褒斜道石门附近栈道遗迹及题刻的调查

褒斜栈道是沿褒、斜二谷跨越秦岭勾通关中与汉川的古代重要道路。1936—1937年所修的由宝鸡经褒城、宁强至四川广元的川陕公路宝鸡到褒城段,有许多地段仍是沿着栈道旧线修筑的。虽然历代遭到严重破坏,但沿路仍留下了许多栈道遗迹;尤其在褒河西岸南距褒城约三公里的石门及石门内外的题刻碑碣,为研究古栈道及历代书法提供了一些资料。     

蜀道金牛道广元段路线变迁试析

今天的剑门蜀道路线较为明确，以剑阁古城为中心，北从广元市朝天区转斗乡七盘关始，经朝天、利州、昭化、剑阁四县区，东南端至阆中古城，南至绵阳市梓潼县演武镇大庙山。历史上蜀道金牛道广元段路线因战争等原因数次变迁，尤其各支线路线变化较多，按地理位置可分为北段、东北段、中段和南段。根据历史年代、背景、路线及意义，又可将蜀道金牛道的发展分为起源、形成、发展、繁荣、振荡、稳定、衰落七个阶段。深入蜀道金牛道广元段历史沿革和线路变迁的研究，可为今后蜀道的考古调查、规划、文化遗产展示利用提供一些思考，促进更多的文化遗产纳入文物保护范畴。     

袁世凯对日外交述论

褒世凯一生以日本为主要外交对手,对日外交的成败也与其在政坛上的兴衰沉浮息息相关。驻朝时代,褒世凯与日本全面对抗;回国后至辛亥革命前。以日为师,并采取联英美以制日俄的对策;辛亥革命时期,面对日本的步步侵略,一面抵制,一面妥协。最后以外交及个人政治生涯完全失败而告终。     

商周时期玉鱼浅析

商周时期玉鱼的数量众多,按型制大致可分为直身、弧身和拱身,按功用则可分为装饰类、丧葬类和工具类。结合出土情景分析可以发现,丧葬类玉鱼在形制上较为随意,而作装饰与工具来使用的玉鱼则有一定规律可循。作头饰的多为直身型玉鱼,而作项饰及佩件的则多为弧身型玉鱼。工具类玉鱼主要用作刻刀、觹及耳勺,作刻刀与玉觹的为直身和弧身型玉鱼,作耳勺的仅见直身型玉鱼。     

匡正唐代文学家孙樵记

“晋太康元年修栈道”摩崖碑文遗误大凡道路之始,莫不肇于人猿揖别。褒斜道也不例外。且以“择线尤佳”而受青睐、成为汉魏时期关中地区通往西南各地的主要干线、后因多方原因、其走向不断有变。唐宣宗大中三年,因汉魏时期的褒斜道南段(即留坝县江口公社至汉中段)常发生栈道水中的立柱被洪水冲毁之事、为避水患,唐代乃采取了折衷的改道措施;即北段仍循汉魏褒斜旧路至江口公社,而从江口公     

陈列艺术浅析——博物馆参观路线节奏与韵律美

展览的流畅性和完整性是成为影响博物馆参观路线设计的重要因素之一,而路线设计当以展示美感形式为基本法则。在一个展览的整体空间内,把握尺度可将展览的各个部分恰到好处地联系起来。     

启尊、启卣新考

本文重新考释了西周昭王时期启尊、启卣铭文以及所见的历史地理,认为启尊、卣铭文分别记述了周昭王两次南行的路线。尊铭记西南行,可能是沿褒水岸边走褒斜道,目的地是汉中;卣铭记东南行,先沿秦岭谷地向东行,中途止跸于山谷而宿,又至于位于蓝田的上侯,沿蓝武道至于均水岸边,目的地可能是江汉平原地区。这两次南行都到了汉水,或有可能都是昭王伐楚的前奏。器主启在事件中担任警跸,因此功劳而作器纪念。     

二里头文化向南方的传播

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发现二里头文化遗存的地点可分为九个区。分析这些遗存的年代、文化性质及分区可知二里头文化南传的路线和时间,而传播方式在不同时期和背景下有所区别。二里头文化的南传开启了南方地区古代文化宏观上伴随中原地区文化变迁的新阶段,南方地区也以此纳入了以中原地区为主体的历史体系。     

高句丽后期官位等级及排序浅探

高句丽官制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它是高句丽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高句丽后期官制究竟有几等、官制的等级排序究竟如何两方面来探究高句丽官制体系。经过史料对比和分析,可得出高句丽官制有12等,《周书》与《隋书》中的官位不是按官位等级排列的,只有《新唐书》和《高丽记》才是真正按官位等级排序的。     

清代内蒙古农业村落的形成和特点

一清代内蒙古农业村落的形成按其初始形态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类型。第一类是由山东、山西、河北、陕西等省农民私辟成村的。清统一全国之后,为加强对内蒙古地区的控制,除了在蒙古地区推行盟旗制度外,还实行了严格的封禁政策,特别严禁蒙汉人口的互相流动。清王朝的这种政策,以乾隆初年为线,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南宋褒斜石门题名蜀人事迹考

陕南汉中褒城石门当褒斜栈道交通之冲,系世界最早通行车辆之穿山隧洞。自汉迄宋,石门内外摩崖刻石多达百余种,其中尤以汉魏颂铭(《石门颂》、《石门铭》) 蜚声中外。“褒斜道石门及其摩崖石刻”系首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两宋时期因金石学臻于极盛,褒斜道石门又系入蜀必经之地,故骚人墨客经此无不吊古刊石,抒怀发叹。清叶昌炽《语石》卷5有云:“由褒斜入蜀,天梯石栈,阁道云连,石门、析里之间,宋时士大夫入蜀者,     

