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秦家店的来由及其内涵

读2004年第四期《炎黄春秋》,颇为敬佩刘济生先生之文《打倒孔家店与打倒秦家店孰轻孰重》。正如刘文所言,秦家店乃孔家店的“仿造”,实指持续二千多年专制制度——“秦制”罢了。对此,毛主席早有名言:“百代都行秦政制”。可惜历来对“秦制”因何如何产生,它的设计者是谁,它的     

五四前后的四川思想界

一、细流辗转:1919年“五四”以前1915年9月,当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喊出了戊戌维新及辛亥革命志士们未敢喊的“打倒孔家店”口号后,一个叫陈育安的书商,通过他开设的华阳书报流通处很快便将《新青年》一类进步刊物在成都传播开来,使民主与科学的呼声震荡于巴山蜀水间。吴虞——这个曾被誉为“成都言新学之最先者”读到《新青年》第一卷上署名易白沙的《孔了平议》后,欣喜异常。1916年12月3日,他经章士钊、谢无量介绍,致信陈独秀称:“读贵报大论,为之欣然”,并倾吐衷肠:“……不佞常谓孔子自是当时之伟人,然欲坚执其学以笼罩天下后世,阻碍     

读了《打扫孔家庙》之后

五四运动是伟大的爱国运动、新文化运动,使中国的民主运动进入新阶段。但也有缺陷,其中包括对孔子的全盘否定,缺乏分析。当时四川著名学者吴虞,提出“打倒孔家庙”的口号,影响很大。半个世纪以来对孔子评价不一(“四人帮”的“批儒评法”别有用心不值得一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孔子比较公允了,不但在中国,新千年伊始孔子已被列为世界知名的思想家。     

“批儒评法“运动中王重民之死

1975年,当浩劫的文革即将进入尾声的时候,王重民,这位“国宝”级的中国知名分子,著名的图书馆学、版本学、目录学、文献学、方志学等资深专家,却在—场莫名其妙的“批儒评法”运动中含恨自杀了。王重民先生的死.无疑是中国文化的重大损失,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文革中知识分子苦难史的一个结尾。请看《“批儒评法”运动中王重民之死》—文。     

胡适与儒学

胡适与儒学杜蒸民胡适与儒学的关系问题,实质上也就是胡适对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胡适是“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口号的归纳提出者。但是,在晚年,他又宣称“并不要打孔家店”①。究竟胡适是反孔还是尊孔？在什么样的范围内和意义上理解他的“打孔家店”言论和行动...     

“打倒孔家店”还是打倒秦家店——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重新解读

“打倒孔家店”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经典口号。其实,当时文化主将们批判的主要是专制主义的政治体制,而不是为之服务的意识形态。后来的陈独秀、胡适等人都反思了这个问题。打倒孔家店具有不可估量的积极意义,但也要看到其历史局限性,如它使人们忽略了对专制体制的警惕,忽视了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设;把历史进步与否看成是意识形态问题;使人们把矛头对准了知识分子;把原始儒家和后儒混为一谈,等等。     

走出乌托邦:秦晓讲述文革亲历

文革之初 “文化大革命”给我的第一个信号,就是《人民日报》批“三家村”的那篇社论,火药味很浓. 一开始在中学也就是批判校领导、反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这些事.四中校文革(“校文革领导小组”的简称)是学校领导垮了以后成立的,工作组进来又重新改组了.校文革是选出来的,孔丹是主任,我和薄熙永(薄一波之子)等是副主任,各年级都有代表做委员.付洋、付亮(彭真之子)也在我们学校,我跟他们兄弟俩不是很熟,不过,我们也没有觉得父亲出事了,他们就怎样了,我们对他们还挺好.     

关于解放初刘少奇的天津之行

历史一页页翻过,“文革”至今已30年了。如从它的导火线、酝酿和准备的时间来算,则远不只此数。不过,作为一个标志,1966年仍是不可忘记的。而“文革”的目标之一是最终打倒刘少奇,恐也不容争议,这在当年的8月,就已经很明朗了。作为刘少奇的重大“罪行”,1949年4月的天津之行是其中之一,自然成为“文革”中“批判”的热点和重点。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它的来龙去脉如何？当时和今天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十几年来,王光美同志作为刘少奇的夫人,从不愿谈少奇的事,她相信刘少奇的那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因此,她愿让人民来作评…     

浅谈孔子的孝母思想与妇女观

一、孔子的孝母思想孔子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对这个古今中外有巨大影响的历史人物和他的思想的探讨,评价、众说纷纭。然对孔子的思想的核心部分是“仁”,“礼”,无多非议。“仁”是孔子思想中一切德行的根本。“礼”是仅次于“仁”的重要观念,是“仁”的表现形式,达到“仁”之境界的根本准则。那么“仁”之本又为何呢?有子(孔子弟子) 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论语·学而》) 如此,“孝悌”乃仁之根本了。而在孝悌之间,能孝自然能悌,故孝亦可视为仁之本乃至一     

略论孔子的隐逸观

隐逸观是孔子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长期以来在孔子政治思想的研究中却被忽视。本文试作探讨。一孔子隐逸观的内容主要有五个方面。(一)关于隐士的衡量标准孔子关于隐士的衡量标准是双重的,即政治标准和伦理道德标准,两者之间互为表里,并非相互分离。政治标准即为士而不仕。在儒家看来,读书是为了做官。孔子的弟子子路就曾说:“不仕无义。……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论语·微子》。以下凡引《论语》,只注篇名)。孔子则说:“三年学,不至谷,不易得也”。(《泰伯》)因此,“学而优则仕”(《子张》),“学也,禄在其中矣”(《卫灵公》),便是儒家指点给文人的一条虽非唯一但极重要的出     

