于1927年5月最终走向武力分共。本文拟将引入成本-收益理论和“安全困境”概念,从湖南国民党组织的发展及其实态来解读湖南国共两党关系的嬗变。     

从“反攻大陆”到“中国教育”

国民党退守台湾的前十年,用严厉的军事手段管理社会,不许有任何异议之声。思想上,国民党动用一切教育和宣传机构,鼓动反共情绪,宣传“反攻大陆”的政策。简言之,“反共”和“反攻”是国民党立足台湾的两项基本意识形态,几乎是“天天讲、年年讲”,可以说将近有两代的台湾人都受过这种洗脑。     

孙中山怒斥分共派——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上的讲话

本文原为保存在俄罗斯档案中的一份会议记录,其主要内容是孙中山的讲话。根据共产国际和孙中山的意见,第一次国共合作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这一形式遭到过许多人的反对。1924年6月,国民党元老张继、谢持、邓泽如等人以中共在国民党内组织党团等事为理由,提出弹劾共产党案,要求和共产党“分立”、“分家”。冯自由并于8月15日致函孙中山,要求孙向全国人民“引咎道歉”,惩罚当时支持国共合作的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等人。同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张继等人的“弹劾案”。会议经过激烈的辩论,于21日通过《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国民党与国际革命运动之联络问题》两项议案,宣布继续维护国共合作。8月30日,孙中山在闭幕式上发表讲话,最鲜明不过地表示了他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同情、向往以及维护国共合作的坚定决心。本文标题和文中方括弧为编者所加。     

胡适与国民党关系述论

胡适与国民党之间的关系,是中国现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也是“胡适学”的重点问题。从胡适与国民党的早期组织同盟会接触到1949年,两的关系历程大致可分为早期交往、《新月》时期、《独立评论》时期、驻美大使时期、任北大校长时期,其间既有友好合作,又有矛盾冲突。胡适政治思想的两个基本理念,即自由主义和改良主义能否实现,是胡适处理与国民党关系的基本准则。     

一个不可忽视的国民党政治派别——再造派

再造派是国民党统治集团内拥胡反蒋反共的政治派别。它曾提出“再造”、“复兴”国民党的口号;公开申明“倒蒋”、“反共”、“抗日”的政治立场;发动过颇有影响的倒蒋运动。但是,因为没有制定政治纲领和成立组织机构,往往被人们所忽视或遗忘。本文对再造派的形成、政治主张、主要实践活动及其解体,作以肤浅的探讨,以引起史学界的关注。     

和平解放前夕新疆的进步组织

解放战争时期的新疆 ,正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地位。国民党在内地战场上 ,穷于应付 ,逐渐没有力量控制大西北。而就在其力量相对薄弱的新疆 ,出现了进步组织 ,活动频繁 ,为和平解放新疆作出了贡献。一、进步组织的形成新疆解放前夕的进步组织有三支 :一为影响较大的民族青年组织“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是由“新疆民主同盟”、“民主青年团”两个组织改组后形成的 ;一为由涂治、罗志、杨鹤龄、禹占林领导的“战斗社”;一为“先锋社”,该组织以出版《先锋》刊物而出名。1 与“新盟”不同的是 ,“战斗社”、“先锋社”是由汉、回族先进分子组…     

国民政府一二两届立法院组成分析

立法院作为国民政府的最高立法机关,于1928年10月议设。其时国民党宣告军政时期结束,训政时期开始,训政时期将“以党治国”,建立五院制的国民政府来行使“治权”。以立法院的组织形式来规划国家法律体系,既源于孙中山的理论构想,也是国民党在新形势下统治国家的一种尝试。至全面抗战爆发,共产生过四届立法院,前两届与后两届在委员数量及构成上有较大差别。限于篇幅,本文重点在对第一、二届立法院构成人员进行一些量化分析,以期深化对立法院的研究。     

从战犯到爱国人士的翁文灏

1971年11月27日,我国地质科学的“四大奠基人”之一,翁文灏逝世了。他在地质学学术上的排名,不亚于众所周知的李四光。 然而他还有一个显赫的头衔:国民党“行宪”后的第一任行政院长,他组织了国民党政府的第一届“行宪内阁”。为此,曾被毛泽东宣布为第十二名“战犯”。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称其为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 我们对国民党军政人员,有没有“爱国心”的判定,往往以是否愿意“回归祖国”作标准,而翁文灏,恰恰是在1951年费尽周折,趁着夜幕飞抵广州的。     

