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小说中人物的悲剧意识

老舍小说中的众多人物根据其鲜明的文化身份,大致可分为“老派人物”、“理想人物”、“新派人物”三大类。他们的身份虽不同,但悲剧性的命运却十分相似,其悲剧主要是由他们各自所负载的文化与时代、历史的不谐调所造成的。三类人物分别属于“被旧文化管辖而死的悲剧”、“反抗旧文化而死的悲剧”、“受劣质文化浸染而死的悲剧”。这些文化悲剧虽不悲壮激烈,却也深沉凝重,令人警醒反思。     

二里头文化"龙"遗存研究

二里头文化的“龙”遗存,尤其是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和绿松石铜牌饰,是当时社会贵族中个别人使用的一种表明其有专门技能、特殊身份的特殊物品,可能与驯养过“龙”有关,其拥有者与当时的王室或“王”有一定的关系。二里头文化“龙”遗存的直接源头可能是在陶寺文化中,但“龙”遗存的社会地位在二里头文化时期下降了,这可能反映了“龙”意识观念的逐渐淡薄。     

都江堰旧方志的特色及其对都江堰市地域文化的影响

成都都江堰市现存的四部旧方志为清乾隆、光绪年问和民国时期编纂。旧方志多由时任地方官吏主持并组织当地文士编纂，有的甚至直接出自于地方官员之手，代表了当时的主流文化和当地的最高学术水准。     

毛泽东文化思想刍议

毛泽东文化思想萌发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到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达到顶峰,其建设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文化理论、“双百”方针、“两用”原则指导了当时的文化建设,在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今天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舂秋战国时期“赵女”文化形成之原因探析

春秋战国时期的“赵女”以美艳和善于歌舞而闻名于世,频频受到当时达官贵人的青睐嫁入豪门,有的甚至在政治舞台上有所作为。于是“赵女”在此时具有了许多特殊含义。本文试从“赵女”的容貌,善于歌舞及婚姻选择的特点着手,对“赵女”广受青睐的原因进行分析,得出“赵女”文化的形成是当时特有的民族融合的结果,是独特的赵国文化中的一种。     

民俗学视域中丧葬文化研究的范式转换——评陈华文、陈淑君《浙江民间丧俗信仰研究》

作为一种极富特色的社会文化现象,丧葬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富。按照学界对于“文化”内涵的理解,可将其大致划分为三大部分：其一是丧葬的物质文化层面,即能够体现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物质文化面貌,甚至某些与之紧密相关的自然地理因素中以“物化”形式体现的丧葬内容,如葬所（包括坟地和墓穴）、葬具（棺、椁、殓尸用具）、随葬器物等;其二是丧葬的制度文化层面,主要是指丧葬礼制风俗以及某些少数民族“依俗行丧”的不成文法等;其三是丧葬的精神文化层面,亦即通过上述两个方面所反映出来的灵魂观念、祖先崇拜、宗教信仰等当时人们的精神文明状况。     

解放初期的合肥群众文化

建国初期,翻身解放了的人民群众以从未有过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到时政学习、文化学习和蓬勃开展的文体活动中来,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一个人们满腔热情建设新中国的时代。而说起当时的合肥群众文化活动,就不能不提到合肥文化馆。作为新政权刚建立时设立的最早的文化单位,它在那个特定的时期发挥了宣传群众、娱乐群众的核心作用。当时的合肥文化馆可以说承担了建国初期文化建设几乎所有的重任,包括群众各类文体宣传活动的开展、文体队伍和文体设施的建设、戏曲和旧艺人的管理改造、文化市场的管理等,这些工作都为后来合肥市社会主义文化事…     

采铜业对会泽历史文化的影响

本文通过对会泽采铜业发展历史轨迹的回顾,论述了会泽铜商文化对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并进一步论述了这一特色文化对当今会泽多元文化格局、“会馆城市”形成产生的深远影响.     

方志与先进文化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方志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方志作为一种文化形式,是随着时代的发展顺应先进文化的时代内容而衍生、成长和发展的。旧方志是封建文化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新方志已成为社会主义文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的资料的可靠性、体例的独特性、编排的科学性和指导思想的先进性屹立于民族文化之林。方志具有的科学品格是其不断顺应先进文化潮流的动力和保证。宣传先进文化、建设先进文化是方志事业的历史使命和奋斗目标。     

百年存废 三次论争

近代中国主张废除中医的始作俑者,当推清末国学大师俞樾。1879年,俞樾发表《废医论》,之后又发表《医药说》,提出“医可废,药不可尽废”的观点,这也是近代“废医存药”思想的滥觞。俞樾思想的影响逐渐扩大。1900年前后,思想界已出现否定五行说的思潮。到民国时期,废止中医作为当时“中西文化之争”社会思潮的一部分,在思想界乃至政界都引起激烈的争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中医药学被当作旧传统、旧文化一并否定。当时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如陈独秀、胡适、鲁迅、梁启超等都有这方面的言论。在中国百年历史中。关于中医的存废问题,有过几次大规模的争论。     

浅谈“五兵活动”的借鉴意义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特定自然环境和社会历史条件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广泛开展了以“兵演兵、兵唱兵、兵面兵、兵写兵、兵舞兵”为主要内容的“五兵活动”。“五兵活动”既拥有极其鲜明的个性特征,又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这一活动形式不仅对当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化事业建设和兵团自身的发展壮大产生了重要作用,对于当今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也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和借鉴意义。     