中国现代方志学发展阶段探论(上)

中国现代方志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兴衰荣盛的变化。科学地划分其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乃至阶段中的发展时期,并对其间的发展状况予以归结,不仅有裨中国现代方志学的深入研究,进而促进中国方志学整体研究的深入,而且有裨新一轮方志的编修工作,并促进完整的、科学的方志学理论体系和中国方志学学科体系的构建。本文认为,中国现代方志学的发展经历了孕育待兴、探索、中挫冷落和新兴发展4个阶段,而新兴发展阶段又可分为复苏新生、全面兴起、繁荣兴盛和深入发展4个时期。对各个发展阶段及时期的起迄时间、发展状况、相关特点、成果得失等进行了探论。     

辽代捺钵考

辽代捺钵地的变化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前期,太祖、太宗时期,四时捺钵的迁徙路线大体呈西北—东南走向。中期,世宗至圣宗前期,除秋捺钵大体呈西移趋势之外,其他三季捺钵地皆南移,四时捺钵的迁徙路线基本呈南—北走向。后期,圣宗后期至辽末,春捺钵北移至松嫩合流处诸湖泊,夏捺钵与前期在同一地理范围,秋捺钵或与夏捺钵同地,或在平地松林及炭山,冬捺钵多在永州广平淀,四时捺钵的迁徙路线变为东北—西南走向。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应与过渡开发导致的契丹故地自然环境的恶化有关。     

异彩纷呈的甘肃春节游

甘肃省的传统春节旅游线路按地域特点分为三条：西线的河西走廊历史文化线,南线的临夏、甘南民族文化线,东线的陇南、陇东民俗文化线。     

北京地区战国秦汉瓮棺葬的考古学研究

北京地区瓮棺葬出现于大坨头文化时期,并在战国秦汉时期广泛流行。按墓葬的年代,大致可分为五期,大坨头文化时期、战国时期、战国晚期到西汉早期、西汉时期、新莽到东汉早期。瓮棺葬的空间分布情况与北京地区战国秦汉城址的考古发现较为一致。从被葬者的构成和葬具来看,儿童瓮棺葬和成人瓮棺葬有明显的区别,尤其特别的是路县故城考古发现成人瓮棺葬,还发现瓮棺葬埋入道路等特殊葬俗,为探讨战国秦汉时期北京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交流,文化传播等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褒姁”小考

正《國語·鄭語》載褒姒亂周之事,云"褒人褒姁有獄",遂獻褒姒於周。韋注云"褒姁,褒君",歷代注家無異議。顧頡剛先生駁之,云:"如是褒君,則何以稱褒人?"(《顧頡剛讀書筆記》卷四,中華書局,2011年,頁103)若以"褒姁"爲褒國國君,徑言"褒姁有獄"即可,"褒人"則無必要。然顧先生認爲"‘姁’從女,亦非君之名",則恐不妥。魯有"叔孫婼"(《春秋》昭七年),金文有"丼人"(《殷周金文集成》109),兩周男性貴族之名確有從"女"者。     

郑州黄河路109号院殷代墓葬发掘简报

2012底至2013年初,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郑州市黄河路109号院内两幢住宅楼工程区遗址进行了发掘,清理了殷墟时期小型墓葬43座。随葬品多为陶器,少量铜器、玉器及贝币。按陶器特征分析可将这批墓葬分为两个阶段,分别属于殷墟二期和三期。此次发掘为郑州地区殷墟时期墓葬研究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论古褒斜道上栈阁的分布、形制及邮驿等建筑设施

褒斜道循褒、斜二谷而成。褒谷在汉中之北,斜谷在眉县之南。褒斜道又称斜谷道,盖由关中南向而言,犹如傥骆道之称为骆谷者也。此道通达已久。《华阳国志》卷十二,《序志》引《蜀纪》云:“三皇乘祇车出谷口,秦秘曰:今之斜谷也。及武王伐纣,蜀亦从行”。“黄帝乘祇车出谷口”之说,姑且不论,“武王伐纣,蜀亦从行”大概不会有问题。《华阳国志·蜀志》云:“七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时当战国初期,七国争雄于中原,蜀国如欲北出,必经褒斜,故以褒斜为前门,可证褒斜之间是有道可通的。熊耳在今四川省青神县西十五里,灵关在今四川省西昌县。《太平寰宇     

共产国际和中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

1927年以后,共产国际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中国革命的文件,其中有些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分析和决策是正确的。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的“训令”和“指示”,脱离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这些错误的东西对于中国共产党内左倾盲动主义的接连出现,有重大影响。特别是1931年到1934年的王明左倾错误,实际上就是国际路线。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又是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发展变化的时期,可分为前期、中期和后期加以研究。1.“二战”前期(从中共“八七“会议到“六大”)。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配合工程建设的考古发掘及考古报告的整理编写工作

湖北是一个文物大省,历史文化资源极其丰富,各个时期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星罗棋布。由于这里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中心区域,所以楚文化的遗存尤为丰富。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家基本建设工程蓬勃开展,不仅项目多,而且规模大。涉及湖北境内的,仅国家级建设工程就有长江三峡工程、京珠高速公路工程、京九铁路工程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等多项。