师门忆语(三)

十一、“文革”风暴中议论陈伯达“文革”祸起,《红旗》杂志的三位副总编辑邓(力群)、胡(绳)、范[若愚],几乎一夜之间就从领导高位上跌落下来,被作为“走资派”打倒。胡绳还因为参加“二月提纲”而罪加一等,处境更为艰危。他在突然遇到这种政治生活的逆转时不免有些惊惶,但没有多久就适应过来,能够沉着冷静地应付了。在一次批斗他的大会上,他径直走向会议主持人关锋,从他那里取了一枝香烟,泰然自若地     

我所知道的“文章”发动内情

当时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华北局和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李雪峰,回忆了“文革”酝酿、准备阶段,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一个个被突然“揪出”“打倒”的经过,以及毛泽东批发“第一张大字报”的有关情况。当时担任中宣部副部长、主管文艺工作的林默涵,回忆了“文革”前几年中央领导层在文艺问题上的几次斗争,特别是康生、江青等在其中兴风作浪的内幕。当时作为中宣部常务副部长许立群的主要助手、现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常务副主任的龚育之,继上期关于《二月提纲》的回忆之后,又记述了暴风雨前夕彭真和中央几位“秀才”的活动情景。     

五四精神和传统文化

打倒孔家店,提倡民主与科学,是五四运动三个最响亮的口号,显然,“孔家店”是指封建道德、封建礼教而言的,而不是泛指传统文化。民主与科学是“孔家店”的对立物,只有发展社会民主和发展科学,中国才能步入近代世界发达国家之列。不少人在谈到五四精神时,总把它和传统文化对立起来,其实,这是不恰当的。传统文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在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时,总是不断充实自己的内容,更新自身存在的     

上海博物馆藏楚简《仲弓》试探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已经出版,研读再三,感觉《仲弓》一篇于竹简文本复原有许多问题,值得商榷。是以不揣浅陋,尝试编联,简号以数字标志于每简之末。对于部分文字的释读、字句断读,给予新的标点并稍作解释。简单的通假径于释文中表示,文字所从之偏旁有行文不能表示者,在注中说明。依竹简内容看,为孔子与仲弓对话的记录,属先秦标准的语录体文献。据《汉书·艺文志》儒家类,多以孔子弟子之名为其书名篇名。本简文第十六枚简背,即云“中(仲)弓”。又明显可区分为弟子同孔子问“为政”与“事君”两大事类,今整…     

导读

邓小平一生波澜壮阔,历经狂风暴雨,在政治上“三起三落”,其中后两次更是在“文革”中被毛泽东点名打倒。“文革”结束,历史翻开新的一页,邓小平对毛泽东将如何评价？历史转折时期的中国,又将如何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世人拭目以待！本刊特邀《历史决议（注释本）》编写者之一,著名党史专家萧冬连先生为您还原《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过程,再现交锋中的光与火。     

金庸眼中的邓小平与胡耀邦

钦佩邓小平：“极可尊敬的大英雄” 1981年7月18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查良铺（金庸）。在中共领导人中,金庸最想见的就是邓。“文革”时,邓小平被打倒,金庸与人创办并担任主编的《明报》的报道、评论和其他文章,常常流露出不平。     

我所知道的于光远

我知道于光远的名字,是在上初级师范学习他同其他几位先辈著的《社会科学基础知识讲座》。1964年奉调中宣部工作后,才有缘谋面,但不在一个处,没有什么接触。“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狂飙突起后,我对他才开始有所了解并且由衷地敬佩起来了。文革中的乐天派那个年代的中宣部不用说部长们,就是那些处长们都是一些有影响的社会名人,但在文革中却一个个成了被“打倒”的“黑帮”。     

章士钊思想演变的轨迹

在中国大陆一般人心目中,章士钊(1881—1973)是非常特殊的人物。知识阶层中年纪稍大的,大约都知道毛泽东与他的关系非同一般。“文革”前夕,毛要谈教育,特地把这个段祺瑞当“执政”时的教育总长找来静聆纶音。“文革”期间,“知识越多越反动”,焚书坑儒,他的《柳文指要》却由毛特别批准出版。1973年5月25日,根据“最高指示”,     

三老四帅与二月抗争

“文革”初期,林彪、江青等人想搞乱军队。一批身居高位的老革命家按捺不住心中的愤懑,同他们展开了面对面的抗争。这场抗争,从1967年1月19日开始,到2月19日为止,就军队要不要稳定,“文革”要不要党的领导,老干部该不该统统打倒等问题而展开。     

用心用力而记之——《增城县志》《怀集县志》“文革”记述之比较与归纳

近日展读新编《增城县城》(以下简称为《增》),以为其志当年称为“波澜壮阔”和“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为“文革”)在增城一地进行的情况,用心复用力,致其记述见广度又见深度。又由此联系到笔者主编(后期为参与主编)的《怀集县志》(以下简称为《怀》)之志“文革”在怀集进行的情况,乃产生将两志之记此从铺张编排到具体记述作比较总结设想,以从中对县级地方综合性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