陈独秀与胡适的后援力量

早就有人说过,“五四”那一代思想巨人的产生有当时东西文化碰撞的大背景,这固然没有错。我更想强调的是,当时的中国也为胡适、陈独秀、鲁迅的产生提供了土壤。     

论先周文化的渊源

先周文化是武王灭商以前早期周人的考古学文化,是周文化的早期阶段。先周文化的渊源至今仍是学界关注的问题。早在１９３３年,前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对陕西关中地区的多处遗址作了调查,并于１９３３～１９３７年间先后三次发掘了宝鸡斗鸡台遗址①。此次工作的目的,主要为“周秦初期文化的研究”②。５０至７０年代,随着关中地区考古学文化序列的不断完善,学界开始重视先周文化及相关问题。徐锡台先生根据当时判定的早周文化（即先周文化）的特征,进一步论证认为“早周文化”可能是“在客省庄二期文化的基础上接受齐家文化的一些因素…     

老南京建房习俗

最近南京市公布了87项市级非遗名录,“上梁仪式”列入其中。民间盖房造屋,众人相帮,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和邻里和睦的淳朴民风。虽说仪式中不乏迷信成份,但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的载体,传承一个地区千百年历史的“文化灵魂”,反映人们对住宅长久、家业兴旺的美好愿望。     

晚清民初现代“文明”和“文化”概念的形成及其历史实践

在晚清民初的历史语境里,中国传统的“文明”和“文化”概念先是大体经历了一个摆脱轻视物质、经济、军事方面的内容,形成内蕴进化理念的新的现代“文明”概念——广义的现代“文化”概念,再从另一维度部分地回归与“武化”、物质化相对的中国传统“文明”和“文化”的关键内涵,进而获取新的思想资源、重建一种新的狭义“文化”概念的过程,最终复构成了一个广、狭义内涵并存的、带有矛盾性的现代“文化”概念结构。这两个重要的现代概念形成和演变的过程,同时也是当时的中国人运用它们进行社会改革的实践过程。戊戌时期,现代“文明”概念已经在趋新士大夫中逐渐流行开来,并携带一系列现代性主导价值观念,成为维新运动得以全方位展开不容忽视的思想依托;而狭义“文化”概念的出现及其与广义概念的合构,则影响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进程。     

浅议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关系

考古学中的“文化”不同于一般人文科学研究中的“文化”概念,它指的是一种物质文化,即“在一定时间、地域内,有着共同特征的一群物质遗存”。这就规定了考古学研究的对象必然是不同时期遗留下来的与当时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类实物。特定的研究对象决定了考古学应当区别于其他学科,应有自己一套独特的理论与研究方法,否则,研究的方向与目的就会模糊不清,考古学研究也就不能从其学科本身的角度出发去揭示隐藏在物质遗存背后的人及人与自然、社会的复杂关系。     

断裂、变容与再造:1928-1934年的国家祀孔传统

1928年2月,为与旧治统“划清界限”,蔡元培执掌的大学院以春秋祀孔旧典与“现代思想自由原则及本党主义大相悸谬”为由,赫然将其废止,一时间舆论哗然,旧绅、学界以及地方军、政势力中的尊孔祀孔派起而抵制。同年底,为纤解困境,“国府”会议将祀孔旧典变通为孔子诞辰纪念,并强调“无庸规定仪式”,然而这一变通,特别是嗣后将纪念日期直接套用新历的做法依然难以获得一些守旧派的认可,全国各地的孔子祀典亦因此而呈现出新、旧杂的混乱样态。1934年6月,在民族危机日益加剧的语境下,为借助传统资源形塑和加强“党国”的统治权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将孔子诞辰纪念升格为带有浓厚党化色彩的“国定纪念日”,但从当时的社会舆情看,这一措置依旧效果不彰。1928-1934年国家祀孔传统断裂、变容与再造的时代境遇,不仅展现了社会转型过程中,各派政治文化势力在孔子祀典何去何从问题上博奔互动的复杂图景,而且也揭示了彼时国民党所确立的文化权力秩序由革新转向“保守”的一面,以及时代转型之际当权者工具性利用孔子祀典变革之象征性表达来“建构认同”的程度与限度。     

薛涛历事嘉州考略

四川乐山古称嘉州,这里三江环绕,依山傍水,风光秀丽,自古来就是文人墨客荟萃之地。唐代女诗人薛涛年轻时曾寓居嘉州,在遍考嘉州名胜古迹、风土人情后写下了《题竹郎庙》、《忆荔枝》、《赋凌云》等赞颂嘉山嘉水的优美诗篇,吸引了当时诸如白居易、元稹、刘禹锡等一大批文人雅士来嘉州旅游唱和。薛涛并以自己西川节度使韦皋幕僚（侍酒、校书）的特殊身份参与了当时古嘉州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特别是参与了开凿乐山大佛（当时为“凌云弥勒大像”）收尾工程的建设。韦皋主持的凌云大像收尾工程包括：“莲花宝座至膝”、“通体设色”、“佛窟小龛”、“韦驮护法”、“九曲栈道”、“大像阁”等工程,历时十五年。     

“中国近代最有趣的人物”——辜鸿铭

一、“先生实为中国文化之代表。而中国在世界唯一之宣传员也” 按照当时西方人的评价,辜鸿铭是与泰戈尔相提并论的东方文化的“圣哲”代言人,是深受爱戴的中国著名哲学家。     

“破四旧”运动中人民大会堂文物何以保存

“文化大革命”中,社会上兴起一股“破四旧”思潮,许多文物被当做“封、资、修”遭破坏焚毁。造反派竟然盯上人民大会堂陈列的珍稀文物,提出要当做“四旧”通通砸烂。国宝级文物眼见就要遭灭顶之灾!民族文化瑰宝何去何从？当时,我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