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阴县清志汇编·风俗志》初探

蒙阴县旧志现存五种,一为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志,由知县杜洽主修,仅见于有关记载,现未发现,故未搜集到手;二是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志,由知县屈逸乘主修,缺卷一;三是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志,由知县刘德芳主修;四是清宣统三年(1911年)志,由知县沈黼清主修,共四册,缺卷三;五是《蒙阴县民国志资料》,由黄星垣、赵家琛编纂,时未刊行。蒙阴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历时数年,对搜集到的三部清代旧志进行整理汇编。     

《精忠录》初刻本的发现及其编纂与流传

《精忠录》是明朝人编纂的有关岳飞事迹、著述,和身后历朝褒典、凭吊诗文的纪念集,是岳飞祭祀史、事迹编纂史及其爱国精神弘扬史上的一部重要文献。早前在国内和日本仅发现了该书的后期版本,初刻本的发现有助于我们厘清该书的编纂和流传过程。《精忠录》由河南汤阴县教谕袁纯初编于明景泰、天顺年间,编成后未刊刻。成化五年由汤阴知县尚玑在初编本基础上增补后初次刊刻,其中所载岳飞《满江红》词是在纸本文献中首次出现。该本此后历经多次递编重刊,在杭州府官员主持下先后产生成化八年后刻本、弘治十四年刻本和正德五年刻本三个刻本,弘治十四年刻本流入朝鲜后产生宣祖印本、肃宗印本和英祖印本三个铜活字印本。《精忠录》后期版本所见版刻插图等亦有较为重要的文献价值。     

平陆县图书馆藏残本乾隆《台湾县志》

1981年春,山西省平陆县图书馆清理出一部残本乾隆《台湾县志》(见图)。这部《台湾县志》卷首扉页标明"乾隆十七年(1752年,壬申)知县事臣鲁鼎梅重修"。卷尾有"乾隆壬申小春月台郡儒学铎者沙阳林起述"跋文。鲁鼎梅是"乾隆十五年十二月护任"台湾知县,"十六年十月卸事,十七年四月再护任"台湾知县的。"台郡儒学铎者"是对清朝政府任命掌管台湾教育事业的官员的别称。     

明万历《宿迁县志》点校出版

正2017年11月,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地方志办公室点校的明万历《宿迁县志》由广陵书社出版发行。该书于明万历五年(1577)由时任宿迁县知县喻文伟主持修纂,是宿迁地区第一部刊刻县志。域内刻本早已亡佚,现存于天一阁的万历《宿迁县志》是孤本。2016年,宿迁市宿豫区地方志办公室启动"宿迁历代方志全书"整理工程,对明万历《宿     

裴景福及其《河海昆仑录》

裴景福(1854—1926)字伯谦,安徽霍丘县新店埠人。清同治十二年(1872)拔贡朝考一等,光绪五年(1879)中举,光绪十二年(1886)登进士第,授户部主事。光绪十八年(1892)改官广东知县,先后补陆丰、番禺、潮阳、南海四县县令。1904年为两广总督岑春煊参劾,收禁于番禺。光绪三十一年(1905)被议处谪戍新疆,次年四月抵迪化(今乌鲁木齐)戍所。是年所著《河海昆仑录》书成。宣统元年(1909),给事中李灼华为其伸雪,得赦归。是年《河海昆仑录》出版(安徽省博物馆存有初版本,本文据     

《清史稿·循吏传》正误一则

《清史稿·循吏三》载:“史绍登,字倬云,江苏溧阳人,大学士贻直之孙.以誉录叙布政司经历,发云南。乾隆六十年,署文水知县。时滇盐归官办,民苦抑配,绍登弛其禁,释逋课者数百人。阅三载,配盐之五十七州县悉改商办,以文山为法。”(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3043—13044页) 按:“乾隆六十年,署文水知县”句中的“文水”一词,误。应为文山。理由是: 1.据《大清一统志》、《清史稿·地理志》等可知,清朝时,文水县仍属山西省,此外并不存在     

芷兰斋书跋 曹元忠批校郁洪谟抄本《反游仙诗》一卷

是书作者郁鼎钟字声金，号彝斋，浙江嘉善县人，道光五年中举，次年得进士，曾任江西泰和知县，听讼以诚，文望翕然，去官后主讲赣州阳明书院五年，门下土尝汇其苦论录为《课士随笔》，为士子读书入门之钥。     

《澳门纪略》

清印光任、张汝霖撰。成书于清朝隆十六年(1751年),有光绪六年(1880年)江宁藩署重刊本、《林下雅音集》本。印光任,字黻昌,江南宝山人,先后任高州、石城知县,澳门同知、太平府知府等。张汝霖,字芝墅,江南宣城人,先后任香山、春阳知县,澳门同知等。     

《春城侨海情——昆明归侨口述录》出版

正中国华侨历史学会首部地方侨史文丛——《春城侨海情——昆明归侨口述录》,于2016年9月由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该书由朱燕主编,毕娇娇为执行主编。早在2005年,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就启动了采访老归侨,征集、出版老归侨口述历史的工程,先后出版了一系列口述录。现在,不少地方华侨华人研究机构和涉侨机构也在开展归侨口述采访活动,积极抢救活资料。2015年3月,昆明市侨联启动了"老归侨口述历史"整理工作,先期对     