从“容共”到“容国”1924—1927年国共党际关系再考察

1924—1927年间国共关系演变的复杂情形,实际远非过去人们认知中的“容共”或“联共”等语词所能简单概括。其时国共对相互关系的认知和表述既不尽一致,而且随着两党力量对比的变化,这种认知和表述亦发生相应的变化。无论“容共”还是“联共”,都难以单独完整表述该时期国共关系的动态变化过程。1925年后,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只是其中一部分而非全部;与此同时,大批国民党青年转入共产党。国共关系的初始形式在发生改变,亦即由初期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单向流动,发展为两党党员之间的双向互动。到后期,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渐少,而国民党青年转入中共日多。另一方面,中共意识形态的强势宣导,中共对国民党地方组织和民众运动的日趋“包办”,以及中共组织严密与国民党组织散漫的强烈反差,使国民党人感到共产党大有“反客为主”的态势,担心国民党“容共”,将转化为共产党“容国”。国民党人对共产党“容国”的危机意识,加速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     

国民党元老陈其采

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旧中国,有“蒋家天下陈家党”之说,陈果夫更被誉为“国民党教父”,他与其弟陈立夫跻身旧中国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代表人物之列。谈起陈氏兄弟的起家,人们大都知道是蒋介石为报答陈氏兄弟的二叔陈其美的提拔之恩。在陈家声名最显赫的是陈其美,当年孙中山在日本组织成立了中华革命党,孙中山自任总理,陈其美任仅次于总理的总务部部长。     

哈尔滨市公安机关解放初期清除匪患的举措

哈尔滨和北满一带土匪多是有历史性的。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企图利用土匪配合其军事进攻,独占抗战胜利果实,于是采取了武装土匪的政策。许多打家劫舍杀人越货的股匪,大部分被国民党收编加委,他们一经插上国民党的标签,就变成了政治土匪,群众称“中央胡子”。国民党的建军土匪有一句口头禅“是兵不领饷,是胡子不抢(并非如此),专打八路,敬等老蒋”。1945年“九·三”后至1946年,哈尔滨及附近各县曾出现“挺进军”、“先遣军”、“救国军”、“锄奸团”、“保安队”等国民党建军土匪近50种。其中人数多有实力的有“松江省保安队”、“中央先遣军第五战区”、“陆军新编第二十七军”、“东北救国军第六路军”、“东北挺进军第二纵队”等7股。建军土匪的指挥机构和首脑人物隐蔽在哈尔滨市内,其兵力则集结在哈尔滨周围各县,对哈尔滨形成包围的态势。     

从“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看“新国民党”在北方的活动（1932—1936）

“新国民党”是1930年代初期胡汉民等人在国民党内建立的以“抗日”、“反蒋”、“剿共”为主张的政治团体。本作已以藏于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的“胡汉民往来函电稿”为基本史料,对“新国民党”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本为系列论之一。它重点探讨“新国民党”在北方的活动,内容包括：“新国民党”在北方的主要成员及其以天津为中心的基本活动;地方实力派(冯玉祥、方振武等)与“新国民党”的关系;并对北方“新国民党”活动的局限性进行了简要分析。     

国民党在大陆“二五减租”的失败

北伐后,国民党宣布其农村政策：“改良农村组织,整理耕地,制定最高租额之法律,增进农人生活。”其城市政策是“颁布劳工法及工厂保护童工及女工。”     

进步青年在国统区的组织形式

60年前,国民党统治区的青年学生在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南方局的指导下,建立了拥护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秘密组织：“民协”、“民青”、“新青”。此前,则是没有组织形式的组织“据点”。这些进步青年的秘密组织及其衍生的进步青年团体,成为国统区抗日救亡和争取民主的群众运动的重要力量,是推翻国民党专制政权的第二条战线的主力,并发展成为国民党统治区中共地下党的主要构成部分。     

1928至1929年的反日会

反日会表面为各地国民党党部奉中央命令而成立,实际乃是一个因“济南惨案”而发生的自发性的民众团体。早期受南京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控制,主要从事和平的对日绝交运动;后期除上海等少数地方组织外,领导权大多落入国民党改组派之手,基本不受南京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支配。反日会自始要求南京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恢复民众运动”,实行“革命外交”政策,力主公正解决“济案”和废除中日不平等条约,并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屈辱的《济案协定》的签订时间。尽管反日会在对日经济绝交运动和南京国民政府对日交涉过程中偶有过急之举,但其维护国家主权、民族利益的立场和表现仍应给以积极评价和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