阮性传与《兴化县小通志》

方志可分为官修与私修两种．即以兴化方志而言,存官修县志5部：嘉靖三十八年（1559）知县胡顺华主修、陆西星纂修的《兴化县志》（《胡志》）;万历十九年（1591）知县欧阳东凤主修、陆西星纂修的《兴化县新志》（《欧志》）;康熙二十三年（1684）知县张可立重修、王岩纂修的《兴化县志》（《张志》）;咸丰三年（1853）知县梁园棣主修;刘熙载、陈广德纂修的《重修兴化县志》（《梁志》）;民国32年（1943）伪县长李恭简挂名主修、李详纂修的《续修兴化县志》（《李志》）。     

《敦煌五兆卜法文献校录研究》出版

王祥伟著《敦煌五兆卜法文献校录研究》一书于2011年6月由民族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是在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完善而成。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为"敦煌五兆卜法文献研究",下篇为"敦煌五兆卜法文     

光绪《于阗县乡土志》与《于阗县志》考述

光绪《于阗县乡土志》与《于阗县志》实为同一部地方志,前者源于林出贤次郎携往日本的抄本．后者则是流传于国内的民国抄本,成书时间是光绪三十三年（1907）,编纂者为时任县令贺家栋。贺氏出生于同治九年（1870）,由附生捐纳入仕,历任库尔喀拉乌苏直隶厅同知、洛浦县知县、于阗县知县、伊犁府知府等职。从目次的编排顺序和文字内容的清晰完整度来看,民国抄本《于阗县志》的文献和史料价值要优于《于阗县乡土志》。     

《南通简志》出版发行

正2019年12月,南通市地方志办公室组织编纂的《南通简志》,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简志以《南通市志》为蓝本,时限上自事物发端,下限断至2018年12月31日。框架结构采用"纲目体",全书共设27篇,综合运用"述、记、志、图、表、录"等体裁,表现手法多样。全书30万字,记述内容简明,融地脉、人脉、文脉、史脉于一体,纵不断主线,横     

《梦粱录》再考

由《梦粱录》与成淳《临安志》的先后关系及卢文弨、钱大昕的断代考,可知《梦粱录》作于元代,成书于元顺帝元统二年。通过仔细比较《梦粱录》与《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成淳《临安志》、《武林旧事》的内容,可以发现《梦粱录》中的大部分篇目都是从这些文献直接征引或间接改写而来。并非完全出自吴自牧原创。     

《墨娥小录》辑录考略

解放后,在国内发现了明隆庆五年(1571年)吴氏聚好堂刻印的《墨娥小录》。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十五,《明史·艺文志》卷三,都有"吴继《墨娥小录》四卷"的著录。如今我们看到原书,知道吴继并非作者而是刻印者,该书是十四卷而并非四卷。《小录》分类辑录了造笺纸、染色布、制香料、作花炮、炼丹药、酿酒醋、种蔬果、栽花木等方法。正如吴继在引言中介绍:"自文艺、种植、服食、治生以至诸般怡玩,一切不废,如元凯武库,随取具足。"书中内容大多是辑录者亲身采访所得,实用者多,荒诞者少,对于研究我国化工、医药     

“清代《缙绅录》的文本与量化研究”工作坊

2019年10月12至13日,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举办的"清代《缙绅录》的文本与量化研究"工作坊成功举办。来自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云南大学、新疆大学、中国中医科学院、长治学院等高校和科研单位的20余位学者参加了此次工作坊。本次工作坊旨在推进对清代《缙绅录》的深入研究,促进文本研究与量化方法的结合,深化历史学科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交流。     

《清国史》、《清史列传》和《清史稿》朱次琦传校读

朱次琦(1807～1882),字子襄,一字稚圭,广东南海九江乡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曾短暂代理过山西襄陵知县,后辞官归里,讲学于九江礼山草堂。①康有为、简朝亮等人均为其门下高足。次琦仕为循吏,隐为良师,学者尊称为九江先生。由于讲学著述成就卓著,与陈澧并称晚清"岭南两     

汪士铎与〔同治〕《上江两县志》中的舆图

<正>〔同治〕《上江两县志》由上元知县莫祥芝与江宁知县甘绍盘合修,刘寿曾、张铸、汪士铎等士绅参与编纂,首刻于同治十三年（1874）,为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官方编修的第一部南京志书。书中收录了“上元山图”“江宁山图”“二县水道图”等15幅舆图,图的数量及质量,     

清嘉庆《宜章县志》点校出版

正2017年12月,湖南省宜章县史志办公室点校的清嘉庆《宜章县志》由中国文史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于清嘉庆二十年(1815)由时任宜章县知县陈永图主持修纂。嘉庆《宜章县志》设24卷,共77.5万字(含今点校),收录重要图片20幅,是记载清中叶宜章县自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历史与发展的资料性文献。2017年是宜章建县1400周年。为进一步挖掘整理1400年以来宜章优秀历史文化资源,2016     

王安石《日录》与《神宗实录》

《日录》是王安石在熙宁年间执政时私下记录的君臣奏对之语 ;在绍圣年间由蔡卞纳入史局用以重修《神宗实录》 ,从而得以流布于世 ,也成为新党“绍述”的重要凭据 ,对北宋后期政治影响甚大。宋徽宗即位不久 ,陈、杨时等对《日录》进行批判。他们的批判 ,对揭露蔡京一伙假绍述以行其私不无积极意义 ,同时也暴露了党争的面目。史家的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大量征引《日录》进行补缺、考异 ,同时又完全赞同陈说法而大量征引。这就把《日录》推向了被审判的位子。南宋再次重修《神宗实录》 ,是站在元祐史官的立场上。元修《宋史》沿用重修的《日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